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战争”：异域文化中的中国经典翻译（一）

——《孙子兵法》与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

徐颖果

　　赵健秀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生活是战争”这句引言。该引言出在其散文集《刀枪不入佛教徒》中。在该书的第三页上，赵健秀指出：“Sun Tzu says: Life is war. War is the state of being the big fuckup. Life or death. The road to glory or extinction. Therefore, before you go to war, study it. Study hard.”  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孙子曰：生活是战争。战争关系到国家命运、生死存亡、荣辱之大事。因此，参战之前，要先做研究，要用心研究。”但是，在和《孙子兵法》对照之后，发现《孙子兵法》中并没有“生活是战争”这样一句话。与该段意思最相近的是《孙子兵法》的开篇章《始计第一》中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的：“兵者，国之大器，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而“兵者，国之大器”并不包含“生活是战争”之意。赵健秀在《刀枪不入佛教徒》中大段大段地引用《孙子兵法》，多数是直接引语。那么他引用的孙子语录来自哪里呢？ 赵健秀谈到中国经典的英文翻译时说：“最好的和最有权威注释的翻译都是美国人做的。罗慕士翻译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沙博理翻译的《水浒传》（又名《水边的不法分子》），余英时翻译的《西游记》，还有新加坡人翻译的。” 赵健秀在另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不懂中文。2004年，当我告诉他我把通过电子邮件对他的访谈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后，他回信请我寄一份报纸给他，并说 “抱歉我读不懂中文，请寄给我一份报纸，我会找人翻译给我听。” 可见赵健秀阅读中国经典主要是通过英译本，而美国人翻译的中国经典在他看来信誉度很高。假如“生活是战争”引自美国人翻译的《孙子兵法》，赵健秀一定认为他引用的就是孙子语录, 而不是翻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增加的话语。赵健秀所说的“孙子曰:生活是战争。”应该是从《孙子兵法》的英文译本中得到的，而英文翻译者又是从何处读出“生活是战争”这句话的，无从考察。

　　一、 《孙子兵法》之对赵健秀
　　由于赵健秀认为“生活是战争”出自孙子，而孙子又是他十分欣赏的军事家、战略家，因此，这句话被赵健秀广泛引用。在赵健秀看来，这句话不但道出了生活的真谛，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战略战术。“中国人的道德是儒道，它不是建立在基督教这样的信仰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知识和历史的基础之上。生活就是战争。在战争中要想赢得胜利不是靠你相信什么，而是靠你知道什么。”赵健秀认为，要想在生活中成为胜利者，就需要真才实学。除了战斗精神，还要有战略战术。“生活是战争，所有的行为都是策略和战略……写作是战斗。” 赵健秀的写作致力于颠覆美国文化中消极、怪异的华人刻板形象。赵健秀要重塑华人形象。写作就是开展一场特殊的战役。
　　战略家孙子对赵健秀的影响非常之大。在《刀枪不入佛教徒》中，赵健秀摘录了大量的孙子语录，全书中共有四十段之多，最长的一段孙子原文是一百六十八个汉字，把赵健秀引用的英文译文翻译成汉字，汉语译文长达三百多汉字。赵健秀引用的孙子语录主要有两类，一类用来表达他对战争的认识，另一类用来表达对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具备战略战术之重要性的认识。“指挥军队作战的最高境界是使人看不出任何痕迹，因此无论深藏的间谍或是高明的智者都不能谋划出办法对付你。”（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孙子语）“因此，我每次取得的胜利，采用的作战方法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根据情形有无穷的变化。”（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孙子语） “战争中最难的莫过于制胜的策略。难在要把迂回的路变成直便的路，把不利的条件变成有利的条件。”（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孙子语）
　　“生活是战争”及其他由此而来的赵健秀口号，都深受《孙子兵法》的影响。《孙子兵法》作为中国经典文献之一，不但影响到赵健秀的人生态度，而且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在美国华裔作家中，赵健秀以言辞激烈著称。他的作品火药味十足。他所“引用”的这句孙子的语录，成为其招牌式口号。与莎士比亚著名的“人生是舞台，每个人都是演员”相比较，赵健秀声称的“生活是战争，每个人天生都是战士”可谓截然不同。赵健秀的口号源于他认为的孙子兵法，源于中国文化。

