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神流浪者眼中的希腊

崇拜摩罗

　　《中国图书商报·中国阅读周刊》在１４８６期刊登了希腊专题，对希腊文化对西方哲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希腊文明对中国学人的影响深远，我也是沐泽甘霖的一份子。翻阅专刊，忽然想起十年前我初次接触希腊文化的那个下午，我和朋友Ｓ——当年还是两个少年，在家乡的海滩阅读罗素的《西方的智慧》。
　　那是我第一次以阅读的方式接触希腊，最吸引我的，是罗素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在精神极度饥渴的青年时代，我于懵懂中升起对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人类精神史上思想英雄的追慕。在哲学概念中，我试着感受那来自爱琴海海边的异域风情。
　　之后，我开始寻找那些刺激我精神世界最脆弱部分的思想英雄。而希腊也征服了我的阅读视野。我突然发现，童年时代充满诱惑的动画片《圣斗士星矢》中的女神雅典娜，不但出自希腊神话，还是西方的智慧象征。更有意味的是，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阅读，我也开始知晓，西方文化的传统源于两希，也即希腊与希伯来，但希伯来文化传统也深受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希腊哲学家、文学艺术家的影响。
　　文化格局的形成常有一些偶然事件作为连接点，如公元前３９９年，苏格拉底这只雅典人的牛虻被公众合理审判致死。这一事件深深刺激了他的学生——柏拉图。经过一番严肃的反思后，柏拉图认为，老师苏格拉底是一个活在真理世界的人，所以对人间的世俗法则造成的生活表象不屑一顾。柏拉图从苏格拉底坦然地饮下毒酒的瞬间，就坚信，在生活的表象世界之外一定存在着一个真理的本质世界。
　　在发现理性之后，基督教和希腊柏拉图之后的哲学一起完成了寻找真理的任务。不过，恰恰是因为柏拉图有一个绝对真理的形式理念，此后，西方人一直通过理性来探求终极和发现真理。西方的文化背景使人将整个世界对立、对象起来，进而观察和思考世界，这才有了科学。而中国文化向来只有建立在经验积累和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的技术，我们的传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没有追寻终极真理的要求。
　　苏格拉底的死亡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大事，柏拉图对苏格拉底之死的阐释也影响了我的价值世界，在表象与真理之间，我该如何选择？事实上，希腊神话在我眼中，也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在表象与真理之间，该坚持哪一个？
　　苏格拉底是为真理所献祭的，他在临死的瞬间并没有表现出几许悲情，相反，他表现了哲人临终时的坦然和幽默。可是数千年前，雅典公民却在戏剧中充分体验了悲剧那震撼人心的力量。当希腊公民黑压压地聚集在宏大的剧场中，在悠扬的琴声与动人的歌声中，一幕幕神人之间演绎的悲情时时袭击他们的心。
　　一谈到希腊悲剧，我就会想起索福克勒斯的那部《安提格涅》。这个纤弱漂亮的女孩，这个“在我们的苦难中，没有一种痛苦、灾祸、羞耻和侮辱我没有亲眼见过”的女孩，用最柔弱的力量对不公的命运反抗：“我这不幸的人为什么要仰仗神明？为什么要求神保佑，既然我这虔敬的行为得到了不虔敬之名？即使在神们看来，这死罪是应得的，我也要死后才认罪，如果他们是有罪的，愿他们所吃的苦头，恰等于他们加在我身上的不公正的惩罚。”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世俗压力，安提格涅内心的善与正义的火焰都不曾熄灭，我因此常想，是不是因为希腊的剧场承担了悲剧演绎的空间，才使得悲剧在现实生活中离人们很远？从这个角度考虑，悲剧，常常承担着救赎人心的艺术的力量。事实上，剧场上真正吸引雅典公民的，恰恰悲剧的牺牲主题，它表现为那些戏剧中的主角通过承受常人不堪忍受的苦难而通向完美人性的过程，这本身就是宗教意义上的。
　　希腊人的想象力和希腊多元的众神也许不无关系。同时，大批闲暇的政治公民必然产生剧场和奥运会这样的公共生活方式，因为他们有原始的公民空间。其中雅典和斯巴达是希腊最典型的两种城邦体制，不过，在英雄主义的主题下，他们都不甘示弱，尤其是斯巴达勇士。当年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率领三百斯巴达勇士在希腊北部温泉关抵挡五万波斯军队的猛攻，成为后来希腊联军战胜波斯军队的关键，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让笔者热血沸腾的是这三百战死的斯巴达勇士的墓志铭：“过路的客人啊，去吧，给斯巴达人捎个话，我们尽忠死守，在这里倒下！”一读到这段话，我就想起和朋友Ｓ去海边的往事，想起那个暴风突至的天空。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