Ⅰ

　　有时我们会认为那些翘首以盼的事情——一次拜访，一场婚礼，或是新的一天——并不存在，不过是一种期待。如果有，它们就会发生，但是在发生之前它们几乎什么也不是：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不妨将这些事叫作期待中的微型复制品。

　　以这种态度看待生活曾经让我恐惧，逃离成了不可遏制的欲望，这种欲望不可理喻，压倒一切，历来似乎只有进入宗教生活才能求得超脱：放弃世俗生活，披上袈裟，心无杂念地守着千篇一律死一般的日子，死亡逼近时也就没有了恐惧。生活中的我早已身心憔悴。

　　现在，我还是这样看待生活，心里却没有了恐惧。大自然对我已失去了兴趣，它心安理得地看着我四处飘零；它不再狠狠刺痛我的心，我也就无需迫不及待地让自己从生活中消失了。

　　重要的是我发现了巴纳比和巴特比。他们日复一日整天徘徊在阿贝街边的门口。巴纳比和巴特比只是我给他们的称呼，至于他们的姓名，我一个也不知道。他们一定有地方可以栖身。在冬天，他们八点钟就从门口消失了，到了夏季，他们会迟走一个小时，但他们是怎么走的我却从未见过。他们似乎一去就无影无踪。想跟他们近距离接触，又怕打扰了他们，而且，他们恐怕是不会在被人注意的情况下离开的。清晨是最忙碌的时刻，他们得全力以赴，在垃圾收集车到来之前，将所有的垃圾箱翻拣一遍。他们从不会去翻拣同一个垃圾箱，也不会站在同一个门口，只是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会在公共厕所内碰到一起，即使这样，他们也要保持一段距离，站在红色自动磅秤两边，背对着墙，头上方的黑色箭头指向便池的方向。

　　他们似乎每隔两个小时就要换一个门口，而且常常能在同一时间到达同一个门口。我原以为他们是不是会根据太阳来判断时间，后来才注意到，不管见不见到太阳，他们都能换。他们的装束大约是十五年前流行过的款式，长长的外套，腰上系着带子，背后打着结。我一直想去问问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又怕他们不回答，反自讨没趣，也就不了了之了。偶尔有陌生人向他们打听公交车驶出阿贝街的时间，他们一律拒绝作答，方式也各不相同。年轻矮小的巴特比会动动靴子，将脸转向一边看着地面，而巴纳比会透过钢架眼镜，将目光盯住对方。除此以外，对门外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反应平淡，毫无兴趣。他们绝对遵纪守法，以至于警察巡逻，也绝不会多看他们一眼。

II

　　就在我开始注意巴纳比和巴特比的这年冬天，我和凯特·欧马拉在诺拉·莫兰家邂逅相遇了。

　　诺拉·莫兰是个画家，经常举办聚会，凡是她认为有望收购她的画作，能从各种基金会为她筹措经费，助其得名成家的人皆在她的邀请之列。诺拉与他们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关系。在毗邻绿色公园的某个咖啡屋里，诺拉会用几个小时跟我们大谈她经济上的苦恼，谈得咖啡也冷了，杯子也撤了，所以，我们就会拿她打趣：“今天我看到诺拉了，她的情况很糟糕，潦倒得只剩最后三套住宅了。”在我们眼里，她是个成功而富有的女性。我们心甘情愿为她所用，犹如被用来遮盖六月游行大道边的土路而铺在路面上的锯屑和被砍伐的杜鹃花一样，尽管如此，她的聚会我们还是得去。她总是把工作早早地做在前面，你只好恭敬不如从命。说白了，只要她决心已定，纵然使尽浑身解数你也休想溜之大吉。年轻女性从来不是诺拉垂涎的锯屑或杜鹃花，所以在临近圣诞节的一次聚会上，一位年轻女人的出现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她身材高挑，风姿绰约。

　　“你好，” 她立刻向我招呼，“我叫凯特·欧马拉。”

　　“你怎么到诺拉家来啦？” 寒喧了几句我问道。

　　“我曾在纽约一家杂志社工作，” 她说，“编辑是诺拉的朋友，我们去年为她做了个人物特写。我来都柏林的时候，大家都叮嘱我一定要来拜访她。”

　　“你是到这儿来度假的吗？”

　　“不是，” 她笑着说。“说了你也许不信，我是来搞创作的。”

　　这里空间小，声音杂，说话的人多，谁也听不清谁，所以，当我看到诺拉·莫兰朝我们这边走来的时候，我赶紧问道：“哪天晚上我带你出去好吗？”

　　“好吧，” 她有点意外，回答得不干不脆。

　　我刚记下她的电话号码，诺拉就来到了我们中间。“你们俩在这儿搞什么鬼啊？” 我们对笑了一下，然后我说：“凯特和我正说着她为你做人物特写的事呢……”

　　无需多说，这个话题对诺拉来说可谓正中下怀。

III

　　“你为什么那么害怕让诺拉知道我们要一起出去的事呢？” 这是第二个星期六我们在餐馆刚刚就座时凯特问我的问题。

　　“她会跟着我们去的。”

　　“我可不信。”

　　“这是真的。她恨不得能控制整个世界，” 看到凯特手上没有戴戒指，我接着问道：“你结过婚吗？”