　　二、 具有美国价值观的中国英雄
　　然而，赵健秀毕竟是生长在美国的华裔。美国文化对他的影响要大于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他所塑造的华人英雄形象不可能完全是中国经典文学角色的复制。事实上赵健秀塑造的美国华裔英雄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是两种文化结合的产物。赵健秀显然学到了孙子的机智, 因为他用美国文化中的英雄形象来颠覆美国文化中华人的负面脸谱化形象。他的表述充满美国文化元素，甚至西方文化元素和西方价值观。他的小说《甘加丁之路》的标题就取自英国作家吉卜林的一首诗“甘加丁”。诗歌描写一个为侵略印度的英国殖民者服务的印度人。在赵的眼里甘加丁是个民族叛徒。小说的第一部分“创世”讲述了演员关曼龙一生最大的愿望是饰演陈查理。陈查理是一个虚构的华人侦探，在1925—1949年间曾先后在五十部电影中出现过，在美国闻名遐迩。陈查理代表了主流愿意接受的华人形象：肥胖，缺乏性感，唯唯诺诺，讲蹩脚的英语，滑稽可笑。 赵健秀要纠正这种华人形象。赵健秀树立的正面华人形象和陈查理完全相反。他们英勇威武，极具男性魅力。他们既有中国民间英雄关公的威武外表，也有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精神，从里到外是彻头彻尾的英雄。在赵健秀作品中，中国民间英雄和美国硬汉形象合而为一, 比如, 他经常用西方文化中的英雄形象指涉华人：“假如普罗米修斯是华人，他会从诸神那里盗取火种，警告人们撤离城市后焚烧首都，砍下触怒他的诸神的首级，悬挂于宫殿之大柱上，再一把火将宫殿付之一炬夷为平地。” “我们家的姓是战神关公的姓……他们说关公是关姓家族中最伟大的人。妈妈说关公就像中国的约翰•韦恩。妈妈的大姐芙蓉阿姨说他看上去更像中国的克拉克•盖博。”韦恩是美国电影明星，扮演过许多西部牛仔，塑造了众多硬汉子英雄形象。盖博是美国电影演员，在20世纪30年代以扮演粗犷、富有男子气概的角色闻名。事实上该小说中表现的华人正是富有个性的美国人，而不是陈查理型的华人。有人认为赵健秀对英雄传统的主张不仅扭转了黄种人作家的局面——在白人的时钟上辨认出黄种人的文学时间的尴尬，而且以美国华裔的标准对西方传统提出了批评。但是赵健秀的做法也引起了争议，被认为是“企图用一种完全美国的方式，把华人传统解读成一种积极的个人主义传统”。
　　在赵健秀看来，中国的神话、儿歌、古典小说等民间文学等都是中国文化的记载。了解和记住这些，就意味着了解和记住了中国文化，否则就是不懂中国文化： “我记不清中国是啥样。没有一点记忆。记不得一张脸，记不得一个神话故事，连一支摇篮曲也记不得。”因此，是否在华裔文学中如实反映中国经典，反映中国神话，是关乎是否继承中国文化的大事。了解中国经典神话和民间故事，对于赵健秀来说就是继承中国文化传统。“任何依附于历史的，或对历史有兴趣的，或书写历史的，或书写华人移民的任何美国华裔与英雄传统都有关系。正因为我们首先是带着英雄传统到美国来的。每个堂会都是按照《三国演义》的桃园结义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最大的联盟就是梁山泊的一百零八条好汉。” 赵健秀指出：“一个美国亚裔不知道四大名著，不知道中国的文化，他不会感到恼火，但是一个真正的华裔就会。我是一个华裔，虽然我讲英语，但是我从来没有适应他们的文化，我也从来没有去迎合或被同化。尽管我比《融入美国》节目中的那些美国华裔更了解基督教徒和白人文化。” 赵健秀问：“华裔作家把所有的作品都看作历史，以至于每部作品都要作上注释，标上日期甚至连故事集也不例外。我们知道在朝代和孔子出现之前的中国神话和传说，我们知道岳飞的生卒年代和历史事实，我们也知道明代写成的关于岳飞的英雄传奇。今天（在中国）人们仍然能读到这些历史吗？有关英雄传统的作品仍然有卖吗？——《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榜》、《岳飞传》、《杨家将》、《梁红玉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在这里（美国）的每一家书店都有卖。”这里所说的华裔作家显然是指赵健秀自己。
