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世界中的无奈主体（一）
——解读伊夫林•沃《一把尘土》的伦理主题
李卫华
英国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 1903-1966）的第四部小说
《一把尘土》（A Handful of Dust, 1934）(伍一莎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以下小说引文全部出自本书，为方便起见，只在文中标出页码)部分取材于他自己第一次失败的婚姻：赫顿庄园的女主人公布伦达不甘于乡间的寂寞，背着丈夫托尼在伦敦租房与一个贫困浅薄的青年比弗同居，后来在儿子意外死亡后又向丈夫提出离婚。灰心丧气的托尼因而在南美丛林中历险，最后被一个喜爱狄更斯著作的印第安人禁闭，成了为他朗读狄更斯小说的囚徒。然而就作品复杂而深刻的思想主题而言，家庭悲剧并不是重点。相比较沃前期小说所传达的英国传统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而言，
《一把尘土》中所揭示的是一种荒诞的、虚伪的近乎混乱的状况。小说背离了作者一贯所坚持的天主教思想，宗教也成为小说讽刺的主题之一。并且小说还背弃了西方传统对生存困境的抗争，主人公只能无奈地生活于这个世界之中。
一、荒诞的世界：社会伦理价值的丧失
小说展现了一幅20世纪前期社会伦理价值丧失后的荒诞社会图像，或者说一种“对于绝对腐败世界的厌恶情绪”：在伦敦的上流社交界，充斥着空虚与虚伪，比弗在与布伦达交往之前是“全伦敦最悠闲的人”（P45），整天无所事事地等着别人对他的邀请，可“人们对比弗先生的邀请多数时候要到最后一刻才通知他本人；有时甚至还要来得迟些。等到他已经开始一个人进餐，就会突然有人来电话说：‘约翰，亲爱的，乱了套了，索尼亚来了，可没有带雷吉。你可以做点好事，帮我解解围吗？只是要快一点，我们就要进去了……’然后他勿勿去坐出租车，在上了第一道菜后才赶进去，说上一些抱歉的话……”（P5）人们似乎只是将比弗视为不得已时解围之人，视为小丑，可比弗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另外，对这个追求新奇与刺激的社交界而言，邪恶与美德之间的差别在闲言碎语的泛滥中已不复存在，布伦达同比弗之间的奸情并不是什么罪恶，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只是为长舌妇们提供了一个更有趣的话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喜欢躺在床上，在电话上跟朋友谈论男欢女爱的事，并以谈论这些既简单又与己无关的事为快。”（P58）而且，比弗是人们“嗤之以鼻的小丑”，布伦达是“神话中被囚禁的公主”，（P58）比弗与布伦达的交往远比布伦达同乔克•格兰特-孟席斯和罗宾•比斯利以及他们每个人都先后与之争吵过的其他花花公子相处，并最后又与他们一一决裂的消息更受欢迎。因为这让所有的长舌妇们更有机会把布伦达的胆大妄为“升华到一种诗的境界”。（P59）布伦达为了减少自己的内疚感也是为了更方便自己在伦敦的生活，竟然和自己的女友们讨论怎样让别的女人去引诱托尼，甚至她们还“讨论了这个问题的所有细节。”（P87）
明明是布伦达背叛了丈夫，托尼却必须在法庭充当有过错的被告，他要花钱找一个妓女陪他到海边度假，还要雇两个私家侦探看见他和这个妓女在床上，以提供法庭需要的他对妻子不忠诚的证据。当然这样荒诞的事情并不是只发生在托尼一个人身上。沃借离婚律师之口说出了一个更荒谬的故事：“最近，我们接了一个尤其棘手的案子，当事人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的男子，还有点缺乏自信。到最后他的妻子竟同意和他去提供证据。她戴了一副红色的假发。干得非常成功。”（P140）这种离奇的故事是让人发笑的，正是离婚制度的荒诞性导致了这种荒唐故事的发生，在这里，沃将讽刺的矛头指向了家庭婚姻伦理及社会制度本身。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的道德正当性在失去了宗教超验纽带的维系后，已经由享乐主义所取代，即以快乐为生活方式。“文化意象的楷模已同现代主义的冲动合二为一，它的意识形态原理就是把冲动追求当成了行为规范。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就在于此。”事实上，资本主义的伦理困境也源于此。
