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六十年代，和我们的八十年代

孔雀胆与青龙珠

　　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是如此的大名鼎鼎，因而成为了解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的标志性读物，那本描述中国摇滚“被缚与抗争”历史的《伤花怒放》里，郝舫说90年代以前的中国摇滚“是青年们从《伊甸园之门》出发的向往和想象”。其实，翻开二十余万字的《伊甸园之门》，其中专述摇滚的仅仅只有一个“重访摇滚乐时代”的章节而已，但那却是我读来最顺畅也最能够理解的一个章节，跟着迪克斯坦的笔调，我可以见到我所熟悉的鲍勃•迪伦、披头士和滚石，我相信这也是所谓美国六十年代文化在中国的普罗大众中最为人所熟知的部分。
　　然而摇滚乐毕竟只是六十年代文化的一部分，或许声名最为显赫，但却不是最深层的。《伊甸园之门》的焦点“不是政治声明或文化宣言，而是那些揭示那个时代内心经验的具有社会想象力的作品”，所以文学史、文学作品才是这本文化评述的重心所在，所以我就读得很辛苦了。——关于美国文学，长久以来，于我只有海明威、杰克•伦敦、马克•吐温，而那些现代主义的、甚至实验文学的作家们，也即本书的主人公们，金斯堡、品钦、冯内古特、保罗•古德曼，垮掉派和荒诞派，《第二十二条军规》和《爱欲与文明》，“新新闻”和黑色幽默，则是陌生和疏离的，更多只是一个符号，现代西方文学的符号。
　　为什么读《伊甸园之门》，一切只因为“六十年代”这个富有魔力的词。六十年代，意味着什么，不仅是伍德斯托克和性解放，迷幻药和马丁•路德•金，越南战争和百万大进军，那是整个生活形态和文化意识的集体嬗变。六十年代改变了美国，无论是为保守派所痛恨的对美国“立国意识”和清教思想的深刻改变，还是激进派所赞美的对美国民权和文化形态的巨大推进，总之那个国家是彻底改变了。同时，六十年代，也不仅仅是美国的，而是属于全世界的一次勃发的青春期躁动。正如《伊甸园之门》前言中所说：“六十年代某些旷世奇想幼稚得令人瞠目结舌，然而，不知为何，这恰恰是那个十年最吸引人之处。虽然它有时将年轻人引入毒品和暴力，使他们放荡或性乱，但它也造就了一种始终超越其时代的大同和平等的崇高梦想”。虽然六十年代已经逝去，但或许生气犹存，值得从那些有点晦涩但令人感怀的仪式性阅读中得到拯救。
　　六十年代世界性的青春期中，中国也没有缺席。尽管在打倒固有权威方面，十分类似，然而与西方青年自下而上、充满自发激情的自我意识大爆发截然相反，发生在东方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更多的却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青年对威权的自我献祭，与西方社会习俗的大松绑相反，这里却是更严酷的压抑，看起来倒有些仿佛书中新左派与老左派的区别。所以阅读美国的六十年代，我没有拿他们的六十年代与我们那个六十年代印证，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八十年代，这或许才是真正具有比较意义的一个十年。
　　如同世界怀念六十年代一样，今天的中国有一批人已经开始回望我们的八十年代。阅读前言《世纪末的回望》和尾声《回顾六十年代，安度七十年代》，这种类比的感觉更加明显。它们的发生和消亡，它们的影响和余韵，都不能不令人产生联想。对我们来说，如同被战后繁荣和消费社会“惯坏”的美国六十年代孩子一样，我们的八十年代青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这一时期五彩缤纷的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那些备受诟病的富庶和人们逐渐习以为常的经济繁荣，而之前沉闷窒息的七十年代（如同美国的五十年代）一样为下一个十年的猛然勃发准备了充分的心理期盼。最后，东西方的十年青春期同样消亡于两大因素，其后的经济压力（美国七十年代的经济衰退和中国九十年代初的经济困境）和不断强化的激进主义。关于后者，作为五十年代生人的迪克斯坦清醒地指出，“一味追求不断强化的激进主义，为了保持革命的纯洁性而不停地增加赌注，使它失去了大部分追随者，从而正中敌人下怀；暴力和彻底的犯罪，这他们（当权者）知道如何对付，因为这些行为并不对他们提出令人不安的道德要求”。这也不能不令我们想到那个年代的八九及其后风雨飘零的民运，如同王怡在《愿死者记得我们》一文中所说的“自由知识分子们正在丧失重新走入集体的勇气”。
　　然而，那个年代的大部分虽然已经消失，但仍然对经历过它的一代人持续产生着经久不衰的魔力，并且它也如同那个六十年代一样，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乌托邦的希望虽然可能落空，却不可能被忘怀。曾在许多伪装下召唤过整整一代人的伊甸园之门，仍象卡夫卡的城堡一样在远处闪现，既无法接近，又无法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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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偶然草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