　　赵健秀并不是唯一认为神话和传说等是反映历史事实的。其他学者也有同样的认识，比如美国学者Helena Grice：“神话与关于过去的合法版本的历史、自传或传记应该具有同等效力，一般认为话语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等是否等同于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离散文化研究中一直是一个重要议题。因为这关系到离散族群对祖籍国文化的认识渠道和离散族群本身的文化建构问题。神话和传说等等是离散族群认识祖籍国文化的主要渠道之一。“从小耳濡目染，走进屋，你就会看见关公，走进餐馆，你还是看见关公，见到桃园结义的三兄弟（笔者在美国观察到，许多唐人街华裔的店铺正厅都供奉着关公，关公是他们的守护神）。走进屋，饼干盒上的福禄寿三尊神像，也许是花木兰像，诱使你打开饼干盒。”尽管他们所谓耳濡目染的类似关公的塑像等等，已经是离散族裔化了的塑像。因为这些塑像充盈着离散族群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翻译和改写，其中加入了许多受到异国文化影响之后形成的想象。这些想象体现了离散族群的希冀、愿望和需求。
　　最近美国的研究证明，神话在美国已经成为族裔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受到重视。以下的研究成果较为详细地说明了美国学者对神话的作用的最新认识：
　　近年来对美国移民的文化研究提高了对移民作家讲述故事方式的重视程度，指出它们已经不再是对移民融入美国社会过程的简单陈述。沃纳•索勒斯、乔•格杰德、马修•雅格布森、莉莎•露易等学者发现，这些讲述改写了关于“美国”的概念，它们力图证明移民作为国家成员的合法性。奥姆•欧沃兰德也加入了讨论，以他的《移民者的思维》和《美国身份》两项研究成果深入探索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移民如何利用想象建构自己在美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他们自己的历史版本，以申明美国是他们的家园。奥姆•欧沃兰德注意到一种“从历史到神话的调适”，指出移民群体的领袖创造出了他称之为“寻找家园的神话”或故事，证明移民族裔在基因上或意识形态上与对美国象征体系非常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之间存在的联系。欧沃兰德明确列出的一系列的文化文本例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们包括虚构的和自传体的文本，族裔报纸的社论，以及族裔领袖们在宴会和集会上的演讲，还有纪念族裔传统的节日，为族裔英雄纪念碑而举行的筹资活动等文化活动。他认为这种寻找家园的神话是一个美国现象，因为它们共同的主题和情节超越了族裔分界：对于所有的族裔来说，这些神话都是为了确保他们能被盎格鲁主导的社会所接受，同时（也许有些自相矛盾地）确定族裔身份在美国的重要性。尽管专业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故事是幼稚的，甚至是有害于历史编纂的而对其不理不睬，但欧沃兰德认为必须严肃对待这些神话，并不是因为这些神话的内容，而是因为它们产生的原因。
　　由此可以看出，不仅是美国华裔对神话非常看重，其他族裔也同样如此，其中包括欧洲裔美国人。在大家都是移民的这样一个国度，每个族裔都要创造出自己的神话，用以申明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合法地位和权利。这似乎成为美国见诸于各个族裔群体的一种文化现象。美国华裔只不过是用同样的方式做了其他族裔都在做的事情。

