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米莉娜快要来了，我的心中充满了绝望。我还没有想好做什么给她吃。我还没有当真想过这事，光是浮想联翩，像一只绕着灯乱转的无头苍蝇，脑子都快要想炸了。

　　我很怕只会想到做土豆色拉，这对她来说已经不是惊喜了。我绝不能做那个。

　　这顿晚餐的做法已经困扰我一个星期了，就像深海之中无处没有重压一样给我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不时地打起精神设计菜单，仿佛我被迫要将一枚钉子钉进石头里，仿佛我既是钉钉子的那个人也是那枚钉子。但在其它时间，我还是会在午后时分坐在这里阅读，纽扣孔里插着香桃木，书中有那么多精彩的章节，让我觉得自己也变得美好起来。

　　我可能还会像个白痴一样坐在精神病院的花园里直愣着眼睛发呆。但我知道最后还是会确定一个菜单，买食物，准备晚餐。在这点上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蝴蝶：它那之字型的飞舞是如此没有规则，它不停地拍翅振翼，累得让人不忍多看，它完全不按直线飞行，但最后还是能成功地到达遥远的目的地，所以它肯定比看上去更有效率，或者至少更有决心。

　　折磨我自己当然也很可悲。毕竟在戈耳迪之结难以解开时，亚历山大并没有折磨它。我觉得自己被这些想法给活埋了，尽管同时我还觉得必须静静地躺着，因为也许我其实已经死了。

　　比如今天早晨，清醒之前不久，也是睡着之后不久，我做了个梦，现在还记忆犹新：我梦见抓到了一只田鼠，把它带到蛇麻地，但它像跳水一样迅速地钻入地下，消失不见踪迹了。当我在思考如何准备这顿晚餐时，真希望自己能像那只田鼠一样消失在地下。我希望把自己塞进洗衣房衣柜的抽屉里，然后不时地打开抽屉看看自己有没有被闷死。更令人惊奇的是人怎么会每天早晨都起床。

　　我知道甜菜色拉可能会好些。给她来点甜菜和土豆，还有一片牛肉，如果我想加上肉的话。但一片很好的牛肉是不需要其它配菜的，单独品尝最好，所以其它配菜最好在牛肉之前上，这样它们就不算配菜而是开胃菜。无论我做什么，她也许都不会对我所做的努力有很高的评价，或许刚看到那些甜菜时她还会觉得有点恶心，没有食欲。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我将非常惭愧，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将无话可说——我能说什么呢？——只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她想让我把桌上的菜全部拿走吗？

　　不过确切地说，这顿饭并没有让我惊慌失措。我有想象力和精力，所以也许我能做出她喜欢的晚餐。我还是做过一些过得去的晚餐的，除了之前给菲丽斯做的那顿饭不尽如人意外——尽管也许那顿饭的结果是好处大于坏处。

　　我是上周邀请米莉娜的。她当时和一个朋友在一起。我们在街上偶然碰到，我一时冲动说了这话。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有一张友善的胖脸——一张很标准的脸，好似只有德国人才有。发出邀请之后，我在市里走了很久，仿佛这里是个墓地，我心平如镜。

　　然后我就开始折磨自己，就像花盆中的一朵花被风肆意吹打，却又不落一片花瓣。

　　跟一封涂满铅笔改正印记的信一样，我也有自己的缺点。我毕竟不是很强壮，而且我想就算是大力神也曾昏倒过。我一直尝试在工作时不要去想将要发生的事情，但为此我要付出如此多的努力，以至于不再有力气工作。我打电话时总是心不在焉，以至于总机接线员拒绝给我接通。所以我最好还是对自己说，去吧，把银器擦得漂漂亮亮的，放在餐具柜里准备盛佳肴，然后结束这一切。因为我整天都在脑子里擦它——就是这事一直困扰我（而且还不能真正擦干净）。