　　“没有。你为什么这样问呢？” 她举到嘴边的汤匙又停了下来。

　　“没有为什么，也许我不该问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美国人一般都会有好几次婚姻经历的。”

　　　“这话我母亲听了肯定会生气的。我们家原来都是天主教徒，很多人做过修女或牧师。‘我们家的人从来不离婚’是我母亲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这与你到这儿来有关系吗？”

　　“有那么一点吧。爱尔兰给我们家留下的是一种乡愁般的记忆，她让人牵肠挂肚，愁思百结。我说，还是让我去爱尔兰看看，以了结大家的心愿吧。这种想法容易得到家里人的同意,如果是去万恶的巴黎，家里准是一片反对声。古老的都柏林雅致，洁净，我才得以成行。”

　　“你看上去也非常可爱，” 我由衷地说道。

　　“我们各付各的吧，这个地方可不便宜呢，” 她在账单送来的时候说。

　　“这次我请客，下次你也可以带我去玩啊，” 到了外面我又说：“从这里过去也就几条街的距离，我陪你走回去吧。”

　　她住在乔治亚旅馆，在通向门厅的一段花岗岩阶梯下，我俯身吻了她，她并不回避，但表明只是出于晚间道别的礼节，仅此而已。

　　 这不称其为拒绝的拒绝让我非常难堪。“你以后晚上还能再出来吗？” 我问道。

　　“当然，” 她说，“我下次一定带上你。你什么时候方便呢？”

　　“下周六好吗？”

　　她想了想说：“好，那就下周六吧。” 她从手提包里拿出钥匙，向我挥了挥手。

　　就像老年人只要有人陪伴就会感激不尽一样，在那个漫无目的的冬季，只要外出，我们总是形影不离。有一次，我们破例谈到了男女间的事。

　　“你跟其他人有那种情感上的关系吗？” 一天晚上我问。

　　“有啊。”

　　“他是住在都柏林吧？”

　　她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了我，我认识他，知道他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们是在诺拉·莫兰家里相识的。

　　“他梦寐以求的是一个真正具有爱尔兰特色的爱尔兰，不受外部影响。他属于那种特别反美的人，我跟着他经常受气，” 她解释说。

　　“你打算嫁给他吗？”

　　“不，” 她笑了，“我还不至于疯到那个程度。”

　　“但是你们已经是双飞双宿了呀？” 我感到失落，还有几分忌妒。

　　“这没有假。但是我们的关系并不好。他总是天不亮就离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而且，只有在他愿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一起。但我时时刻刻总想着他。”

　　“请你别说了，” 我说。她的这种坦率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本来不想说，不过，有时候把这些话说出来心里也就舒服多了。”

　　自打那天晚上以后，她一定是察觉到了我的欲望和嫉妒。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打听她在我们约会以外的生活情况，她不是闪烁其辞，就是尽量把她的生活说得枯燥乏味。我们见面时，她总是穿着最普通的衣服。

IV

　　说来讽刺的是，再次和诺拉·莫兰相遇，我觉察到了她争风吃醋的眼神。

　　“现在要见你很不容易啊，” 她说。“听说你和凯特倒是经常见面。她可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女孩子。”

　　“我们难得见一次面。人言可畏呀。我本想给你打电话，只是怕你忙。”

　　“那我们今天能把手上的事放一放吗？最近我打算去趟农场。我们就开车去吧。”

　　“我整天都有空的。”

　　 我们开着车出了城，四周薄雾笼罩，天气即将转晴。诺拉的车很宽敞，里面镶着红木板，温馨怡人。她开得很快，车技很差，还不停地将目光从路面移开看我的反应。

　　“你看到远处的那棵山毛榉树吗，诺拉？” 当我们驶入乡村的时候我才开始和她说话。“它的树干让我想起了在你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某种形状。” 这时，诺拉又想调头，为了挡住她，我赶紧把身子向挡风玻璃前靠过去。汽车摇摇晃晃，总算开到了房子前面一条长长的砂石道上，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放眼望去，这里是一片片肥沃的土地。“我总是在这上面赔钱，” 她说，“又舍不得卖掉它。我父亲白手起家，好不容易建成现在的样子。我想，如果他能重返人间，一定会对这儿的一切感到满意的。”

　　“这毕竟是实实在在的投资。”

　　“ ‘不要做傻瓜，不能存现金。’是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老话。你肯定也会喜欢我父亲的。” 她说，“他这人就是了不起。如果在餐桌上他用叉子去喝汤，其他人一定会如法效仿的。‘我们都被你洗过脑了，莫兰先生。’园丁老麦克尔常常对他说。只有他才敢这样对我父亲说话，毕竟他跟随我们多年了。”

　　我们见过了牧工和两个农场工人后走进高大白色的房子，参观了一个个房间。诺拉的画作和她父亲购买的画并排挂在墙上，值钱的不少。诺拉非要我发表意见，我告诉她我从小缺乏绘画熏陶，所以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喜欢这房子里的一切。夜深了，我用木头在餐厅里生了火，诺拉做了奶酪西红柿三明治。我们吃着三明治，诺拉从地窖里拿出的半瓶红酒也被我们一喝而光。