“生活是战争”：异域文化中的中国经典翻译（二）

——《孙子兵法》与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

徐颖果

　　三、 中国文化在异域的传播
　　赵健秀“生活是战争”的来由，以及他对此信条的发挥，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异域传播与发展的状况。离散族群在他们能够接触和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取舍。取舍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翻译的过程。他们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被加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不曾蕴含的内容，加入了异域文化的文化价值观，以及他们认为他们需要在异域文化的语境中必备的文化要素。此时的中国文化主要起到象征的作用，象征着他们的这些思想来自中国，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不必了解这些文化文本，甚至可以完全不了解，仍然可以拿它说事。假如“生活是战争”不是出自英文翻译，另一种可能就是赵健秀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记忆加入到《孙子兵法》中去的。赵健秀有可能和别的一些华裔作家一样，把记忆、想象和史实全都混在一起，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创作。不少华裔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表述都充满了记忆和想象。以赵健秀对中国文革的描述为例，赵健秀的文本显示了他曾受到中国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虽然他并没有亲身经历或间接阅读相关文本。这在《甘加丁之路》中有不少描述。“尽管他们（华裔）没有读过毛主席的《红宝书》，却对《红宝书》深信不疑。” “红卫兵是我的兄弟姐妹，伙计！” 我对他们说，“我喜欢革命现代京剧。哇！ 它们正中我的心坎。” “……我现在是第三世界革命唐人街先锋队——唐人街黑虎队——的‘权力归于人民’之教育部长。”
　　在海外的赵健秀未必了解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内幕，但是赵健秀掌握了当时文化大革命最流行的口号：造反。这正是当时赵健秀所需要的，也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华裔所需要的。因此他们会说：“红卫兵是我的兄弟姐妹，伙计！”， 他们会说：“我喜欢革命现代京剧。哇！ 它们正中我的心坎。” 尽管他们并没有真正看过样板戏；他们没有读过毛主席的《红宝书》，却仍然 “对《红宝书》深信不疑”。赵健秀的传记作者约翰•查尔考•吉休特（John Charcles Gishert） 曾经评价《甘加丁之路》道：“赵健秀至今最长的而且最为复杂的小说《甘加丁之路》，是对现当代美国亚裔的经历进行全面评价和批评的一部小说。”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是美国华裔文化的建立被提到议事日程的时代，是美国华裔历史上的重要时刻。《甘加丁之路》作为赵健秀反映现当代华裔经历的重要小说之一，势必要反映当时华裔受到的各种影响。赵健秀的造反精神可以说是受到过当时中国红卫兵“造反”口号影响的。
　　综上所述，华裔所理解和表述的中国文化具有三个特点。首先，作为美国华裔了解中国文化重要渠道的中国经典在被异域文化中的人翻译的过程中经历了文化翻译，被加入了异域文化。福勒认为，文化身份不应是唯我论的由文化根源决定的，而是彼此间有密切关联的，翻译则是从语言层面说明这种情况。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主要是第二代、第三代等等，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渠道之一是阅读中国经典的英文翻译本。而他们阅读的翻译文本多为美国人所翻译。由于翻译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对汉语的掌握直接影响到译本的内容，所以从异国文化的视角阐释中国文化时给译本中加入异国文化的因素是难以避免的。英文翻译的中国经典经历了一个被再创作的过程，其中包括对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再创造。当赵健秀说“……妈妈说关公就像中国的约翰•韦恩。妈妈的大姐芙蓉阿姨说他看上去更像中国的克拉克•盖博。”时，他们绝不是在说从外表上关公长得像约翰•韦恩，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所说的意思是，关公之对于中国文化，恰如韦恩之对于美国文化。约翰•韦恩代表的是典型的美国文化中具有强烈个人主义内涵的英雄主义形象。因此，在赵健秀作品中，关公变成具有中国男性外形的美国西部硬汉约翰•韦恩。赵健秀在这里崇尚的是美国的文化英雄。语言的翻译带来的文化翻译致使华裔认知的中国文化不同于我们生长在中国的人认识的中国文化。文化之可再创造性并不是个秘密，已有学者指出：“文化不再是人为操控的产物，而是具有创造性、批判性和抵制性的。”
　　其二，华裔文化是受到两种文化影响的文化，它根据华裔的需要从两种文化中吸取文化成分或文化符号。由于华裔生活在异域，对发生在中国的事件没有直接的第一手经验，所以往往根据自己的生存需要，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以及现实中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各取所需，用他山之石攻玉。因此，木兰就变成现当代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引领西方妇女的解放运动；关公就变成了华人英雄，率华人移民在美国西部开山修路。他们可以喜欢自己并没有读过的书、看过的戏，而认为说到他们的心坎上；也可以认同任何他们喜欢的人为“兄弟姐妹”，而喜欢他们所做的一切。华裔用中国文化中的事件来言说美国语境中的事情，这是非常普遍的。这被许多中国读者和学生认为是华裔在与中国文化认同。这里被忽视的是，他们用中国文化中的事言说的是华裔作为美国人的麻烦和问题。近年来历史学家发现并且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旧的移民推拉（pull and push）模式不足以完全了解迁移定居者的经历，理解他们的心态——用后现代术语来说即他们的主体意识，这些移民者在不脱离与故乡和家庭关系的基础上，出于自身需要和愿望形成了新的关系。美洲大陆诸国对早期华人男性移民贴上的隐性标签——“过客”，正是一种双民族或跨民族思维和运行的模式，两者都承认但同时又超越了移民的“旧家”和“新家”。  正如“跨”在跨民族中所表明的那样，“跨”说明了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距离。从离散到跨民族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正如从移民到离散一样，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解释了移民、离散和跨民族概念有时为何可以互换。它们互不相同，但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这个进程还包含了更大的解释空间。
　　第三，由于第一手经验的缺失，华裔在表述中国文化时加入了大量的想象和记忆。他们间接获得的中国文化的记忆在被表述时经历了再创作，这成为中国文化在域外本土化时的一个特点。华裔对中国文化的本土化经历了被托尼•莫里森称之为“再记忆” 的过程。在汤亭亭的《女勇士》到底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小说的讨论中，托尼•莫里森发表了看法，她认为《女勇士》不是自传，而是有意识的“再记忆”，“是在通过口头传说和文本形式去倾听并诉说我们所知道的各种过去”。 美国华裔作家表述的中国文化，都表现出明显的再记忆的特点，而成为华裔对中国文化经过想象、记忆、再记忆而生成的文学产品。赵健秀的“生活是战争”，典型地说明华裔在海外所认知的中国文化既有语言翻译和文化翻译所带来的异域文化的影响，也有华裔现实生活对中国文化的需求，更有华裔间接接触中国文化而形成的广泛地利用记忆、想象和再记忆的事实。三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海外的中国文化传播和被本土化的主要方式。
　　赵健秀的“生活是战争”之信条的来历和作用，说明了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途径及其发展变化。赵健秀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美国华裔和美国日裔说：“我们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自己，是新的——似乎是说，我们来到此地，有新的历史，新的经历，新的感受。”美国华裔文化的构建，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内容。但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这是不应该忽视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当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生态时，研究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