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译 序 《简·爱》自一八四七年问世，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二年了。时间的尘埃丝毫遮没不了这部小说耀眼的光芒。今天，它依然不失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在浊浪排空的经济大潮中，被数以百万计的中国读者珍爱。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生活体验的结晶，从中多少瞧得见作者自己的影子。《简·爱》也一样，其大量细节可以在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生活经历中得到印证，但《简·爱》决不是自传，也不是自传体小说。作者把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融进了一部精心构建、充满想像力的作品。 夏洛蒂·勃朗特出生于一八一六年英国约克郡索恩托镇的牧师家庭，排行第三，前面有两个姐姐，后面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姐弟妹一共六个。四岁时举家迁移到一个名叫哈渥斯的小镇，四周是起伏的丘陵、阴湿的沼泽和杂草丛生的荒地。在这个被工业革命遗忘的角落，人们过着朝不虑夕的生活。夏洛蒂·勃朗特也在这里度过了她短暂一生中漫长的三十五个年头。 一八二一年夏洛蒂五岁时母亲去世，留下一大群幼小的孩子。父亲因为经济与精力两俱不足，便不得不在一八二四年把夏洛蒂和她的两个姐姐及弟弟，送进由慈善机构创办的寄宿学校。那里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很差，加之创办人深信童心向恶，需要苛刻的管束和严厉的惩罚来调教，于是人为的冻饿和体罚便成了孩子们惯常的生活。不久，肺病不可遏制地流行起来，夺去了夏洛蒂两个姐姐的生命，父亲赶紧让夏洛蒂和弟弟逃离死亡的魔窟，返回家中。 一八三一年夏洛蒂进了近家的罗赫德寄宿学校。这里的情况截然不同，教师都非常和气，又懂得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夏洛蒂不但学业上很有长进，而且日子也过得十分愉快。虽然她只呆了一年零四个月，但这儿温馨的生活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八三五年夏洛蒂返回罗赫德任教，两个妹妹艾米莉和安妮跟随读书，抵去部分酬金，三年后离去。一八三八至一八四二年，夏洛蒂与妹妹们辗转各地，以当家庭教师为生。但因为这一职业地位低下，薪金微薄，又使姐妹们天各一方，难以相聚；她们便毅然放弃，决心自己创办学校。 一八四二年夏洛蒂为了获得办学资格，在向来与她们共同生活的姨妈的资助下，赴布鲁塞尔一所学校短期进修德语和法语，同时执教英语，并住进了教师埃热夫妇的家里。埃热的教学才能和正直的为人吸引着她，使她对这位长自己七岁的男子产生了热烈的感情，后为埃热夫人所觉察。夏洛蒂于是终止学业，返回故乡。此后，她还给埃热写过不少表露心迹的信。 夏洛蒂姐妹们虽然热衷于办学，并做了种种准备，但最后依然没有成功。与此同时，父亲的健康江河日下，颇有才气却缺乏自律的弟弟，染上了酗酒和吸毒的恶习，沦为废人，而家庭经济的重压又丝毫没有减轻。就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夏洛蒂和妹妹们开始了写作。 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及安妮的创作才能，虽然同她们各自的天分不无关系，但主要却应归功于在父亲指导下的自学。她们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原本是个农民，靠了刻苦的自学踏进了剑桥大学的殿堂，并成为那里的优等生，毕业后任过教师和牧师。他知识渊博，好读书，喜写作，出过一部诗集。在他的鼓励和督促下，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常常聚在一起，如饥似渴地读书、绘画和写作。书本启开了她们的心扉，提高了她们的学养；多难的生活使她们早熟，善于洞察世情；独特的阅历为创作提供了充足的源泉；锲而不舍的文字操练又使写作技艺日趋精湛。于是当她们的创作热情喷薄而出的时候，世界文学史上便奇迹似的在同一年、同一个家庭诞生了三部传世之作：夏洛蒂的《简·爱》（１８４７）、艾米莉的《呼啸山庄》（１８４７）和安妮的《阿格尼斯·格雷》（１８４７）。 除《简·爱》外，夏洛蒂还创作了《雪莉》（１８４９），书中写到一无所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十九世纪工人，把自己的怨恨转向机器，展开了破坏运动；《维莱特》（１８５３），一部被某些评论家认为更为成熟的作品，取材于作者布鲁塞尔的经历，刻划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教师》（１８５７），描写一个以教书为业的少女，经历种种挫折，备尝生活的苦辛。 