　　“你就不想结婚了，诺拉？” 我不想显得过于被动才问了这个问题。

　　“不是不想，只是没时间考虑。不过，有时候我倒真的希望身边有个人，一个男人，年轻，有事业，一个学者，或者年青的艺术家。我会把他留在身边，我们彼此不会要求对方什么，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身心疲惫的时候能依偎在他的身旁。” 她紧紧地盯住我，这让我很不自在，我只好把话题又转到了她的画作上。

　　她讲起来滔滔不绝，我什么也没听进去,只是勉强说几句敷洐的话，到我们离开的时候，连敷洐都显得是多余的了。开车回城的路上，四周一片漆黑，我却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得用眼睛盯着前方被车灯照得通亮的空空的马路。车近城郊时，只见教堂尖塔上衬着桔黄色钟面的黑色指针刚好定格在十二点十分上。

　　“我先看一下母亲然后再送你回家，你不介意吧？” 她说，“不跟母亲道个晚安我心里总不踏实。”

　　“我当然不介意。”

　　汽车过了拦畜沟栅，开进了一个大院，四周是豪华公寓。诺拉将车停在了路边。

　　汽车引擎还没关，她就按起了喇叭，一位虚弱的女人穿着睡衣出现在一楼的窗口。“晚安，母亲。” 诺拉摇下车窗，挥了挥手，又按了一下喇叭，老太太也朝她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

　　“让母亲住在这个地方得花不少钱，可是她从不知足，还不停地发牢骚。父亲一身傲气，从来不肯承认他一生中真正的败笔就是他的婚姻。她跟他根本就合不来。”

　　“就让我在这儿下车吧，诺拉。我想下去走几分钟。” 说话时她已经快把我送到绿色公园了。

　　我们俩像顽皮的孩子似的做了个鬼脸，挥挥手互道了晚安。这一天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但又给我服了一份清醒剂，我甚至原谅了自己的被动。这一天的点点滴滴表明，巴纳比和巴特比的生活方式跟我才最接近。

　　想到巴纳比和巴特比站在门口的情景，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回响在这空旷寂静沉睡着的城市，我的心似乎得到了些许安慰。

V

　　现在，我对巴纳比和巴特比有了更浓厚的兴趣。冬天刚过，炎热的夏天就匆匆而来，钢架眼镜的后面，巴纳比蜡黄的脸色依旧，而巴特比倒是神采奕奕地站在门口，穿着外套，紧勒着腰带，黑黑的他看上去倒像是刚刚才从海边归来。

　　时隔不久，巴纳比头上惹人注目地戴起了一顶女孩子在雨天骑车用的黄色塑料帽，还做出些让人想不到的手势。我想，闷热的天气难免让人躁动，我也该去度假了。我突然想去儿时玩过的海边，也就不想到国外去了。于是我给在斯莱戈的吉米·麦克德莫特写了信。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参加舞会，然后带着小舞伴，去过多利芒特，去过豪斯。那些夏天真是无忧无虑！后来，他去了斯莱戈，我们也就渐渐疏远了。我在信中告诉他我要去斯莱戈度假，要他为我找间便宜的客房。他回信说他自己就有空房，还说我能去他很高兴。也就在此时，凯特·欧马拉跑来告诉我说她和男朋友吹了。

　　“到底怎么啦？”

　　“他结婚了，报上登了照片，有五彩纸屑，还有翻领上的康乃馨，” 她口气哀怨，令人动容。“他居然有脸跑过来告诉我，并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没能发展到那一步表示道歉，说得冠冕堂皇，无非是想我祝福他罢了。”

　　“你对他怎么说的呢？”

　　“我让他他妈的下地狱。”

　　“做得对，” 我说，“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呢？”

　　“居然被人家甩了，觉得丢脸啊。”

　　“早知道还不如我们在一起，现在也许都已经结婚了。”

　　“谢谢你这么说，” 她终于笑了，“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告诉她我要去斯莱戈度夏了。“你过一段时间说不定也会来的。” 我说。

　　“这可不一定。我必须工作。近来我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做。”

　　“我会写信给你。也许你会改变主意哦。”

　　她脸色苍白，显得非常憔悴，招了招手就走了。

VI

　　吉米到斯莱戈车站来接我。他已开始发福，头发稀少的地方露出了光亮。在出租车停靠处，打牌的搬运工和司机跟他打着招呼，我想他在这儿一定吃得开，就像过去他在其它地方一样。跟他走在一起，仿佛时光倒流，往昔共同的生活又回来了。

　　“住宿不好找，给你添乱了，” 我说。

　　“见外啦。老鸟非常开心。那儿的房间通常是不空的，但这个时候人们都出去度假了。”

　　“老鸟” 是姐妹俩，五十多岁，她们在码头边有一套很大的石头房子，吉米就住那里，也是我度假要住的地方。房子是她们在加利福尼亚担任高级神职人员的哥哥替她们购置的，墙上挂满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基督诞生像和宗教画。房子里一股出租房才有的气味，有菜香，有脚臭，有汗味，还有刺鼻的玫瑰酱味。桌子上铺着漆布，放着褐色的瓶子。

