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回顾了一下一位先生的论文，谈《基姆》的——《<基姆>：殖民主义的宣传还是东西方的融合》（2005.3）。这是我完成了那篇让人吐血的大论之后第一次再度回顾国内学者的文章。尽管，国内研究吉卜林的人不多，而且有的人也是在研究后殖民主义书写时兼顾着做了做他，但凡是做了的，还是按照国内学子的一贯风格，很能读书，力求扎实，文字也很有渗透力，有质量。可是，到位的地方很到位，问题的地方很问题。这跟国内其它文科领域问题是一样的：一边高喊不能以西方的视野为全部，可是看的全是舶来品（包括马克思主义，包括佛教……），理论也是人家创的，所以即使想批判，但接受仍是主流；而另一边，非常想站在本民族和文化的立场上来抒发些新东西，后果是，要么没对上号，要么就是意识形态上的陈旧，可以理解，国内所谓新的东西都是国外的思想初创，那么只好用用国内曾用过的旧舶来品了，比如阶级斗争，比如对古老宗教的心理亲切感和想象力……。
    有人把文学研究称为“伪科学”——昔人已乘黄鹤去了，你怎么去叵测作者行文中的原意？在很大程度上，我非常赞同这个看法。不过，文字的领域就是留给人发挥空间的领域，不然，那么多人怎么糊口，怎么拿学位，怎么评职称……？不光是文学了，哲学，思想史，乃至凿凿历史不也是这样？曾有一位朋友说她无法读懂黑格尔，很羡慕别人能读懂的。我说，不能以自认为能读懂就算是读懂了。我说这话的论据是看了《伯林传》。伯林可算泰斗了吧？自以为应该是明白了维特根斯坦了吧？可是跟后者一碰面，就被批了个体无完肤。可惜啊，世上没那么多幸运的伯林能遇到活着的维特根斯坦。所以，所谓能不能读懂，还是我曾用的康德的那句话“自己内心的道德律和自己头上的那片星空”吧。
    说到现在，跟“喇嘛”有什么关系？本文灵感还是来自于那篇上面提到的论文。我把《基姆》翻译到现在（by the way，我准备弄它个一、两年，时间和学识所限，只得如此，否则对不起这本书），回头再看这篇文章，实在感到仍能受益非浅。只有一个遗憾是，他对喇嘛的分析，加入了太多的文化先置因素，太多的个人情感。这让我想起《基姆》中曾提到过那古卢贵妇对喇嘛的“天生敬畏”（古卢人信仰藏传佛教）。宗教的熏陶使得她即使在印度的土地上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大骂婆罗门，却对流浪的喇嘛敬若神明。而佛教文化长期以来借助上层建筑和民俗需要对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教养和心理攻势，也使得我们中国人接受了它的太多太多的东西，世代以来，在潜意识中，我们对它已经产生了太多的崇敬和心理依赖。别看中国人去信什么基督教等等东东，根子里不过是一种对强势民族的趋同心理在作怪，当到最终的心理宽慰时，谁又能逃脱了掉“轮回、因果”的解释？！
    《基姆》中的喇嘛无疑是个很光辉的角色——天真、善良、博学、仁慈、能吃苦，基姆对他敬重而依赖，这其实也是吉卜林对喇嘛的感情，因为基姆就是吉卜林心中的自己。但是，他却并没有那先生在其论文中说的那样完美和“已证什么大道”。他其实是一个从虚幻的天上回到了真实的地上的人物。作为一个西方人，乃至一个思维开阔的人（我曾引证过大凡伟大作家都是“泛神论者”）吉卜林是看到了喇嘛的宗教缺陷和精神痛苦的。他长期的与世隔绝和自身本质的单纯使他有时根本无法明辨世间的真善恶；他那宗教的思维使他天真地以为人间真有一条能净一切罪的河；他那出于宗教积德目的的行善，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人的所必然会有的功利心理；他那认为克制个人对他人的喜爱才符合佛法精神等等，其实既是一种对修行的曲解，也是对自己心灵的摧折。书中有一段写得很可爱，喇嘛看到一个可爱的印度小孩，他作为一个慈祥老人的一面自然地展现了出来，为那孩子唱了首漫游时听过的儿歌，（作为修行者，他是不应该对这种俗世乐趣感兴趣的，但他是个人，所以不自觉地将这首儿歌记了下来。这种描述本身就是吉卜林洞察一切的心理潜台词。）随后，他觉得这不合佛法，就羞红了脸，退回到了自己的宗教壳子里，因而被一个善良的印度教老兵善意地挪揄了一番。而为了所谓地符合佛法，喇嘛自始至终控制着对自己对基姆的爱。
    众所周知，英国人对人性的洞察是极到位，也不怕嘲笑自己，要么她也不能被称为一个温和渐进的民族了。伟大作家更是如此，否则身为清教徒的吉卜林，也不会把《基姆》中最糟糕的宗教丑角给了英国国教的牧师贝纳特。而对哪怕是对天主教神父的描写都是正面和智慧的。所谓旁观者清，从人的思维去认识人，描写人，理解人，才是真人。
    《基姆》是个宣扬人类精神世界宽容的国际大合作的快乐故事，因而书中各方都可以用旁观者清的态度对别的信徒做出客观而宽容的评价。而我们在阅读评价它的时候，也许可以用更开放的大脑，更高的境界去更客观地看待其中的每个角色吧。
    当然，出于自己民族的思维局限性，国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话语中，也有我这个旁观者不同意的地方，留着给我以后作谈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