上帝似乎毫不吝啬地塑造了这个天才之家，又似乎急不可耐地向他们伸出了毁灭之手。他们的才情刚为世人所认识，便一个个流星也似地消失了。先是一八四八年九月多才多艺的弟弟夭折。随之，撰写不朽之作《呼啸山庄》的艾米莉于同年十二月亡故。接着，次年五月另一个妹妹安妮离世。五年后的一八五四年，硕果仅存的夏洛蒂与时任副牧师的尼古拉斯成婚，却在几个月后散步时遇雨得病，于一八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故去，年仅三十九岁。这些才华横溢的儿女，都无一例外地先于父亲在人生的黄金时代离开了世间。惜乎，勃朗特姐妹！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成长在一个经济困顿、多灾多难的家庭；居住在一个远离尘嚣的穷乡僻壤；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势头正健，国家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壮大的时代。这些都给她的小说创作打上了可见的烙印。 《简·爱》主要通过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个出生低微、生活道路曲折，却始终坚持维护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自由、主张人生平等、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女性。 命运把简·爱抛掷到了一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生存环境。姨妈的嫌弃、表姐的蔑视、表兄的侮辱与毒打，以及势利的用人们的为虎作伥，这些并没有使她屈服。相反，她以弱小的身躯，做了令对手们胆战心惊的抗争，直至被逐出无她容身之地的盖茨赫德。 她随后在罗沃德寄宿学校的生活，是以肉体上的受罚和心灵上的被摧残开始的。学校的施主罗克赫斯特不但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诋毁她，而且把她置于耻辱台上示众。但她从同样受辱的海伦那里获得了一种内在力量，变得格外刚强。她没有在屈辱中沉沦，而是不断奋发进取，结果不但学习上飞速进步，而且也取得了师生们的理解。她像一棵顶风冒雪的小树，不屈不挠地成长起来。 她一踏进桑菲尔德便卷入了爱情的漩涡。在觉悟问题上她同样不卑不亢，始终保持着个人的尊严。尽管英格拉姆小姐是大家闺秀，态度又很傲慢，说话咄咄逼人，但简·爱总是从容面对，不失尊严。她同罗切斯特地位更为悬殊，一个是有钱的雇主和老爷，一个是并不比仆人好多少的家庭教师，但她从来认为他们是平等的，所以敢于对着罗切斯特说：“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我的心灵跟你一样充实！……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以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当罗切斯特问她还需要什么时，她立刻回答说：“你的尊重。而我也报之以我的尊重，这样这笔债就两清了。”的确，简·爱身上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内在人格力量，她正直、高尚、纯洁，心灵没有受到世俗社会的污染。在罗切斯特面前，她显得分外高大，以至于在精神上两者的位置正好颠倒了过来，也使罗切斯特感到自惭形秽，同时对她肃然起敬，并深深地爱上了她。正因为罗切斯特无视世俗的藩篱，越过阶级的鸿沟，真心地爱着她，她才接受了她的爱，并同意与他结婚。但一旦发现罗切斯特已婚，而且家有结发妻子，她出于自尊自重，不顾罗切斯特再三挽留和恳求，毫不犹豫地离她的心上人而去。她的爱情观不搀和杂念，她不做金钱的奴隶，不做他人的附庸，她永远是独立的。在她看来，羁绊是爱的坟墓。 正因为她始终渴望自由，所以尽管圣·约翰是她离开桑菲尔德后危难中的救命恩人，品行端正，很有抱负，又拼命追求她，但由于“仅以这样的身份依附他，我常常会感到痛苦，我的肉体将会置于紧紧的枷锁之中……”“……做他的妻子……永远受到束缚……这简直难以忍受”，她终于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她觉得自己高于一切。 最后，当她得知罗切斯特在大火中为拯救发疯的妻子而不幸双目失明，躯体严重残疾，丧失独立生活能力，而同时又妻亡财毁时，她以全身心的爱投入了曾被她断然拒绝的罗切斯特的怀抱。这是一种无私的爱，只想着付出，不要求回报。 