　　吉米给我做了介绍并领我看了房间之后说：“她们在宗教上是有点狂热，但她们都是好人，不会给你找麻烦的。也不容易，她们要为三十多个人做饭呀。” 离开的时候，他学着别人的样子把圣水洒在了我的身上。房子里有一座高大的圣母玛丽亚塑像，双腿间有一个洗礼盆。那天晚上到此喝茶的至少有三十个男人，他们边吃边闹谈笑风生，可他们脸上流露出的却是忧虑、不安，相互间充满着敌意。

　　后来，在去酒馆的路上我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吉米。“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他说。他非常激动，急切地想了解城里的情况，甚至还问到了巴纳比和巴特比，他称他们是“阿贝街的绅士。”

　　“你怎么会记得他们呢？”

　　“我也不知道。在城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们。自打来这儿以后我就开始牵挂他们了。”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因为，” 他放慢了语速说，“他们更能体现我们的生存方式。”

　　“你现在还怀念城市生活吗？”

　　“我也说不准。不过，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么说吧，离开了城市，我的生活也就结束了。城里各种可能性似乎都有，现在我知道一切都木已成舟了。”

　　“嗯，那个叫玛丽·乔的女孩呢？” 我指的是一个肤色黝黑的女孩，她长得好看不说，还特别招人喜爱。

　　“水晶舞厅、民族舞厅、米特罗波尔舞厅、克莱瑞舞厅。” 他嘴里重复着他们曾经去过的舞厅。“她去英格兰了。”

　　“你怎么不把她留在身边呢？”

　　“也许还没到那一步。当时似乎有的是时间，没有抓紧。我去伦敦看过她，她在利特尔伍兹工作，和一个结了婚的英国人同居了。”

　　看得出他受了打击，人也变了。“你在这儿有相好的吗？”

　　“有啊。在都柏林可以有好多选择，但是在这里到手的东西你就得紧紧抓住。这里的女人特别少。” 他的话音中透着愧疚。他的女朋友黑黑的皮肤，长得很漂亮，我在场时她一声不吭，但只要单独和吉米在一起就会活跃起来。

　　“那么你有女朋友了吗？”他问道。

　　“没有。倒是有个美国女孩，不过我们只是朋友，不谈男女私情。” 看他不相信我的话，我补充了一句说：“说不定她也会到这儿来的。”

　　蓝锚酒吧正在上客，大家看到吉米都要点头招呼，其中不少人还给我们敬了酒。这时老渔夫杰克·凯利进来了，人们挪出中间的地方让他和吉米坐在了一起。他们都是新成立的啤酒客协会成员，杰克·凯利任主席，吉米任秘书兼财务主管。城里的酒吧老板已经就啤酒销售的最低价格进行了协调，决定涨几个便士，成立啤酒客协会就是为了抵制价格的上涨。他们到酒吧游说，保证啤酒客协会会员只去那些按原价卖酒的酒吧。酒吧老板意见不可能完全一致，已经有包括蓝锚在内的六家酒吧同意恢复原价，蓝锚还成了啤酒客协会的总部所在地。在我交纳会费的时候，杰克·凯利在一旁一声不吭地看着，吉米在蓝色的儿童练习本上写下了我的姓名。随后我们就离开了蓝锚酒吧，开始巡查那些按原价卖酒的酒吧。

　　几天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们站在斯莱戈大桥上，港湾里停泊的船只尽收眼底，远处拦河坝下白浪滔滔，波涛中水草摇曳，鱼群穿梭；窗台或酒吧的板凳上有我们阅读晨报的身影；罗斯和斯特兰希尔的海边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晚上我们常去港口球馆打手球，手打肿了，肌肉打酸了，这么多年的时光似乎也打跑了。我们仿佛回到了围着铁丝网的校园里，追着小小的橡胶球，奔跑于球馆和棒球场间的菜园，那黑黑的土地上依稀可见残留的卷心菜根。后来，我们总是先在蓝锚酒吧集中，夜间出发到那些同意按原价卖酒的酒吧进行巡查，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因为同意按原价卖酒的酒吧越来越多了。

　　“你看这势头就像野火一样，” 一天晚上我对吉米说。我们踉踉跄跄地从最后一家酒吧里走出来，那天喝了六七杯啤酒，话就多了起来。

　　“还是观察一段时间再看吧，” 吉米说，“这儿的事情从来如此，来得猛，去得快。”

　　从此开始，吉米认为协会已经站稳了脚跟，所以每周会有三个晚上见不着他的身影。他带着自己的女朋友不是去看电影就是去跳舞，这可急坏了杰克·凯利。

　　“吉米就要打起他的白旗了，” 他带着埋怨的口气说，“今天晚上他又来不了啦。你们看我说的灵不灵，他就要被脚镣拴起来了。”

VII

　　如果不是给凯特·欧马拉寄了明信片，这样的日子说不定还会延续好几个星期。信中我告诉她我在海边很愉快，如果她改变了主意也想来，只要写封信就行。结果她发来电报，说第二天就乘早班火车到。我为她在斯特兰希尔的一家小旅馆预订了两间单人客房，和吉米一起接她下了火车。她戴着墨镜，穿着蓝色无袖全棉套装，趿着凉鞋。