与热闹的伦敦社交界相比，赫顿的生活是单调泛味的。古老而巨大的房子是如此的空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复日子也使得布伦达有理由对这种生活表示厌倦，也正是这种厌烦促使了她出走伦敦。而赫顿对托尼而言就不同了，庄园是托尼的先辈1864年推倒了当时“本郡最著名的建筑之一”赫顿修道院后，完全按照哥特式的风格重建的，即使在一些人看来“现在已是毫无趣味可言”（P11）（对布伦达同样如此），甚至是需要“把整个屋子炸了重来”，（P84）赫顿庄园依然是托尼内心的挚爱，对他而言，“这所房子肯定是英国生活的一部分”（P15），并且他一直在试图恢复当时赫顿修道院的风采。因此当托尼意识到离婚意味着要卖掉赫顿时，他感觉“他整个的哥特式世界都完蛋了，……现在在林间空地上再也看不见闪闪发光的盔甲，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再也看不见穿着绣花鞋的脚了，带斑点的米色独角兽已经逃之夭夭……”（P164）是以他拒绝了离婚，并且将赫顿的假定继承人定为他的旁系亲属而不是他的妻子布伦达，因为他总是希望用自己的财产去维持这座宅子以便把它保持在他认为“合适”的状况下。
作者并没有特意表明原有的建筑赫顿修道院是中世纪的，但托尼执着地要恢复从前的一点一滴，回到具有历史意义与美学价值的过去，回到代表着“真”、“善”、“美”的过去。在托尼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到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的表达的观点：从十九世纪开始，西方文明从一个有活力的创造性发展高峰时期进入到一种颓废败落的状态，其有机生命结束了。向后转的态势使托尼执意要回到从前，回到乡间。然而，当他的哥特式美梦在现实之前面临破碎的危险时，对西方文明与伦理现状的失望使得他转而去寻找更古老而失落了的文明——巴西丛林中的城市遗址，以求得心灵的慰籍。在想像中远离已经衰退的西方文明，已经破碎的伦理现实，并寻求对这种衰落文明及伦理价值的可能拯救，沃的这种表现与D•H•劳伦斯对伊特鲁里亚人和阿兹特克人等“自然人”的崇拜以及庞德引进汉字或他想像的中国文学并无不同。然而，当托德这个半文明人和半野蛮人以和遥远的伦敦同样卑鄙的方式拘禁了托尼时，证实了这个失落的世界同样荒诞，也证实了作者和托尼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二、荒芜的内心：宗教伦理的消亡
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荒诞的，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或许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中，人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活着，在原初的文化中，信仰主体和信仰对象（超验内容）是完全一体的，正因为如此，亚伯拉罕和约伯们才能够如此虔诚地去信仰。然而自启蒙主义以来，人们所信仰的超验教义变得不那么确切了，信仰主体与信仰对象发生了某种分离，信仰对象被当成了某种抽象的规定性，随之就被当作幻想排除了，只剩下信仰主体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被用来规定节俭积累的宗教伦理（主要是新教）也被资产阶级社会无情地抛弃。人的内心需要与伦理渴求历史地站在一个“空白的零点”之上。
牧师的布道词是几十年前在卫戍部队教堂讲道时编写的，并没有因任职环境的变化而做过任何修正，多数布道的结尾都要提到远离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我们好容易才真的盼来了圣诞节。可我们没有木头烧得通红的壁炉和抵挡漫天大雪而紧闭的窗户，而只有外国太阳严厉的凶光；我们没有亲人的笑脸和家人的团聚，而只有被征服者虽然无疑是充满感激和野性，却又不理解的愤怒的目光；我们没有心平气和的牛和伯利恒的驴，我们的同伴是狂暴的老虎外域的骆驼，偷偷摸摸的狐狼和笨重的大象……”，（P61—62）当牧师把褪色的讲稿念了一页又一页，村民们对此并不觉得奇怪，在教堂里说的话似乎同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年复一年，听了一遍又一遍，从牧师滕德里尔先生到这个教区以后的每年都一个样。即使“疯狂的老虎和外域的骆驼”长期以来成了大家的笑料和在所有游戏中经常使用的口头禅，他们也非常喜欢这位牧师的布道，而且他们知道当他开始提到远方的家人时，就该他们拍掉膝盖上的灰尘和搜寻雨伞的时候了。