简·爱身上所表现出的追求自由、平等和维护人的尊严的信念和举动，其实反映了工业革命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要求。贵族阶级凭借出身和世袭的财产而居于社会阶梯的顶端。虽然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整个英国正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贵族阶级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但贵族们仍借用等级观念的法宝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上日渐强大的资产阶级，要确立其相应的政治地位，就必须冲破旧有的等级观念，证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将自由、平等视若生命的简·爱，完全不同于柔顺、端庄、贤慧而多半依附于男性的传统女性形象，她最鲜明的个性是反叛，她的抗争和叛逆，是对传统观念所发起的挑战。作者的思想倾向也非常明确，对旧价值观念的攻击十分犀利。她通过揭示罗沃德慈善学校的种种不慈善行为，以及声称把自己无私奉献给上帝的圣·约翰内心深处所隐藏着的极端自私，撕碎了宗教和教会的假面具。此外，她还以刻意安排的桑菲尔德的一次贵族聚会，集中暴露了贵族们狭隘、无知、装腔作势、自以为是的通病，将其与平民出身的简·爱的大方、宽容、聪颖、谦逊、好学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连对诞生于贵族世家的男主人公，作者也并没有吝啬手中的鞭子，罗切斯特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沉沦和腐朽，通过一次次的自责和忏悔，受到了沉重的鞭挞，最后，他只有从与简·爱的交往中才获得了新生。可以这样说，《简·爱》以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为载体，塑造了一个体现新兴阶级的某些要求的女性形象，刻画出了工业革命时期的时代精神。 《简·爱》的结构是一种《神曲》式的艺术构架。简·爱经历了地狱（盖茨赫德和罗沃德）的烤炙，炼狱（桑菲尔德和沼泽地）的净化，最后到达了大彻大悟的天国这一理想境界（与罗切斯特结合并诞生了象征新生的下一代）。在《神曲》中，但丁由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引领着游历地狱和炼狱，而简·爱则是受命运的驱遣，被动地走完了这艰难的历程。 作者运用渲染气氛、恶梦、幻觉、预感来营造地狱的氛围，构筑寓言式的环境。在盖茨赫德，简·爱从书中读到了“死白色的地域”、“孤寂的墓地”、“鬼怪”、“魔鬼”、“头上长角的黑色怪物”，从生活中感觉到了“阴森森的祭奠气氛”，看到时隐时现的“幽灵”，而压抑可怖、令人毛骨悚然的“红房子”则几乎成了地狱的化身。在罗沃德，“死亡成了这里的常客”，“围墙之内笼罩着阴郁和恐怖”，散发着“死亡的恶臭”，对简·爱来说，无疑是刚跳出火坑，却又被投进了一个更为可怕的地狱。在桑菲尔德，疯女人像鬼魂一样频频出现，暴风骤雨不断袭击桑宅，不可思议的事一桩接一桩发生。简·爱一会儿听到鬼哭狼嚎般的吼叫，一会儿看到莫名其妙地燃起了熊熊大火，一会儿做着与亲人生离死别的噩梦，一会儿产生了可怖的幻觉和种种不祥的预感；地狱般的神秘阴森的气氛始终笼罩着桑菲尔德。 在作者所营造的“地狱”里，主人公简·爱受到了狱火的煎熬。在盖茨赫德府，她遭到表兄里德的毒打和周围人的白眼，被幽禁在红房子里，心灵受到极大的折磨；在疫病蔓延的罗沃德，她受冻挨饿，时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又被当众斥为邪恶的化身，肉体和心灵同时受到磨炼。经历了这番人生的考验后，简·爱渐渐地走向成熟，性格变得更为坚强，这就为她在桑菲尔德经受狱火的考验做好了准备，使她在英格拉姆小姐的挑战、罗切斯特的拷问、疯女人的威胁面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样，主人公简·爱便走完了人生的地狱和炼狱的历程。 小说的最后部分，简·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李耳王一样，经受了暴风雨的洗礼，而罗切斯特则在一场象征着脱胎换骨、尽除旧恶的大火中获得了新生，两人同在上帝的召唤之下，走到一起，抵达真理和至善的境界，也就是理想中的天国。 为了赋予一部普通的爱情题材小说以经典意义和神话的内涵，作者反复引用圣经、神话、史诗、古典名著、历史典故、莎士比亚的著作。其中《圣经》多达四十多处，遍布全书各个部分；莎士比亚戏剧有十多处，涉及《哈姆莱特》、《仲夏夜之梦》、《无事生非》、《暴风雨》、《李耳王》、《麦克白》、《奥赛罗》、《亨利四世》等八个剧。此外还援引了弥尔顿、司各特、蒲伯、托马斯·穆尔的诗歌、鲍芒和弗莱契撰写的剧本《傲慢的贵妇人》、哥尔斯密的《世界史》、神话传奇故事《一千零一夜》等。