　　“吉米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先去喝一杯，再吃点三明治吧，” 我说。看得出，有吉米在场，她不高兴。

　　“我在火车上吃过午饭了。”

　　“没关系的，喝点饮料也行啊，” 吉米说。我们为她拎起了包。

　　“饮料我也不能多喝，” 她笑了一笑，还是不自在。

　　“那你总得喝点什么啊？” 到了酒吧我问她。这里离火车站较远，安静，只有三个搬运工，他们吃了午饭拿着报纸正在议论当天的赛马。

　　“那我就喝点吧，” 她慢慢地随和起来。“给我一杯爱尔兰咖啡好吗？”

　　 在那样的场合说什么都会尴尬，吉米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下手表就站了起来。“总得有人去工作才行啊，” 他嘴上笑着，心里却不高兴。

　　“我明天或后天就会回去的，” 我说。

　　“我会替你把信收好的，” 他说。

　　“你最近好吗？” 只剩我们俩的时候我问她道。

　　她又把分手的事说了一遍。她现在无法工作，无心看书，只好去绿色公园。她戴着墨镜，坐在天热时才摆放在喷水池边的帆布躺椅上，看着身边走过的人，回忆在纽约的生活。好不容易才让心绪平静下来，又给诺拉·莫兰撞见，被拽到乡下去了一天。这一天简直就是我在乡下那天的复制。

　　“那些工人在她面前也太低三下四了，”凯特愤愤不平。

　　“可他们觉得无所谓，他们本应如此，”我说。

　　“美国的工人是绝对不会像他们那样的。”

　　“拜托，我们再这样争下去就赶不上汽车了。”我有些不耐烦了。

　　“诺拉的事你难道就不想听？”

　　“想是想，但你应该知道，诺拉每天都需要不同的人，就像有些人每天都需要喝威士忌酒一样。”

　　“她没事就煲电话，就在前几天的晚上，她又在电话里说着自己的事，我把电话搁了她竟然都不知道，等我再拿起电话时，发现她还在电话里说着话。”

　　“既然到了这里，”我抓住她的肩膀说，“你就可以安心了。”

　　“你不知道我来这儿有多高兴，”乘车的时候她对我说。我们在旅馆对面的教堂边上下了车。身材高大又不苟言笑的科斯特洛让我们在登记簿上签了字，把我们送到了不同楼层的客房。

VIII

　　第二天早晨钟敲了八点我才醒。这是个礼拜天，我们几乎同时到了楼下。她披着黑色的网格头巾，戴着皮手套，手上拿着带有烫金十字架的弥撒书。

　　“吃早饭前你要去做弥撒吗？”我问道。

　　“是的，”她的笑像少女一般轻盈。

　　“我也去，”我说。她看了我一眼，觉得惊奇。我又说：“这样也可以在这儿留个好印象。”我们穿过街道，和其他做弥撒的人一起向教堂门口走去，门前一条白石大道，两边长着一排排鼠剌。我想起了她曾经说过的话：“我虽然不那么虔诚，但怎么说也是一个天主教徒，否则有些想法我会受不了的。”而我，跪在她身边也好，坐着站着也罢，眼前的教堂和此刻的时光总让我觉得虚无缥缈，我仿佛置身儿时的教堂，在昔日的早晨，徘徊在无尽的长廊上，圣坛左右的厢房，窗台上的松柏冬青，肃穆而安详。

　　“我们会让你重新昄依宗教的，”她一边朝我洒着圣水一边开玩笑地说道，随后我们就走出了门廊。

　　“一旦失去了它，你就不能再走回头路了。问题是你无法想象你会成为另外一种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你就完了。”

　　“如此说来，这一点我也做不到。”

　　“我想我们该去吃早饭了。”我们很快就离开了，留下了那些还在门口握手的人们。

　　平心而论，礼拜天对我来说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新体验。第二次弥撒要在一个小时以后钟声响起的时候才开始，而我们已经做完了礼拜。如果是在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换下笔挺的礼拜服和鞋子去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我们可以打橄榄球，可以玩投硬币游戏，也可以去河边，我们期待着一整天的玩耍，却又不情愿立即就开始。

　　我们来到海边散步。令人惊奇的是，凯特的容貌在波涛汹涌的海洋的衬托下更加秀丽。海边一门大炮的炮口指向大海，刻在木制炮座上的首字母已依稀难辨；清晨，高尔夫球道上人头攒动；海滩上孩子们挎着篮子，玩着皮球，岩石边站着照看他们的爸爸和妈妈。

　　“我们可以拥有这一切，还有很多很多，”海浪轻轻地说。

IX

　　这是个炎热的礼拜天，来海边的会有我的亲戚，也会有我的相识，这样走来走去，难免会在旅社或海滨大道撞见他们。

　　“下午还有五六个小时，我不能在海边再呆下去了，”吃午饭的时候我对她说，还跟她做了一番解释。

　　“瞧把你吓的，你就这么见不得人吗？”她毫不客气地问道。

　　“到我这个年龄还见不得人不要被人笑话吗？只是觉得很难和他们沟通。”

　　她没有再说话。我说：“如果你觉得勉强就不必跟我走了。”

　　“你要到哪里去？”

