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者的忏悔
〔俄罗斯〕奥莉加•戈尔什科娃 木 子 译
苏联时期最有名的恐怖分子最近决定通过《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为自己的行为忏悔。 1969年1月22日，维克托•伊利英少尉带着两支手枪和四夹子弹，换上从舅舅（退役警察）家偷来的警察制服来到莫斯科红场，准备暗杀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这一行动最后以杀错人和被监禁20年而告终。
读小学时受委屈 伊利英完全不像一名恐怖分子，而更像秘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戴一副大的圆形眼镜，穿一身旧的西装上衣，挎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满纸和书。他的情绪过于激动，手指抽搐。他现在仍然过着像单独囚禁那样的生活，穿制服的警察是他近期唯一需要定期见面的人。
伊利英说，忏悔之心经常在折磨着他。他本来是想杀死那个他认为是暴君的人，结果却杀死了无辜的司机伊利亚•扎尔科夫。据他所说，这只不过是他暗杀长名单的开头。他称自己的这种行动为“受损性意识短路”。
伊利英的意识确实有问题。例如，他至今还想起自己一生中碰到的第一件不公平之事，并且认为它可能是自己所有不幸的开始。
“我读小学时曾经非常喜欢第一位女老师阿拉•格奥尔吉耶夫娜，”伊利英回忆说，“但是在三年级末期这种喜爱结束了。在一次上课时，同班同学沃洛季卡•谢苗诺夫用弹弓射自己的女朋友，结果射到女老师身上。她以为是我干的，对我予以指责。我决定为谢苗诺夫承担责任。新年前夕，我们都加入了少先队。女老师说，开除我出少先队，要我摘下红领巾交给她。我只好服从。实际上，只过了两天，女老师就把红领巾还给了我，但是我对她的喜爱已经消失，留下的只有委屈。”
小学毕业后，伊利英向往过自由和漂泊的生活。他说：“我出身于茨冈家庭，属游牧民族。我的父亲是地质勘探队员，我非常佩服他。当我八年级毕业后，父亲去世了。我选择了中等地质技术学校学习，因为我向往探险、大自然和旅行。也许，当时60年代的人都是浪漫主义者。”
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伊利英走遍了科拉半岛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正像人们所说的，他认清了生活，感到非常失望。他回忆说：“我遇见的都是非常独特的人：一些受罚者和旧教徒。他们虽然能力出众，但是周围都是穷人和苟且度日者，才华无处施展。到处是酗酒和偷盗、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政党扼杀了所有鲜活的、有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总之，伊利英不喜欢现实生活。他逐渐得出了一个消极的结论：人们的生活完全不像原来所想象的那样。
于是伊利英决定改变世界。起初他并没有计划杀任何人，而是幻想实行世界性改革。他主张实行多党制，发展经济，实行私有制，主张建立农场主经营模式，主张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发放有价证券，以领取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实际上他这些想法都不是激进的，其中大部分如今都已经成为现实。
1968年3月，伊利英决定参军，入伍后被授予少尉军衔（他在技术学校学习时，该校就有军事教研室）。在罗蒙诺索夫部队服役的这段经历使伊利英产生了意外的想法。他回忆说：“来到部队就像体内被注入了‘兴奋剂’，我每天都研究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那时我就考虑，恐怖行为可以作为与所憎恨的当局进行斗争的手段。”
成为杀人犯 恐怖主义非常适合伊利英。他明白，他没有能力去建立长久的党派，于是选择了一种快速的行动方式。在讲述自己的恐怖行为时，伊利英说：“我决定杀死苏共中央总书记。我想，如果在法庭上让我发言，那么我就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公诸于世。我希望，在除掉国家领导人之后，进行全民投票公决。届时我会提出三种社会发展方向：君主立宪共和国、总统共和国和议会共和国。最后我决定在1969年1月22日欢迎宇航员的庆祝大会上动手。”
于是伊利英开始仔细研究暗杀细节。他确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
伊利英说：“上世纪50至60年代，我们国家整个使人感觉窒息，人们无所适从。我可以像那时的大多数人一样躲避现实，也可以公开指责当局。我不想掩饰自己。在我的犯罪行为中，我不是发明者，自杀式袭击者就是我的老师，我要当一名敢死队员。”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允许伊利英携带武器接近克里姆林宫，是因为刺杀勃列日涅夫有利于反对滥用权势的当局。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伊利英气愤地说，“在我设想的杀人计划中，从军营偷枪一直到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最后射击，都是按分钟计算好的。除了我，谁也不知道。我的计划如下：1969年1月22日星期二的早晨，7点我离开营区，检查被服库，然后直奔机场。我带了两把手枪，一把是我个人的，另一把是趁老军官在房间休息时从保险柜中偷出的。我有4个弹夹，两个装在枪里，另外两个备用。其他武器拿起来不顺手，也没有任何意义。上午11点我飞往莫斯科，12点我已经站在红场上了。因为我穿了真正的警察制服，所以混入了值勤的警察队伍之中。在我的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就是手里拿着枪等待勃列日涅夫的车队经过。当时，恐惧已经完全消失。除了寒冷，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从舅舅那儿弄到的警服一点也不保暖。我不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我开始行动了。”