这些典籍的引用，一方面有助于塑造人物的形象，如读者可以从罗切斯特对莎士比亚的反复引述中，看出这个人物并不像小说问世时某些评论家所指责的那样，是个粗鄙的“恶棍”，而是一个误入歧途却富有教养和情操的贵族（不然他最后的改邪归正也就显得勉强了）；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小说的文化厚度，丰富了它内在的意蕴，使其更具经典的价值。 这部小说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富有激情和诗意。撰写《夏洛蒂·勃朗特传》的盖斯凯尔夫人曾不无感慨地赞叹作者“有着什么样的热情，什么样的烈火啊！”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是个热情奔放、敢作敢为、敢爱敢恨的人，不顾一切地追求着简·爱。而女主人公简·爱虽然柔弱矮小，却性格独立，自有主见，对谁都敢于说不。于是两人不免发生思想和情感的冲撞，从而迸发出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反过来又使爱情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男女双方都用诗的话语来表达各自的激情，他们不少抒发心迹的对话其实就是诗，显得那么热烈，那么浪漫，那么打动人心，那么富有魅力，这也许就是一百五十多年来《简·爱》始终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令他们为主人公的厄运唏嘘，也为她的幸福畅笑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简·爱》也有不足之处。书中过多的巧合不但有媚俗之嫌，而且也易导致小说失真。男女主人公之间情感的表达过于夸张，不免显得有些矫情。但《简·爱》毕竟还是读者所喜爱的《简·爱》。 黄源深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序 《简·爱》的第一版没有必要写序，所以我没有写。第二版需要说几句感谢的话，谈一点拉杂的感想。 我应当对三方面表示感谢。 感谢读者的厚爱，他们倾听了一个朴实平凡的故事。 感谢报界真诚的赞许，他们以此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求索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领域。 感谢出版商的协助，他们以自己的机智、干练、求实精神和坦率公正的态度，向一个无人推荐的无名作者伸出了援手。 对我来说，报界和读者不过是笼统的概念，因此我只能笼而统之地表示感谢了。但出版商却是具体的，某些宽厚的评论家也是如此。他们那么鼓励我，只有宽宏大度、品格高尚的人才懂得这样鼓励一个苦苦奋斗中的陌生人。对他们，也就是我的出版商们和杰出的评论家们，我要诚挚地说一声：先生们，我打心底里感谢你们。 在感谢了那些帮助过我、赞许过我的人以后，我要转向另一类人了。据我所知，他们为数不多，但不能因此而加以忽视。我是指少数谨小慎微、吹毛求疵的人，他们怀疑《简·爱》这类作品的倾向性。在他们看来，凡是与众不同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在他们听来，任何对偏执——罪恶之根源——的违抗，都包含着对虔诚——上帝在世间的摄政王——的污辱。我要向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某些明显的区别，向他们提醒某些简单的真理。 习俗并不等于道德，独善其身并不就是宗教。抨击前者并不就是对后者的非难，摘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古代犹太教一个教派的成员，标榜信守传统教义，自认为圣洁，基督教《圣经》中称其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的假面具也不等于亵渎荆冠（（荆冠：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前，有人戏弄他，“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九节）））。 上述两类事情和行为正好截然相反：它们之间泾渭分明，犹如善与恶之分。人们往往把它们混淆起来，其实是不应该混淆的，表象不应误做真相。狭隘的世俗说教，只能使少数人得意非凡，备受称赞，但决不能代替基督救世的信条。我再重复一遍，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使两者界线分明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世人也许不喜欢看到区分这些概念，因为他们已经惯于把它们混淆起来，觉得把表面的华丽充做内在的实价，以雪白的墙壁证实神殿的圣洁，较为省事。