　　“这儿有个无顶教堂，很古老，只是远了一点，在这儿看不到，我想去那儿看看书。”

　　“我也想去——如果你不反对的话，”她说。

　　“你去我当然开心啦。”

　　我们一边走一边看着向海边缓慢移动的车流。无顶教堂离旅馆有两里路程。起初，我们还能在旅馆附近的山谷里看到一圈圈的帐篷，后来，帐篷越来越少，孤零零的，到最后，眼前就只剩野草、沙石和兔场了。教堂断壁残垣，墙缝里长出的一棵长春藤上突然飞出来几只小鸟。我们在一丛海蓟旁坐了下来，周围一排排匿名的石碑。远处，海岸警卫队旗帜迎风招展，拥挤的沙滩上蠕动着黑色的人影。

　　“在美国，”她朝灯塔看了一下说，“他们敲着钟来提醒过往的船只。如果是在阴天有雾的黄昏，那怪异的钟声响起来，好像是在告诉人们漂泊的游子再难归来。”

　　“你说的没错，”我又重复了一遍。此时的我千言万语却只能无语。

　　我们开始看书，而我们之间的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倒更加紧张了。我注视着海蓟上白色的光片、古老的教堂、诺克纳里山丘，还有一望无际的大海，隆隆的海浪声中传来的是海鸟的叫唤和孩子们在远处的喧闹，炽热的阳光，古老的礁石，一切都在焦急地等待。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之间紧张的关系，如果我们可以彼此相亲相爱，这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这整日的时光，这大海，这天空，还有那更遥远的地方。

　　“在这个国家心情太压抑了，人会发疯的，”她突然说道。

　　“为什么？”我把头慢慢地抬起来。

　　“你看人们到海滩来就这样坐着。在美国，他们会玩倒立，打排球，或者去冲浪。我是个有话留不住的人，你不介意吧。”

　　“我才不会呢。”

　　“这就不对了。你应该介意的呀。”

　　“我是不会介意的。”我想，如果是巴纳比和巴特比，我们之间就不会有如此大的分歧了。

　　“凯特，”我突然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情人呢？”

　　“不。”她笑着摇了摇头。

　　“你现在是自由人。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可以多一点，即使没有结果，也不会失去什么的呀。”

　　“不，我看你不是那样的人。我不能做你的情人。”

　　“为什么呢？”

　　“我不能这样做，对不起。”她摇了摇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是那种关系。”

　　她的话让我心里很难过——我和诺拉·莫兰雇佣的工人一样，跟她原本就不是在同一个环境中长大的，这是明摆着的事——但我还是追问了她一句：“你是说我们就不可能在一起了？”

　　“我很喜欢你，但我们之间有那种关系叫我怎么也接受不了。我觉得我们相似的地方太多了。”

　　“这个问题我一定得问清楚，”虽然我承认不是她的对手。她对我不屑的样子就像不吃贝类或肉类食物的人对那些东西嗤之以鼻一样。从前有一只鸲鸟，将教堂下面黄色的街灯误认为是白天的象征，居然在午夜教堂钟声响起的时候亮开了它的歌喉。

　　几个小时之后，汽车纷纷驶出沙滩下山回家了，在一片倦怠的暮色中，我听到她轻轻地对我说：“但愿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因此而受影响。”

　　“不会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就像现在这样反而能有更多的机会。我们的关系才刚刚开始呀。”

　　“我可看不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X

　　第二天是个下雨天，海边刮来阵阵雾气，站在旅馆里，看不见教堂。细雨飘在脸上，柔柔的；打在身上，湿湿的。上午，我先到前面的酒吧打了会儿台球，后来和吉米通了电话，跟他约好了在斯莱戈见面。

　　“我要去一趟斯莱戈。你去吗？”吃午饭的时候我问她。

　　“为什么？”

　　“吉米和他的女朋友要去看电影，他问我们能不能一起去，然后再陪他们喝一杯。”

　　“就像出双入对的情侣那样亲热吗？”

　　“哎呀，你不去就是了。”我说。我们谈起了诺拉·莫兰。我们越谈就越觉得诺拉虽然极度自负，却也不失真诚，和诺拉相比，我们在海边的生活倒是逊色多了。

　　“如果诺拉知道我们在说她，耳朵根会发热的，” 我们结束谈话时她笑着说。

　　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看书。窗外，路面被雨水冲刷得乌亮，雾气中，一根根雨线像是受了诱俘般从空中抖落。用茶的时间到了，大厅里响起了低沉的锣声，我们又到了一起。

　　“你还没有改变主意啊？”我小心翼翼地问。

　　“你听我说，”她说，“我要你为我做点事，斯莱戈你就不要去了。”

　　“但我不能不去，我答应吉米了。”

　　“打个电话给他不就行了吗。”

　　“他住的地方没有电话，而且他现在也已经下班了。”

　　她吃得很慢，如果等她吃完，我恐怕就赶不上汽车了。

　　“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我说着就站了起来。

　　“这么急着走吗？”

　　“五分钟左右汽车就要到了。”

　　不知道为什么，她把刀叉并排放在盘子上，起身从大厅的弯木架上拿起雨衣，跟着我冲进了露天的雨中。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谁也不愿意讲话。汽车慢慢地开了过去，我们等着它从炮台调头。此时，绵绵的细雨飘飘洒洒，远处，咆哮的海浪撞向岸边，发出隆隆的巨响。

