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蕴从放牧五官开始




识蕴从放牧五官开始


灵 山



  大凡去异国他乡旅行的游客,对当地食文化的感受往往是所谓的文化震荡中一个最直接的因素,里面包含的文化差异根深蒂固,甚至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身份识别系统。比如早晨喝粥,中医认为这是最养生的方式,因为粥可以根据季节、时令、个人的身体状况采用各种合适的材料,添加各种配料,但我发现要把这其中的道理说清楚,让习惯了咖啡羊角面包的外国朋友接受这样的早餐,非常困难。反过来,我这个中国胃对西式早餐却没有那么不适应,在国外习惯了早餐的咖啡、面包、煎培根或鸡蛋等,回国后不久又恢复了喝粥的习惯,好像也很自然。
  那种周日懒洋洋地晚起,早餐中餐合一块的brunch在记忆中渐渐地模糊起来,不知不觉间传统的刻板饮食文化又慢慢地上了身,以致突然之间需要找个适合和朋友享用西式早中餐的地方,竟乱了方寸,遍寻不得。
  喜不喜欢喝粥突然间成了一个文化震荡的问题,哑然失笑之余,不禁对自己是否陷入一种精神上的惰性警觉起来。
  这算不算是一种反向的文化反思呢?前一阵刚读完卡赞扎基斯的《中国纪行》,当时想写个读书笔记,但意识里一直有某种模糊的东西看不清。直到自己最近突然面临早餐是选择喝粥,还是羊角包和咖啡的选择时,那个看不清的东西才渐渐清晰起来。《中国纪行》之前,我曾经看过一些外国作家写的民国期间来华访问的游记,总有些平淡如水和隔靴搔痒的感觉,作者通常以一种本能的应激反应描写评价和自身文化不同的林林总总,就像在一个帕穆克笔下的白色城堡外围打转,可以得其型,却不能得其神。
  怎样才能真正进入到异域文化中的深层呢?帕穆克用小说《白色城堡》解答了这个问题,卡赞扎基斯则用游记给出了一条路径。这个写过《基督的最后诱惑》的希腊作家,有着非比寻常的深厚哲学素养,但是其笔下1935年的中国行,却是由无处不见的精微细致的五官感受开始的。
  在关于一个中国宴会的篇章中,宴请他的官员为了给饭局助兴,请了一位哲学家、一位诗人、一位画家、一位年青外交家,还有两个著名的演员。宴会的气氛在卡赞扎斯基眼里有些诡异,因为吃的、喝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是完全陌生的东西,而且每样东西还都有名堂。
  这顿官府的宴请,餐前准备的是瓜子,正餐有甲鱼、鱼翅、涂了紫胶的鸭子,还有蘑菇和皮蛋,喝的是泡蛇酒,此外还有艺妓和名伶唱歌助兴。作为陪客之一的哲学家先给卡赞扎基斯上了一堂瓜子课,看起来这堂课的内容已经被客人照单全收了,因为在书中可以读到哲学家所说的话:
  “瓜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会他们有耐心,习惯于长时间重复同样的动作,安定神经。所以,我们的农民在西瓜丰收后,把西瓜送给人,但是条件是必须把瓜子退还给他。没有瓜子,谁知道呢,也许会有更多的造反。中国历史肯定是另一个样子。”
  这样的瓜子高论真让人眼界大开,没想到中国社会曾经还有返瓜子就白送西瓜的风俗。当时卡赞扎基斯听到这样的话,是止不住地一个劲儿连续嗑瓜子呢,还是拿起其中的一颗,细细地品尝呢?这只能任由你想象,作者省略了自己当时吃瓜子的感受。也许,哲学家的一番高论,对他而言,已经产生了很强的文化震荡效果。
  让卡赞扎基斯留下印象的还有中国官员说的这样一句话,“孔夫子和苏格拉底是两个面具,下面是人类逻辑的面孔”。但是很显然,这位官员隆重推荐的有滋补作用的泡蛇酒并没有给卡赞扎基斯留下好印象,“很有劲,无味,刺嗓子”,这是他的评价。
  这顿饭局的陪客中有一位诗人,他的反应看来很机敏,在卡赞扎基斯担心喝高了,人类的逻辑面临危险的时候,他来了这么一句,“让逻辑给音乐让位。音乐才是最高的逻辑”,还不遗余力地顺势为孔夫子作了一次形象广告,“您知道吗,孔夫子非常爱酒,爱女人,爱音乐。你们的苏格拉底也一样。”
  正餐结束后的甜品我猜是糯米桂花藕片(他写的只是藕)。让人绝倒的是,对这甜品的赞美辞,宴请的官员居然说的是“您吃吧,会忘掉祖国!”。几道菜都享用完以后,宾客继续喝酒,此时歌女名伶陆续上场。卡赞扎基斯出现了微醺的反应,“周围的一切开始模糊”,酒神似乎开始起舞了。
  歌女化了浓妆,“面孔仿佛被无数次手的抚摸和唇的亲吻融化了,使我想起了阿西基平原上圣弗朗基斯克小教堂里的大理石塑像,由于弗朗基斯克崇拜者的抚摸和亲吻,大理石风华了,走样了。”歌女的歌声单调无望,让卡赞扎基斯想起印度佛教徒在落日时分吟唱的“虎歌”,也让他看到了一支驼队经过戈壁沙漠的景象。歌女临走前,把头上戴的茉莉花取下来,分给在座的每人一朵。卡赞扎基斯拿在手里,感受到了这个浓妆女人的体温,但这个“中国之夜”并没有结束,官员说它“最美好的”部分才刚刚开始!
  这只是《中国纪行》中的一个小小片段,像这样值得仔细品读的部分还有很多。我为卡赞扎基斯异常敏锐的觉受所折服,他有着超乎寻常的捕捉细微感受的能力,而且他对这些感觉拥有天才般的记忆力和哲学思辨能力。这些非凡品质的充分体现,让这本《中国纪行》的第一部分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文字所呈现的中国文化和风俗穿透了通常以一种文化范式看另一种文化的浅显描述。
  1935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以后,卡赞扎基斯第二次访问中国是在1955年。第二次中国行,他也留下了纪录。两次游记放在一起阅读,一个强烈的感受是中国的变化是颠覆性的。很明显的是,这期间出现了一个难以弥合的文化断层,但卡赞扎基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智者,他没有直接告诉你前后的差别是什么,而是通过细致入微的描述,引领你慢慢进入一个已经消逝的秘境,通过感官的觉受进入一个异国文化中最深层次的核心部分。
  1935年,在即将进入中国港湾的小船上,卡赞扎基斯对陪同的中国朋友梁凯说,“一个有新希腊勇气的古希腊人说过,灵魂是触觉的训练。我就是这样的灵魂,一头被驯服的用五个感官触摸世界的动物。中国对我来说,是一片草原,那里可以放牧我的五个感官。”抛开中国的关联,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人要充分认识世界的金律?
  (摘自《敏思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