世人也许会憎恨那位敢于深究和揭露、敢于刮去表面的镀金暴露底下的劣质金属、敢于闯入古墓揭示内中尸骨的人。不过，憎恨归憎恨，人们还是受惠于他的。 亚哈不喜欢米该雅，因为米该雅为他所做的预言，没有吉语，只有凶兆（（《旧约·列王纪上》第二十二章第八节，以色列王亚哈说：“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他也许更赏识基拿拿好阿谀奉承的儿子。然而，要是亚哈不信谗言而听忠告，也许能逃脱那场致命的血光之灾（（《旧约·列王纪上》第二十二章，以色列王亚哈欲攻打基列的拉末，召集先知以问吉凶。米该雅说进攻必遭败绩，结果被打入狱中。但另一位先知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却故意迎合亚哈，预言必胜。亚哈深信不疑，率兵出征，结果兵败中箭阵亡。））。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这样一个人，他说话不是为了讨好那些爱听好话的人。但我认为，他胜过于社会上的大人物，犹如音拉的儿子胜过犹太和以色列诸王。他说出来的真理与音拉的一样深刻，一样具有先知先觉、掷地有声的力量，他与音拉一样富有大胆无畏的风度。撰写《名利场》的这位讽刺家（即英国作家萨克雷（一八一一—一八六三），其代表作《名利场》以讽刺的笔法深刻勾画出英国社会的世态百相。），在上层社会中受到了赞赏吗？我说不上来。但我认为，那些被他投掷了讽刺的火药、照射了谴责的电光的人中，要是有几位能及时接受他的警告——他们或他们的子孙们，也许能逃脱基列的拉末的灭顶之灾。 为什么我要提及这个人呢？读者诸君，我之所以提及他，是因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比同时代人迄今已承认的更为深刻、更不可多得的智者；是因为我把他视为当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视为一群纠正扭曲的世象的志士仁人之当然首领；是因为我认为他作品的评论家至今没有找到适合于他的比照，没有找到如实反映他才智的措辞。他们说他像菲尔丁（（菲尔丁（一七○七—一七五四）：被誉为英国小说之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汤姆·琼斯》。）），还谈起了他的机智、幽默和诙谐的力量。他像菲尔丁，犹如雄鹰之于秃鹫。但菲尔丁会扑向腐尸，而萨克雷却从不如此。他的机智是欢快的，他的幽默是迷人的，但两者与他严肃的才华的关系，就像嬉耍于夏云边缘的阵阵闪电与潜藏于云层足以致死的电火花之间的关系。最后，我提及萨克雷先生，是因为我要把《简·爱》的第二版献给他（（作者在写这篇序言时并不知道萨克雷的妻子精神失常，从不知道他的身世酷似罗切斯特的遭遇，因而不幸使关于《简·爱》系萨克雷家的家庭女教师所作的谣言不胫而走。））——如果他愿意接受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奉献的话。 柯勒·贝尔（柯勒·贝尔：夏洛蒂·勃朗特发表《简·爱》时所用的笔名。）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三版附言 借《简·爱》第三版付梓之际，我要再次向读者说几句话，说明我之称为小说家仅靠这一部作品。为此，如果把其他小说归在我的名下，那就把荣誉授予了不该得的人，从而剥夺了该得的人的权利。 这一说明将有助于纠正或许已经造成的错误（（一八七四年勃朗特三姐妹各自推出了一部小说，并均用了笔名。夏洛蒂·勃朗特出版《简·爱》时的笔名为柯勒·贝尔；她的大妹艾米莉·勃朗特发表《呼啸山庄》时的笔名为埃利斯·贝尔；小妹安妮·勃朗特出版《艾格妮丝·格雷》时的笔名为阿克顿·贝尔。出版商在推出后两部作品时，在广告中写道：“从柯勒·贝尔和埃利斯·贝尔的风格相近这点来看，我们倾向于相信，两者系同一人。”）），并将防止出现类似的错误。 柯勒·贝尔 一八四八年四月十三日 译 后 记 译林出版社约我重译《简·爱》，我明知《简·爱》已有几个译本，但还是欣然应命了。 细细想来，这似乎有两个原因。一是出于对《简·爱》的偏爱。还在求学时代，我就被原作深厚的内涵和优美的语言所吸引，从而将它视为英语学习的范本，反复细读，还详细做了笔记。跨出校门走向社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经验与学识俱增，视野也日渐开阔，进入壮年更觉得颇有“曾经沧海”之感，但重览《简·爱》，仍发现其魅力不减当年，因而便想到，重新移译这部作品不啻又是一次艺术上的享受。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有几个译本不但不足为奇，而且是十分必要的。翻译说到底是对原作风格和内涵的阐释。一部文学巨著犹如一个丰富无比的矿藏，并非通过一次性的阐释就能穷极对它的开掘。多个译本就是多次的开掘，译者只要认真负责，学养又不落水准，每次都一定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正是通过这样一次一次的阐释，人们才接近完成对一部传世之作的认识。