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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妇女的文化参与与权利
文化、公约与女性的人权：审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瓦伦丁·莫加达姆，玛尼利·巴格利塔里 国际妇女博物馆 ………………………………………………………克伦·奥芬，伊丽莎白·Ｌ．柯尔顿 摩洛哥女性在保护柏柏尔（Ａｍａｚｉｇｈ）语言和文化过程中的角色 ………………………………………………………………………………法蒂玛·萨迪奇 妇女走近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的途径
“多谢，但我们要把它拿走”：澳大利亚土著女性和托雷斯海峡岛屿女性对物质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收藏品的影响 ………………………………………………………奥利维亚·罗宾逊，特里希·巴纳德 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 …………………………………………………………………………………………金红男 博物馆、妇女和中东及北非（ＭＥＮＡ）国家的赋权运动 ………………………………………………………………………………卡罗尔·马尔特 女性博物馆 妇女博物馆缘何而存在？ …………………………………………………………………格蕾西埃拉·特赫罗·科尼 越南妇女博物馆：从争取妇女权益上升至关注性别平等与性别问题 …………………………………………………………………………………………阮氏雪 想像自我：技术与新媒介支持下的妇女文化行动 …………………………………………………………………………………葆拉·哥德曼 中国的声音 中国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女性肖像照、生活照的含义生成 …………………………………………………………………………………………姚玳玫 编者的话
尽管早就有意出版一期关于妇女和性别话题的《国际博物馆》期刊，然而真正决意去做还是很难。随着社会科学和性别研究向遗产领域的过渡，其研究的首要原则不应过于单纯化、具体化，研究的话题也不应总是徘徊于女性究竟是遗产的参与者还是贡献者上。虽然质疑超出当前遗产问题争论之外的概念会有一定的风险，《国际博物馆》作为国际性机构的出版物，依然有义务去回顾联合国范围内遗产和文化共享政策的主要策略及方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第三条，即促进性别平等、赋予妇女权力，是发展目标的重中之重，为我们探索文化遗产中的两性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框架。 当前的国际发展的议程之中，提到了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这为重新评价女性在当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进而调整发展政策创造了机会。最重要的是，文化开放发展政策为加快促进性别平等提供了机遇。以下主题始终贯穿在我们所想探讨的议题当中，那就是缩短女性、遗产和性别平等这几个不同话题间的差距。尽管我们的目标不算远大，但仍致力于阐明研究对象，框定我们所关注的话题。 本期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的阐述尽管并未详尽，但都提出了不同的性别研究方法及其在文化遗产领域中的前景。 第一部分回顾了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各种方式，它们展现了各种遗产种类，这些遗产种类或是最近刚被确定的，或是经过重新评估的（口头遗产、工艺品），或是在博物馆的信息沟通中产生的。瓦伦丁·莫加达姆（Valentine Moghadam）和玛尼利·巴格利塔里（Manilee Bagheritari）认为人权与女性相关，这两者对文化遗产都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她们同时还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贯彻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和曾于2001年、2003年两度被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些权利。基于总结不同经历和挑战的背景，克伦·奥芬（Karen Offen）和伊丽莎白·柯尔顿（Elisabeth Colton）指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妇女既是知识的拥有者，也是遗产的持有者，而非物质遗产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使得妇女的作用公然可见。最后，法蒂玛·萨迪奇（Fatima Sidiqi）通过研究妇女在传承历史与保存遗产中所发挥的作用，探索了女性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公众的认可。 第二部分描述了女性出现在遗产中的不同层面：从奥利维亚·罗宾逊（Olivia Robin- son）和特里希·巴纳德（Trish Barnard）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在藏品收集历史中所呈现的有关本土妇女的概况进行探讨，到对韩国国家博物馆馆长金红男（Hongnam kim）的生活和职业生涯进行描述，以及对伊斯兰和后殖民文化背景中的妇女与权力关系进行分析。这部分的文章证明，只有在最初就考虑到女性在各个层面的地位和作用的前提下，人类才能宣称遗产保护政策是包容的、广泛的，是能推动发展进程的。 第三部分回顾了世界不同文化和地区（拉丁美洲、东南亚、欧洲和北美）的女性创建博物馆的经历，这些女性的首要目标就是揭示那些尚未被挖掘的东西。格蕾西埃拉·特赫罗·科尼（Graciela Tejero Coni）、阮氏雪（Nguyen Thi Tuyet）和葆拉·哥德曼（Paula Go- ldman）等人都表示，博物馆绝不应简单地成为艺术品的仓库，而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空间。在这里，各种物品是有意味的，并能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得以延展，成为文化资产的一部分。博物馆对于女性的意义就在于，女性可以利用文化遗产，进而可以控制和管理这种资产。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博物馆正逐渐成为争取性别平等的新战场。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新遗产政策的制定者缺乏透明度和理解力，性别平等和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始终难以理顺。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站在了新的高度，原先的一些设想也已重新定位。与1991年的那期《博物馆》相比，本期所选录的文章揭示出我们的研究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事实上，新遗产政策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而贯穿于遗产和文化中的性别平等现今也被公认为发展的杠杆，这些事实都是不可忽略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新的议题是对国际政策的补充，而这种认识必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遗产的理解。 伊莎贝尔·万松 (季 旋 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