　　“你就下定了决心不肯跟我一起去了？”听到汽车开来了的声音我问她道。

　　“我不会去的，”她摇了摇头。看着在雨中闪烁的黄色车灯，她突然拉住我的袖子很认真地对我说：“请你不要上车，就算是为了我。”

　　“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我问道。只有深深爱着的人才会任性地提出如此多的要求。她到底是口头上说说呢，还是出于爱的牵挂,或者是工作的拖累？

　　“我反正不会让你去。”

　　“我不好不去的，”我说，“但是我可以乘下一班车赶回来，一个小时后我们就可以去喝一杯了。”我在她手臂上捏了一把，上了汽车，买了票，又回头看了看，汽车已经换档加速开始爬山了。雨还在下，窗外云山雾罩，她还站在那儿吗？还是已经回旅馆了？哪里能看得清呢。我给人家留下了创伤，内心感到不安，但是，她的要求也太不近情理了；我想不通，只有一句“如果你曾经爱过她，一定会留下来”萦绕在耳边，淹没了汽车轧轧的机械声。不过，所有生命在濒临绝境时都会显得无可奈何，它们只能将孤枕难眠留给心爱的人，将漫漫长夜留给命在旦夕的人。

　　我坐在汽车上，仿佛从很远的时空中穿梭而来。还记得小的时候，看到售票员伸过来的手，我竟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站起来握住了他的手，弄得满车的人哄堂大笑，居然还有人为我喝彩。“我是跟你要车票钱的，” 售票员说。他虽然带着笑容，但这样的场面把他也弄得不知所措，我们俩都很尴尬。

　　汽车行进在被细雨淋湿的暮色中，仿佛穿越了跌宕的岁月。那是八月的一个黄昏，我们度完暑假踏上了回家的征途。汽车停靠中央站的时候，麦克尔·亨利上了车，他披着衣服，戴一顶有绿翅鸭毛配饰的毡帽，依旧风采当年。他在美国呆了几年，回家买了一爿店和一个农场，娶了老婆，生了孩子。我们在他店里还开了户头，每年的圣诞节他都要给我们送上一瓶红胸鸟酒和一听雅各布无花果卷。

　　“麦克尔，怎么都准备回家啦，这阵子在海边没见到你啊？”我父亲问。

　　“我这不是昨天才来嘛，”麦克尔·亨利一边回答一边将他的小皮箱放上了行李架。

　　“怎么这么快就回去呢？”

　　“我知道大海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只是昨天晚上我感觉不好。家里能凑合，不要有钱没处花，硬去住旅馆。这是美国人的教导。”

　　一路上他和我父亲坐在一起，谈美国，谈欧洲的战争。仅仅几个礼拜之后，我却穿着红白相间的丧服，跟着牧师去护送麦克尔·亨利的灵柩了。牧师念着祈祷文，从我手捧的铜罐里洒着圣水。

　　突然，那死者上了车，那活着的女人追出了旅馆，风雨中纠缠着不让我去斯莱戈，而我已经登上了去斯莱戈取信的汽车。巴纳比和巴特比，即使现在他们还是站在都柏林街边的门外，从容地注视着白日从眼前消逝。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时空中载浮载沉，难以分辨，恒远的苍穹下，人事依旧，无声无息，怎么还会有人心甘情愿去经受痛苦的打击呢，我一时也弄不明白。我们都在门口等待。

XI

　　我直接从车站去了蓝锚酒吧，看了吉米寄来的信，遇到了几个啤酒客协会会员，他们计划近几天晚上用车运两桶啤酒去斯特兰希尔，他们要在海边挖蛤蜊，开晚会。我是不可能再加入他们的圈子了。看着大家都在为自己开溜找借口，我要乘下一班车赶回斯特兰希尔，吉米要去影院接他的女朋友，杰克深情地拍着我们的肩膀说：“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日子就快结束了，不要多久她们就会用脚镣把你们给拴住的。”

　　“我们另找一个晚上去好好乐一乐，”吉米和他的女人在我离开影院时对我说。

　　“行，”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想着尽快溜之大吉。雨越下越大了，雨滴在车前灯的照射下仿佛黄色的石粒一颗颗地掉落下来。我急忙穿过旅馆外面一片水汪汪的沙土地，发现她不在楼下，就去了楼上的客房，科斯特洛的眼睛跟着我，我注意到了他充满怀疑的目光。我敲了门，但是她没有回答。

　　“你在吗，凯特？”我轻轻地叫了一声，里面传来了她的哭泣声。

　　“我乘车赶回来刚到。你出来喝点东西好吗？”

　　“不，谢谢。”

　　“我赶回来就是为了看看你。你真的就不想出来了吗？”

　　“不了。谢谢你。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我顺着狭窄而嘎吱作响的走廊慢慢地下了楼，在百般无奈中等待着黎明。

XII

　　有了前晚的事，我真不愿意去面对天亮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所以我拖了很久才下楼，到了大厅一眼就看到了她的行李。她要离开了。

　　“看来欧马拉小姐决定今天走了，” 我漫不经心地对科斯特洛说。他像往常一样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照看着箱子。