此外，一部作品就其文本本身而言，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凝固，但是译者的审美观点、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以及他所把握的要传达原作思想的语言，却是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着的，因而不同时代也就非常需要有适应这种变化的不同译本了。 《简·爱》易读不易译。这是一部充满诗意的小说，尤其是男女主人公之间坦露心迹的对话和描绘，不但在内容上富有诗的意蕴，而且在形式上也不乏诗的韵律，要重现这种诗意，是颇费踌躇的。这又是一部激情四溢的作品，人物之间情感的交流和撞击，往往表现为情绪的岩浆如火山般喷发，其雄伟、其壮丽、其多姿多彩，常常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另外，这部小说的语言又是那样高雅脱俗、流畅优美，要把它转达成相应的中文决非易事。此次重译，我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努力，唯愿能表现原作的这些特点于万一。 在完成这部译作的时候，我要感谢译林出版社，尤其是李景端社长，为我提供了重译此书的机会。我也要感谢上海作家协会和奉化雪窦山宾馆，正是他们所组织并创造了物质条件的作家冬令营，使我加快了翻译本书的步伐。 黄源深 １９９３年４月２３日 上海华东师大一村寓所 第二版后记 《简·爱》中文版(译林社版)发行近十年了,趁再版之际,我校订了全书,对某些文句作了适当润色,使其更符合原文的风格,同时也纠正了疏漏和谬误。我希望现在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更好的译本。 翻译在时下不少人眼里似乎是再容易不过的,只要会点外语,手头有一枝笔、一本词典就行了。所以便有很多赤手空拳的勇夫,大胆闯入这一领域,快速炮制译述,迎合了商家之需,也构成了目前业内人士惊呼的翻译质量普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译者虽有原文可以依恃,不必像作家那样需要“无中生有”,但要用一种语言传达原作者用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和风格,而且要做到恰到好处,却离不开艺术创造,一种在原文的束缚下的创造。在这里,原文为创造提供了方便,但同时也是创造的桎梏。译者面对作家(原作者)用语言所能创造的广阔世界,必须用另一种语言忠实而灵活地再现这个世界。所以要达到翻译的高境界,就需要充分把握两种语言,并具有运用的娴熟技巧,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需要广博的知识。与此同时,还需要灵气,否则译者充其量不过是个出色的匠人。 所谓灵气,说到底是一种创造力,就翻译而言,是一种在不逾矩的前提下,灵活到了极致的表达能力,即在对原文透辟的理解和对原作风格的充分把握的基础上,灵活地传达原作的精、气、神,力求形神兼备,保持原有的信息。译文所表达的,不是熟练的匠人刻意求工的结果,而是从高明的译家笔底自然地流淌出来的智慧的结晶,是生动而鲜活的。 “灵活性”和“准确性”常常是一对困扰译者的矛盾。一追求“灵活”便容易走样,离开原文;一追求“准确”便容易死板,言语不畅。我认为“准确”是前提,“灵活”是目标。“准确”是首要的,离开了对原文的准确传达就谈不上翻译,变成了自由创作。译者对某一句(段)生动灵活的译文感到得意时,尤其要警惕原文的信息在译文中是否有流失。但灵活生动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翻译毕竟是一种艺术。在吃透了原文以后,译者不遗余力地去追求灵活的表达,那就是进入了一种高境界了。 译文的“归化”和“异化”是当今译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归化论者”认为译文应当是地道的中文,越地道越好,因为阅读对象毕竟是中国人;“异化论者”认为译文还是保持相当的外国味比较好,太“中国化”了,没有了“异味”,就不像外国小说了。我认为“归化”也好,“异化”也好,关键是一个掌握“度”的问题,“归化”有一个“度”的问题,“异化”也有一个“度”的问题,超过了“度”都会走向反面,达不到原先期望的目的。当然,这个“度”却并不是那么好掌握的。 要实践上述诸点,不但决定于学识、能力和才分,而且还决定于经验。年轻的时候往往“初生之犊不畏虎”,什么都敢译,从不以翻译为难事。但随着年岁渐长,译的东西渐多,反觉得翻译难了,这也是这次校订《简·爱》的体会。 黄源深 2002年8月22日 于紫藤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