　　我喜欢德式的用老土豆和醋拌的色拉，虽然它口味重，给人以压迫感，我甚至在尝它之前有点想吐——我也许是在拥抱一种强制性的异域文化。如果我给米莉娜做了这道色拉，也许就会让我的粗俗在她面前袒露无余，那是她还没有发现的另一面的我，我压根不该让她知道的另一面。而一道法式菜虽然看上去更适合，但那不符合我的风格，也许可以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自我背叛。

　　我有很多想法但却不积极实施，就好比去年夏天的某日我坐在阳台上看一只甲壳虫仰面躺着，在空中挣扎挥舞着腿脚，翻不过身来。我虽然觉得它非常可怜，但不愿离开椅子去帮助它。过了很久它一动不动，我想它该是死了吧。之后一只蜥蜴从它身上爬过，把它翻了过来，然后那只甲壳虫爬过了墙头，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我昨天在街上从一个推车的男人手里买了块台布。那个男人身材不高，几乎可以说是矮小，孱弱，蓄着胡子，而且独眼。我从邻居那儿借了烛台，或者应该说，是她借给我的。

　　在晚饭后，我会为她送上一杯浓咖啡。我计划这次晚餐时的心情就好比当年拿破仑决定进攻俄国但已知道结果的感觉。

　　我希望能跟米莉娜在一起，不是现在而是永远。我为什么会是个人？我问自己——多么含糊的状态！我为什么不是她房间里那个快乐的衣柜呢？

　　在认识米莉娜之前，我觉得生活已经无法忍受。这时她走进我的生活，让我发现原来并不尽如此。当然，我们的第一次约会不是吉兆，是她母亲应的门，坚毅的前额上仿佛刻着碑文：“我已死，我鄙视所有活着的人。”米莉娜看到我来好像挺高兴，不过我走的时候她好像更开心。那天，我偶然间看到一张这个城市的地图。有好一会儿我都弄不懂为什么有人建了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其实这座城市只需要一个她的房间就够了。

　　也许，最后，最简单的就是给她做跟那天给菲丽斯做的一样，但是要更精心一点，以确保一切顺利，而且没有蜗牛和蘑菇。说不定我甚至可以做糖醋烤牛肉，虽然我以前也给菲丽斯做过，但那时我还吃肉。那时我并没有被某种想法所困扰，就是认为动物也有享受美好生命的权利，或者其实更重要的是它们该享有安详的死亡。我现在连蜗牛都不吃。我父亲的父亲是个屠夫，我曾经发誓他那辈子宰杀了多少动物，我这辈子就不吃多少肉。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尝过肉的滋味了，虽然我喝牛奶吃黄油。为了米莉娜，我要重新做一次糖醋烤牛肉。

　　我自己的胃口向来不太大。我比标准体型瘦，一直都这么瘦。几年前，我经常会在伏尔塔瓦河上划一只小船。我会划到上游，然后躺在船底，顺流而下。我的一个朋友有一次过桥时正好看到我从桥下漂过，他说看上去仿佛到了世界末日，我的棺材被开启了。但那时他自己已经变得很肥胖，体积庞大，根本无法理解瘦人，除了知道他们很瘦之外。至少我所拥有的体重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财产。

　　她说不定都不愿意来了，不是因为她善变，而是因为她累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她不来，那么说我会想她是不对的，因为她总是存在于我的幻想里。不过她会在另一个地方，而我则是双手托腮坐在厨房的桌旁。

　　如果她来，我肯定会一直笑啊笑啊，这点我是从一个会不停笑的老阿姨那里遗传来的，不过我们俩都是因为尴尬而笑，而不是出于幽默或者怜悯。我肯定不会说话，我甚至不会不高兴，因为在准备完这顿饭后我肯定连这点力气都没有了。而且如果我手捧盛着第一道菜的碗想着一个拙劣的借口，迟迟不敢离开厨房去饭厅，而她也正好发现了我的窘迫，迟迟不愿离开起居室从另一边进到饭厅，那么那间漂亮的饭厅将在很长的时间里空寂无比。

　　啊，好吧——一个男人在马拉松赛跑，另一个在厨房里。

　　不管怎样，我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决定好了菜单，而且已经开始幻想我们共进晚餐的情形，每一个细节，从头至尾。我一直莫名其妙地对自己重复一句话，我的牙齿打颤：“然后我们要跑去森林里。”这句话莫明其妙，因为我们这儿压根就没有森林，更不用说跑去了。