于托尼而言，他会照常穿上每个星期天穿的那件黑西装和硬领白衬衫，准时来到教堂，将从他父母在世时比较严格的要求中演化而来的简单、平淡的仪式心满意足地坚持到了现在，即使每当布伦达看见他摆出旧派的绅士那种正襟危坐、畏惧上帝的架势进总要开他的玩笑。然而礼拜时托尼到底在做些什么呢？——“托尼吸入了使人舒心、却又有点发霉的空气，按熟悉的方式坐下、起立和前倾，他的思绪一桩桩，一件件地盘旋着一周来发生的事情和未来的计划。他偶尔也听见礼拜仪式上的一些用语，让他又回到当时的情景，但上午的大部分时间，盘据他脑海的是浴室和厕所问题，如何尽可能做到既保持宅子的现有特色，又能将这些东西加进去。”（P30）现代社会，人的内在需求发生了转变，在上帝死了之后的社会里，在一战之后的欧洲破碎的现实中，人们似乎并不愿意信仰，当信仰的空洞和宗教的干涸成为现实，现代人无法再忠心耿耿地信奉这种现成的宗教，显然他们也不会“清醒”地声称宗教只是人类的黄粱美梦。宗教不适应现代生活了。
于是，对一个缺失信仰的心灵而言，对一个缺少爱与同情的社会而言，面对这个世界不可预知的苦难，只能是一种空荡的虚无和深涩的麻木，在约翰意外死亡之后等待布伦达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托尼几乎成了一个空心人，语无伦次，不知道去干什么事情，度日如年，麻木地让人摆布，而且还在担心着布伦达如果知道了会有多伤心，而这时的布伦达却沉醉在算命人对她说的有四个男人主宰着你的命运的话里，这使得她听到约翰的死讯时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她皱了皱眉毛，对乔克说的话没有立即弄明白：‘约翰……是约翰•安德鲁吗？……我……啊，感谢上帝……’然后她哭了起来。”（P128）
正是在对这个荒诞社会和荒芜内心的描绘中，沃将他作为一个讽刺作家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沃对宗教的讽刺态度使得有人质疑他作为一个天主教作家的地位，他不得不给威斯敏特教堂的红衣主教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护，声称故事中描写的是文明与一切伴随而来的可悲的灾难和野蛮之间的冲突。然而正如沃在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中所认为的：小说所涉及的完全是人的行为，道出了对人类行为不得不说的一切。这种不得不说的人类行为包括人们一方面缺少信仰，另一方面却是对个人主义式的自己理智的过分自信。托尼在接到布伦达要求与他离婚的信时首先想到的是布伦达失去了理智，他说：“据我所知她只见过比弗两次。”（P136）对布伦达的爱恋与信任他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也是他冲动之下跑到伦敦要见布伦达，当布伦达拒绝之时，他并没有往其他方面想，还为自己的醉酒行径后悔不已，感到自己的行为卑劣的原因了。布伦达正是充分利用了托尼的这种信任，“他自己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无论我做什么他也不敢表示不满，更不能有怨言……他必须学会不搞突然袭击。”（P79—80）这种对自我理智的极端相信使得人们容易忽视他人真正的想法，事实上，托尼并不知道布伦达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只是从自我出发，想当然的以为对方会需要什么。
与此相类似的是梅辛杰医生，一个职业探险家却死于一条小瀑布，根本原因也在于他的过分自信，他的“我很了解印第安人”、“他们会回来的。我了解他们。”和托尼的“你知道，我对布伦达的了解有多么深。”同出一辙，如此轻率而又不负责任的论断让梅辛杰医生掉了命，让托尼失去了他的妻子以及心中完美的哥特世界。在一个缺乏信仰的年代，为了应付内心的恐惧，人总是试图去抓住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中，自我的理性是人比较容易把握并信以为真的。然而信仰的虚无也造成了文化传统的令人畏惧的脱节，人依靠理性将自己上升到神的位置后却难以把握自我，更无从理解他人了，当理性在托尼和梅辛杰医生身上以一种荒诞的结果出现之后，我们发现，理性并不能拯救自我缺失的内心，也不能帮助人寻求道德上的自我实现，只能是更加加深了内心的荒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