当政府官员车队出现时，伊利英快速跑到第二辆汽车前，开始用两支手枪胡乱射击。但他精心设计的暗杀计划以失败告终，因为勃列日涅夫并不在这辆汽车里。遭受伊利英拼命射击的汽车里坐着宇航员别列戈沃伊、尼古拉耶夫和捷列什科娃。弹片深深扎进别列戈沃伊的脸，尼古拉耶夫后背受了伤，捷列什科娃受到惊吓，而司机扎尔科夫受了重伤，经过一昼夜的抢救，最后死在医院里。另外几个护卫军官也受了伤，其中一个军官将刺客打倒。逮捕伊利英时，他没有反抗。
暗杀事件发生后，伊利英的两名同事很快因知情不报被判处5年徒刑，指挥员被免职，开除出军队。伊利英被关入列福尔托夫监狱。
他说：“我预料到，变态的国家机器将会对自己展开猛烈抨击。但是没有人污辱我，也没有人用灯泡照我的脸。一名美国记者来采访我，当听说没有人拷问我时，他感到很不安，没有采访就回去了。”
伊利英在列福尔托夫监狱生活了一年，对他的审讯以认定他是个“精神病患者”而结束，随后将其押送到喀山精神病院。
伊利英说：“我没有幻想他们会保住我的生命，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在头脑里想‘活下去！活下去！’。”
诗歌的帮助 以后许多年，一间面积为5平方米的囚室就成了伊利英的住房。囚室很简陋，没有装修，只有一张铁床、一个小柜子和一只方凳。墙外是警卫哨所和监视室，狱警始终在外边进行监视。
伊利英回忆说：“5年以后，根据我的请求，经一位定期探访我的莫斯科将军批准，我的囚室扩大了。把我的囚室和另外一个囚室合并，变成了比较舒适的房间，面积达到10平方米，有两扇窗户，铺上了木地板。随后又给我的囚室进行了装修，铺了一层油布。但是后来我感觉踝骨和膝盖有些疼痛，根据我的请求撤走了油布，恢复了木板地面。腿部疼痛慢慢消失了。我感到惊讶的是，像我这样犯了罪的人，人们还非常同情。”
每年都有两位将军定期探视伊利英。一位有胡子的性格开朗，另一位剃光胡子的比较严肃。伊利英回忆说：“性格开朗的将军经常笑，第一次来探视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这里缺少女人和电视机，但这是不可能办到的。除此之外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后来我提出的要求确实都满足了。”
这些年伊利英没有见过女人，也许偶然通过囚室的窗户看见过。当时不知什么原因在喀山精神病院挤满了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妓女。这样的邻居令人陶醉，但是被关押的囚犯却不可能看见她们。
据伊利英所说，对孤独的偏爱帮助了他，使自己能够忍受监禁。“正是在监狱里我明白了，生活是了不起的，是不能重复的，是令人向往的。”他感叹地说，“尽管地球上的生活艰难和痛苦，但这是每个人和整个人类的过错。对于我来说，拯救我思想的方法之一就是诗歌。我在监禁时写了很多诗。诗歌是自己帮助自己的一种本能反应，是一种思维游戏和智力拼图。”
20年后，伊利英被转到列宁格勒精神病院，1992年出院。伊利英没有为在囚室度过的岁月而惋惜。他说：“我自由的时候又怎么样呢？只不过是像所有的人一样机械地、简单地上班和下班，吃饭、睡觉和喝酒。大家都是这样生活。而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
开始新生活 当伊利英45岁时，他终于获得了自由。他对一切都感到陌生：人们、广播的歌声、电视里的谈话、街上的广告牌。他决定为之牺牲生命的事物已开始实现，包括别人的和自己的。
伊利英出狱后并没有放弃自己关于建立俄罗斯国家体制的想法。这在当时可谓是奇谈怪论，但是现在伊利英认为俄罗斯人应当像列宁时代的人那样生活。
伊利英在解释自己的观点时说：“如果把现在的生活方式换成列宁时代的老方式，那将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生活——这是新型的市政苏维埃和住宅公用事业，而现在的住宅公用事业是金钱、人力资源和时间的黑洞。要解决这个问题，比发射导弹和卫星都难。但是现在俄罗斯也存在独特的机会，能够使我们国家在数千年的历史上首次不用政变和变革而成为伟大的国家以及解决所有的问题。”
伊利英不用去适应新的生活，政府部门给他发了养老金、安排了房子，还有人定期看望他——特工人员每月都会探望一次这个前“恐怖分子”，以防止出现意外情况。
可以说，除了居住地址以外，伊利英的表面生活没有任何改变。伊利英仍然没有结婚。他说，他不想给其他人增加涉及他过去的负担。他伤心地说：“是的，岁月已经流失。”
令人奇怪的是，伊利英非常高兴回忆起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为了多少表示一下自己的良心，伊利英在尽可能帮助他人，他经常把自己的养老金分发给那些比他更需要钱的邻居。
（译自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2008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