　　我相信她会来，虽然伴随着这份信念的是那种伴随着我所有信念的恐惧，不管怎样，这种恐惧自古就已内化于所有的信念。

　　菲丽斯和我共进那顿不幸的晚餐时我们还没有订婚，虽然三年前我们就已订过婚，而且一周后还要再订一次——当然不是那顿晚餐的功劳，除非菲丽斯被我用心而失败的荞麦粥、土豆煎饼和糖醋烤牛肉所打动，进而对我产生了更多的同情。而我们最终分手的原因可能比它实际得多——这真是荒谬可笑，但是有些专家认为这城市的空气都是让人浮躁不定的。

　　跟大家接触新鲜事物一样，我当时很兴奋。当然也很害怕。我觉得还是做传统德式或者传统捷克式的菜最好，虽然在七月可能口味有点重。甚至在梦里我也有好长一段时间举棋不定。我曾一度想放弃，并且离开这座城市。之后我又决定留下来，虽然只是整天无所事事地躺在阳台上，其实根本称不上决定。这段时间里，我已经被犹豫不定的情绪麻痹了，思想斗争得很激烈，就像一只蜻蜓看上去在半空中像是静止的，其实翅膀不停地在与微风抗争。最后我跳了起来，好比一个陌生人把另一个陌生人从床上拉起来。

　　我认真准备这顿饭的这一事实也许无关紧要。我想做点有益健康的食物，因为她需要增强体质。我记得清早去采蘑菇的情形，在两个年长嬷嬷的视线之内爬行于树丛之间——她们似乎对我或我的篮子颇为不满。也可能是不满我在森林里穿了一件挺不错的西装。但是她们的不满或多或少是有的。

　　那个时刻快要来临的时候，我曾经担心她不来，但实际上是害怕她真的来了。她一开始说可能不来的。她这么做真怪。我就像是一个已经丢了差事的跑脚伙计，可还期盼着会被继续雇佣。

　　就好比是当树丛里一只很小的动物害怕时，会在地上掉落的枝叶间发出与它身体不成比例的巨大噪音，然后迅速窜进洞里，或者甚至当它并不恐惧而只是在找坚果吃时也是如此，人们会以为有只熊突然闯入一片空地，而其实只是一只小老鼠——这跟我现在的情绪很相像，很小，但很闹。我一会儿请求她不要来吃晚饭，但之后又请求她不要听我胡说，一定得来。我们的语言经常像是来自一种未知的遥远生物。我再也不相信任何话。哪怕最美的话里也藏着蠕虫。

　　曾经有一次，我们在一家饭店里共进晚餐，我觉得很丢脸，好像那顿饭是我自己做的一样。他们上的第一道菜就破坏了我们吃余下几道菜的胃口，哪怕那几道菜还说得过去：油腻的白肉糕飘在泛着点点油光的稀薄肉汤上。很明显这道菜与其说是捷克菜，不如说是德国菜。我们为什么不能简简单单安静地坐在公园里，看着一只蜂鸟从矮牵牛花上飞起，最后停落在桦树顶呢？

　　约定晚餐的那晚，我告诉自己如果她不来，我将独自享受这空寂的公寓，因为如果人生需要独处一室，那么快乐就需要独享一套公寓。我为了这次约会借了这套房，但是还没有享受到独守空房的乐趣。或许不是这空的公寓能让我开心，而是拥有这套公寓吧。她来了，但迟到了。她告诉我说是因为等着跟一个男人说话，而那人自己也在不耐烦地等待一场讨论的结果，关于一家新歌舞表演餐厅的开馆营业问题。我才不信呢。

　　她进门的时候我很失望。要是跟另一个男人共进晚餐她可能会开心得多。她还打算带束鲜花给我，但是出现时却没有。但只要跟她在一起我就是兴高采烈的，因为她的爱与善良就像酸橙枝头的飞虫一样光亮。