　　“她让我转告你，她已经结了账就要走了。”听他的口气好像她的突然离开是由于我的原因。

　　她已经吃了早饭。我一边吃一边想，与其留下来继续看科斯特洛的脸色，还不如趁早离开。当初我就不该来。她居然也不告诉我一声，这让我感到很愤怒，于是我也决定立刻就离开。她只有乘十一点的汽车，那我就和她一起走。

　　“结账。我退房了，”我对科斯特洛说。我们彼此还在较着劲，他没有答理我，装模作样地查了些票据，把一周的账单递给了我。我虽然恨他，还是强装着笑容。“我在这儿只住了四天。”

　　“可你预订的是一周。”

　　“那好，请你把房间给我留着。”我把钱付清了。“我明天还来这儿住。”听了这话，他终于按捺不住了：“不，这里不欢迎你这种人，”说着就把多收的钱退给了我。

　　我坐了下来，等着汽车从炮台调头。大海在远处咆哮，雨后的早晨空气清新，晴朗的蓝天上白云飘飘。她等汽车快到了才出来，显得很紧张，好像没有睡觉，见了我吃了一惊。科斯特洛为她提着包。他们彼此道过别站在一起，我决定和他们一起候车。

　　“我也决定离开了，”我说。这时她转过身去对科斯特洛说：“科斯特洛先生，不麻烦你和我一起等了。我现在很好。你真的什么都不想要吗？”他再次拒绝了她，和她热情地握了手，进了旅馆。她一声不吭，还是我打破了僵局：“你应该告诉我一声，给我一次机会。”

　　“要那么认真干嘛呢？”

　　“不，不是说认真，但是为什么要弄得大家都难堪呢？”

　　“对不起，”她说，“我只得这样做，没有其它办法。我可没有要你也离开啊。”

　　车来了，上面空无一人，售票员让我们将包带上车放在前排的座位上。汽车嘎吱嘎吱地开走了，任凭海浪咆哮，发出越来越大的声音。

　　“他是不是收了你一周的住宿费呀？”我问。

　　“我给了，但是他没收。”

　　“这个混蛋。”我笑了，“他想跟我收的。”

　　我想让她谈谈前晚的事，谈谈我们在诺拉·莫兰家第一次相遇后所发生的事，但我知道如今希望几成泡影，我并没有被感情所蒙蔽；我也没有那种魅力：不过是一粒被不合时宜地抛进瘠土的种子，不好指望它能长出什么东西来。我的沉默本身对于她就是一种责问，所以，当汽车到达斯莱戈的时候她说：“往事不必解释，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的，但不是现在。”

　　“没关系的。不要多想了。”我们继续说着些无关痛痒的话。“值得解释的事，往往是不好解释的。”

　　“我们就此分手吧，”下了汽车后她说，“对不起，你走吧。”

　　“你到哪儿去？”

　　“去旅馆。”她转过头来向我示意。“我乘两点钟的火车，希望你一到都柏林就给我打电话，到那时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

　　我才转身她就上了楼，玻璃门开了，看门人为她提着包，只见灯光一闪，门随即就关上了。她会点一份色拉，要一杯红酒，喝一杯咖啡，昂贵的亚麻布她要体会一下手感，男侍笑脸相迎，她也会笑脸相送。火车还未启动，她几乎就回到了属于她的世界，我也几乎回到了属于我的世界。

　　门口阒无一人，矗立着的是一个个空空的灵柩。

　　此时，巴纳比和巴特比准是站在阿贝街的门口，阿贝街义无反顾地接纳他们，直到夜幕降临，他们悄无声息地离开。

　　所有我曾经在诺拉·莫兰家遇到的人都站在了自己的门口，摩肩接踵的他们个个点头哈腰，笑脸相迎。诺拉从一个门口奔向另一个门口，千方百计要把所有门口的东西都带在身边。“不跟母亲道个晚安我心里总不踏实” ；麦克尔·亨利上了车，“家里能凑合，不要有钱没处花，硬去住旅馆。这是美国人的教导。” 岁月悠悠，麦克尔早已作古，但他毡帽上的鸭毛绿却依然鲜艳夺目。

　　在旅馆宽敞餐厅里坐着的凯特·欧马拉，啤酒客协会，吉米·麦克德莫特，斯莱戈最后几周的时光，金科拉酒店,还有大海……一切似乎都变得模糊起来。我什么都弄不清楚。是不是我们期待得太多。巴纳比、巴特比不会告诉你，他们不知道答案，他们只用生活表示。

　　我摊开双手，空空的。晴朗的早晨扑面而来。这里地处城边，精神病院近在咫尺，大道旁簇拥着一群刚刚恢复的病人，他们在男护士的照看下，正在修整路边的英国山楂树篱。有一个病人似乎特别开心，他拿起砍下的树枝，逐一仔细查看后发出朗朗的笑声。我仿佛感到他是在笑我空空的双手。我现在的平静难道不同样是一种精神失常吗？表现得稍微温和一点而已。

　　斯莱戈的早晨我是自由的，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可眼前美妙的事却难以实现。难就难在昼夜变更如此之快，这不，天又黑了。

　　〔译者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