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通俗和高雅的有效结合 ——简评约翰·勒卡雷和他的《辛格公司》 昂智慧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原名戴维·科姆沃(David Comwall),一九三一年出生于英国的多赛特的普尔。其父龙尼·科姆沃曾经因涉嫌几百万英镑的诈骗案而被捕入狱。但是,成为间谍小说家之后的约翰·勒卡雷则认为,这正是促使他始终对各种秘密着迷的原因之一。他的小说《可敬的男生》(The Honourable Schoolboy,一九七七年)就是以这个事件为原形而创作的。 勒卡雷于一九五六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当过法语和德语教师,之后,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一九五九年,勒卡雷作为英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去西德,后来成为驻汉堡的领事。勒卡雷在德国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他的第一部小说《召唤死者》(Call for the Dead,一九六一年)是一部非常惊险的间谍小说,他笔下的著名人物形象乔治·斯迈利就此诞生了。勒卡雷自己否认他在德国的工作具有间谍性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勒卡雷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间谍小说家,他对于间谍小说创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间谍小说家往往采用低层次的、纯粹通俗的手法来写作间谍小说,小说里主人公无疑都是好人,就像约翰·巴肯的《第三十九节台阶》那样:邪恶是显而易见的,所有的反面人物都具有“东方人全部的残忍和奸诈”,都是典型的“黄皮肤冒险家”。间谍小说里还充满了廉价的、对于“爱国主义”的歌颂和赞美。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间谍小说都大同小异,显示出千篇一律的类型化,就如同勒卡雷所指出的:“当我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伊恩·弗莱明正走红,而间谍形象的模式则是一个同女人调情的高手、开着飞车、用一些小玩意和鬼把戏来脱身……”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伊恩·弗莱明仍然按照老套路炮制他的人物形象,但是人们已经开始对这些笨拙的模仿感到厌倦了。高层次的间谍小说写作试验首先出现在格雷厄姆·格林笔下,约翰·勒卡雷紧追其后。一九六三年,勒卡雷的第三部小说《一个来自冷漠世界的间谍》(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获得巨大成功。这部小说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传统间谍小说的陈旧模式。首先,小说创立 了一种新的主人公类型,打破了詹姆斯·邦德式形象的一统天下。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利玛斯不再是一个同女人调情的高手,他爱上了一个孤独的、不领薪水的图书管理员,而不是某个时髦的模特;他痛苦地发现自己恰恰是被自己的上司给利用和出卖了……他因此无路可逃。其次,小说抛开了把间谍小说写成爱国英雄赞美诗的陈词滥调,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主人公的行为和它们所体现出的极端复杂的道德评价作了深刻的挖掘。在勒卡雷笔下,厚颜无耻的罪行发生在对立的双方,莫斯科和华盛顿在黑暗、官僚主义等方面几无差别。冤家可以成为同盟,敌人难以分辨。这种道德上的困境不禁使读者联想起T.S.艾略特的诗《老人》中的诗句:“想想吧/恐惧和勇气都拯救不了我们,反常的罪恶/都由我们的义勇而滋生。美德/却由我们的无耻的罪行强加于我们。” 勒卡雷因为《一个来自冷漠世界的间谍》的成功而开始了他的职业写作生涯。此后,他创作了一系列间谍小说。他的小说的主要背景是柏林,在他看来,“柏林,这里是间谍的老巢……是骗子、神奇人物和诈骗犯大显身手的游戏场。”(勒卡雷《一个完美的间谍》)勒卡雷成功的创作使间谍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单调、程式化和缺乏思想深度等种种弊端,从而使间谍小说理直气壮地在文学的殿堂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因此他被公认为是一个改变了间谍小说的风格和命运的人。 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西德的合并,柏林作为间谍们活动的游戏场也关闭了,间谍小说的最重要主题——冷战已经在温暖的阳光下消融了,间谍小说家们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创作领域。勒卡雷对这种题材的转换充满信心,他认为:“如果今天的间谍小说家能够接受挑战,他仍然会成功。他将打破那些逐渐变得陈旧和令人厌倦的旧圈子,去开掘新的领地……”勒卡雷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新的领域里不断地追求创新和开拓。