　　尽管惴惴不安，我们开始吃晚饭。当我盯着吃完的盘子时很懊悔我的孱弱，悔恨我生在人世，悔恨看见日光。我们吃了本不可能从我们盘子里消失的东西，除非我们是把它吞下去的。我既感动又羞愧，既高兴又伤心，因为很明显她吃的时候挺高兴的——羞愧和伤心是因为自己不能给她做点更好的，感动和高兴是因为这顿饭貌似够吃了，至少这一次是这样。只是她吃每道菜时的优雅和体贴的赞美，才让这顿饭有了点价值——饭菜实在是糟透了。应该给她做些像烤鳎鱼或者野鸡脯之类的菜，还有冰水和西班牙水果。我怎么就没准备这些呢？

　　当她的称赞显得有点迟疑时，语言自动表达了她的意愿，没人会想到居然会那么动听。如果一个不知情的陌生人听到菲丽斯所说的话，他也许会想，什么人啊！他肯定会把整座山都给移了！而我只是像奥特拉指导的那样搅和着燕麦粥。我希望她离开后能够找到个像花园之类的地方，躺在折叠椅上休息休息。至于我，这只水罐其实早在到达泉眼之前就已经破裂了。

　　不过也有意外。当她的脚出现在我眼前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跪在地上。地毯上到处都是蜗牛，还有大蒜的味道。

　　即使这样，晚饭以后，我们还在桌旁玩了会儿算术游戏，记不清了，先是短位数算总和，后来是长位数算总和，我边算边透过窗，凝望着街对面的房子。也许我们应该放点音乐的，可我没什么音乐细胞。

　　我们的谈话犹豫而又尴尬。我因为紧张总是莫明其妙地岔开话题。最后我告诉她我不知道说到哪儿了，不过没事，因为她跟着我扯得这么远，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原先的话题是什么了。甚至在谈论同一个话题时，我们的想法也有很多分歧和误解。但她不该害怕我生气，恰恰相反，我并没有生气。

　　她以为我有个阿姨叫卡拉罗。我确实有个阿姨叫卡拉罗，每个犹太人都有个叫卡拉罗的阿姨。但是我的那个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她说她的卡拉罗阿姨很古怪，喜欢发表宣言，比如应该正确地在信封上贴邮票，不能把东西扔出窗外，这两点虽然都很正确，但真正做到却不容易。我们聊到了德国人。她说非常讨厌德国人，但是我告诉她别这样，因为德国人很棒。而我犯的错误也许就是吹嘘自己最近曾经连续劈柴达一个多小时之久。我想她应该是感激我的——毕竟我控制住了情绪没有说什么不友好的话。

　　在另一个问题上产生分歧后，她准备走了。我们试着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想要说的话，但那时我们还不是情人关系，只是像语法学家一样互相挑错。哪怕动物们在争吵时也会放松警惕：小松鼠在草地或路上来回奔跑竞赛，却忘了远处可能有食肉动物已经盯上它们了。我对她说如果她要走，只有离开前的那个亲吻会让我喜欢。她向我保证，虽然我们是因为生气才分开的，但是不久又会见面，可在我的头脑里“不久”跟“永远不”是一个概念。后来她就走了。

　　带着这种失落的情绪，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鲁滨孙·克鲁索，甚至比鲁滨孙·克鲁索还要惨——他至少还有那个岛，他的星期五，他的补给，他的山羊，带他离开的那条船，他的名字。但是我呢，只能想象某个医生用双膝夹着我的头，用他那带着焦油味的手指往我嘴里塞肉，一直塞到喉咙口被堵住了。

　　这晚就这样结束了。女神走出了电影院，只剩下那个小搬运工傻站在路旁——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晚餐吗？我真肮脏——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叫喊着纯洁。没有人能比那些住在深渊地狱的人唱得更纯美——你以为你是听到天使在歌唱吗，其实恰恰相反。然而我决定再活得久点儿，至少活过今夜吧。

　　毕竟我不优雅。有人曾经说我游泳的时候像只天鹅，不过那可不是表扬。

　　〔译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