一九九三年,他写了《在黑暗中活动的人》(The Night Manager),作品主要是关于毒品走私的。一九九五年他又创作了《出局》(Out Game),描写两个间谍和一个女人在高加索的山里发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作品形象地反映了新的世界局势和冷战的结束。一九九六年,他又出版了小说《巴拿马的裁缝》(The Tailor of Panama),该小说是以巴拿马运河的未来命运作为主要背景的。一九九九年,勒卡雷发表了《辛格公司》(Single & Single),这部小说不仅在题材上又是一个突破(它表现的主要是经济领域而不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领域),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比较高的层次,充分地体现出了勒卡雷逐渐臻于成熟的特殊艺术风格。 翻开《辛格公司》,读者首先读到的不是谋杀、枪战、尸体或其他恐怖场景,恰恰相反,小说的第一章有大量的篇幅描写了英国律师艾尔弗雷德·温泽先生内心的意识流活动,他那“纷乱的回忆”的闸门居然被“一把崭新、细长的深黑色自动手枪”给打开了。面对这把手枪,温泽先生首先自欺欺人地希望那并不是真的:“这支枪并不存在。它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证据。根本说不上是证据。这不是一支枪。”然后他联想到在他四十年前当学生时,他的法律老师像变戏法似的向他们证明,一只看起来很像苹果的东西其实只是一堆石灰粉。于是他开始希望:“这支枪并不是真枪。”就好像“这只苹果也不是真正的苹果”一样。接下来,温泽先生的意识流从苹果滑动到他的故乡的水果店、他的妻子邦妮最爱吃的新鲜芦笋、他与邦妮无可奈何的婚姻状态……他不断地对自己否认那把手枪:“这支枪依然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都是幻觉。”然而,他的意识并没有被这支枪吓得停止活动,他仍然从妻子流动到上司泰格和那个已经结了婚的女儿……他后悔没有听从泰格的建议把自己的秘书收为小情人,却愚蠢和她结了婚,他想到作为丈夫他不得不忍受妻子的牢骚和抱怨……就在被手枪逼着的时候,他甚至还回忆同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的偷情,“想起瑞典的金发女郎,雪白的大腿,瑞典的脆香薄饼,淫秽电影……”就在艾尔弗雷德·温泽先生无法抑制的意识流活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他被阿里克斯·霍本瞄准太阳穴打死了,霍本的手下还“按照传统的拍摄方法将镜头调到了最佳位置,以便使这一瞬间成为永恒”……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约翰·勒卡雷在《辛格公司》中显示出的种种叙述技巧表明,作为一个间谍小说家和通俗小说家,他完全不亚于美国当代后现代主义小说大师冯内古特或品钦。他实际上不仅承接了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文学中盛行的荒诞风格,而且还发扬光大了约瑟夫·海勒所擅长的黑色幽默手法。小说开篇的那个题词:“人的鲜血是一种商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一九九六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海勒式黑色幽默的例证,它使读者联想到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里所有的荒诞可笑而又令人感到恐怖和不可思议的规章制度。这种荒诞和黑色幽默的笔调贯穿了小说的始终,构成了小说叙述的基调。把荒诞和黑色幽默手法运用到通俗小说里,这又是约翰·勒卡雷的一个很有创意的形式革新。 最值得注意的是,勒卡雷所借用的荒诞和黑色幽默等手法,与这篇小说表现的主题具有非常贴切的关系。小说主要描写了辛格银行和他们最大的客户——莫斯科的官僚财政寡头耶夫盖尼·奥洛夫之间的同谋关系。辛格银行被称为“戈尔巴乔夫在欧洲新东部的游侠骑士”,它抓住了“当今世界贸易的最大挑战”,即迅速渗透进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苏联”;而耶夫盖尼·奥洛夫则是苏联新的最高统治者眼前的大红人,他与辛格银行的交易就是借助辛格银行的资金来实施“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新思路”。这一切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非常正大光明,但是,实际上,所谓“新思路”就是把变卖钢铁、石油和血浆等苏联的国家财产的特权交给耶夫盖尼·奥洛夫,以收取巨额贿赂。而辛格银行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奥洛夫提供这笔巨额贿赂款!当尚有一些良知的奥利弗·辛格提出自己的担心:假如有人反对把俄罗斯人的血浆卖给西方人怎么办?奥洛夫的部下阿里克斯·霍本立刻义正词严地回答说: “你说得很对。我们得密切关注此事。现在我们有利的一方面是,耶夫盖尼和他的铁哥们和我们一样,决心对整个事件严守秘密;而不利的一方面则是这件事迟早会泄露出去……我们只有这一招,就是想好怎么反击,把他们给挡回去。”他像个路边的传道士,猛地一甩他柔软的手臂,声音开始发抖了:“‘血的买卖总比流血要好!还有什么比一个国家向它原来的敌人献血更能代表和解和和平共处呢?’这样说怎么样?” 读到这里,读者怎么会不感叹世事的荒谬、可笑和悲哀?显然,官僚体制的腐败和荒谬给小说增添了某种天然的荒诞和黑色幽默色彩。而勒卡雷巧妙地运用相应的艺术手法把那些内在的愚蠢和无耻成功地揭示了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辛格公司》这部小说中,内容和形式之间达到了较为紧密的结合。 勒卡雷的《辛格公司》不同于一般的通俗小说的另一个特点还在于,它描绘了一些性格丰满而且有个性的人物。这些人物不再是那些以情节见长的通俗小说里的傀儡和木偶,他们表现出了一个艺术形象所应该具备的那些必要特征。小说的主人公奥利弗·辛格是一个性格非常复杂的人。他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长大,为了能够胜任辛格银行接班人的角色,他被培养成一名律师,又在父亲的指导下在银行里熟悉各方面的业务;他甚至还曾积极地投入到与耶夫盖尼·奥洛夫的业务往来之中,干得还挺卖劲;他对耶夫盖尼·奥洛夫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情,他还爱上了他的女儿佐娅。但是,从本性上看,他与任何邪恶的事业似乎都格格不入。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心地非常善良,爱幻想,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从内心里,他一开始就对自己的银行在这场交易中的角色(“难道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五百万美金的贿赂费吗?”)和血浆的买卖感到恶心。佐娅的指责使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厌恶感,而最终促使他去海关投案自首的动因可能还是他那依稀可感的良心。但是,揭发了父亲和他的同伙并不等于说他就同他们决裂了。在得知父亲失踪了的消息之后,他发自内心地深深地挂念他。奥利弗最后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去寻找父亲,这一举动与其说是遵从海关稽查人员的指令,还不如说是顺从他自己内心对父亲的情感的召唤。难能可贵的是,勒卡雷并没有蓄意拔高他笔下的主人公形象。奥利弗并不是一个对自己的阶级反戈一击的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有良心的人,因此,他也是一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 奥利弗的父亲泰格·辛格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他首先是一个无比狡诈和贪婪的商人,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他根本不管别人是怎样赚到钱的。据他的儿子观察,他是最厌恶血的人,但是,当他同耶夫盖尼·奥洛夫谈起血浆生意的时候,他却“露出了欣喜若狂的表情,血成了他一生的最爱”。但是,泰格并不是一个毫无人性的金钱机器,他内心里怀有非常细腻的情感。他对儿子和孙女非常慈爱,就是对自己的妻子(虽然他公开地背叛了她),他甚至也怀有某种特殊的柔情。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并不关心,但是他却对自己真正的朋友和忠诚的部下非常体贴和爱护。勒卡雷没有把泰格描写成一个反面人物,他甚至也没有把耶夫盖尼·奥洛夫当做反面角色来处理。在处理这些人物时,勒卡雷实际上采用了某种“客观”的叙述手法,即所谓掩饰叙述者主观态度的“零度叙述”。这样一来,他就把对人物的评判权交给了读者,而他笔下的人物也因此而具有了丰富复杂的“可写”性,从而一举摆脱了通俗小说人物通常所携带的某种模式化倾向。 《辛格公司》在艺术手法上另一个革新体现在小说叙述的时空关系上。整部作品并不是完全按照顺时序来叙述的。小说中有多处大段大段的倒叙,比如奥利弗在辛格公司实习、与耶夫盖尼·奥洛夫交易的开始、他去海关自首等等。其次,作品中还穿插了许多简短的回忆:例如奥利弗与妻子的婚姻关系、他对自己的哥哥的怀念等。这一切都使小说充满了时空上的跳跃性,显得非常灵活多变,全然没有普通的通俗小说常常给人的那种单调、死板的感觉。不过,从艺术技巧上看,勒卡雷对于变化叙述时空的技巧还不能十分娴熟和自然地把握和运用,所以,在某些叙述场景里,这样的变化不仅没有能够起到突出和表现主题和人物形象的作用,而且还显得突兀和不合情理。 总而言之,《辛格公司》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通俗小说和高雅的艺术形式之间的结合。这部小说因此也就不能简单地归入普通的通俗小说之列,而应该被视为一部具有自身特殊品质的文学作品。当然,从目前来看,约翰·勒卡雷对通俗小说进行的形式上的革新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成功了,《辛格公司》仍然残留了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就如同他曾经改变了间谍小说的风格和命运一样,约翰·勒卡雷非常有希望通过自己不断进行的艺术形式上的革新来改变未来通俗小说的风格和命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