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与讽刺中的真实

刁克利

　　《荣誉之剑》(The Sword of Honour)代表了英国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的最高艺术成就，它不仅是作家本人讽刺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是英国文学中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典作品。作品由三部曲构成：《武装的人》(Men at Arms，1952)、《军官与绅士》(Officers and Gentlemen，1955)和《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1961)。与以往战争题材的作品不同，小说着重描写一个人对战争的体会。它虽然命名为“荣誉之剑”，内容却是对荣誉的幻灭。相对于一般战争作品的宏大的冲锋陷阵场面，它最大的场面却是描写一场溃不成军的大撤退。因而，它的基调是讽刺，又有一种怀旧的伤感和无奈。小说写到了很多历史场景，将讽刺与传奇、反讽与同情融合在一起表现战争。它记录的不是英雄的业绩，而是战争的荒诞不经和人生的混乱不堪。通过叙事者的个人视角，写出了一部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新历史”。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是能够揭示历史本来面目的生动而有意义的艺术存在形式，它特别强调宏观叙事之外的微观叙事，认为真理只存在于个体性的微观历史叙事之中，其主要批评方法就是“不断返回到个别人的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荣誉之剑》尽量用作者亲眼所见表现战争，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绅士军官的角度描写个人的感受。
　　小说的主人公盖•克劳区贝克是一个人生失意的世家子弟。通过他的视角，从训练营到战争结束的整个过程渐次展现在读者面前。他看到的是一个荒诞的世界。作者反复使用的对比手法强化了战争的荒诞性。每一部小说中都有一个人物充当主人公的对照者，这个对照者往往是一个滑稽角色和“反英雄”。他的行为一方面反映了荒诞不经的现实，一方面为主人公对自己行为反思提供了参照。《武装的人》中，阿普瑟普是盖的影子，他们都生活在幻想中，期待浪漫与冒险。由于想象力过于丰富，盖有一次竟然把友军的两名军官误认为是敌人间谍，差一点把他们杀死。经过一次次挫折，他逐步理智起来。阿普瑟普却越来越沉迷于幻想。他的死亡，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盖对神话传奇中英雄梦的放弃。在《军官和绅士》中，盖在艾沃•克莱尔身上找到了理想的典范。艾沃在他眼里是贵族阶级正直、勇敢和希望的象征。在大撤退中，艾沃受命坚守阵地，掩护大部队撤退。在关键时刻他却丢下士兵逃之天天。在盖看来，这如同英国政府把迫害东欧天主教徒的苏联当成盟友一样，是极其可耻的行为。他原本把战争当作犹如十字军东征一样伟大行动的想法也显得荒诞莫名。
　　沃“是英国文学中最杰出的文体家之一”。他善于运用讽刺手法达到特殊的艺术效果。讽刺作家一般有自己奉行和笃信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于讽刺中包含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对对象的褒贬。“讽刺要求一定程度的空幻，读者在内容中辨认出某些怪诞的东西，辨认出至少有一些不明确表达的道德标准，后者在对经验持批判态度时是必须的”。沃笃信天主教，推崇勇敢、忠诚和有责任心的骑士精神。小说主人公的思想和沃是相通的。“他的价值观念，无论是社会、宗教还是政府方面的，似乎与作者都是一致的”。他体会和观察到的这个世界和他的价值观是相违背的。于是，他看似忠实的现实主义式的描写出现了荒诞的色彩，他对理想和传统道德的追求带上了讽刺的意味。在小说第一部，盖回国参军时，本来抱着堂•吉诃德式的豪侠气概，并且为此感到骄傲。他一踏进训练营，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幕幕闹剧：旅长和另一个军官为争用一个叫“雷箱”的战地流动厕所争吵不一，纳粹间谍却又误认为这是什么秘密武器。部队的训练像是一群小学生的争吵。紧张的军事行动也像闹剧。旅长擅自率部出击使袭击失利，无辜的盖反被撤职调回英国。这种种荒诞是对盖英雄理想的无情嘲弄。
　　小说记录了盖的理想幻灭过程，并通过小说的突降结局和重复结构一次次加深了人物的幻灭感。每部都以高潮突降的手法结尾，烘托了主要人物信仰的动摇和理想的丧失。这些因素贯穿全书，将小说联结成一个艺术思想统一的整体。“《荣誉之剑》三部曲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的最杰出的小说”。《荣誉之剑》“不仅是沃最优秀的作品，而且是英国作家对于二战文学的惟一主要贡献。……作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衰落和消亡，其技巧无人能及，其深度是人们以前在他身上没有发现的”。每一部小说都以在英国本土的轻松的训练开始，而以在国外的战事结束。从盖满怀理想和希望开始，到最后幻想的破灭告终。多次的重复循环，宣告了盖幻想破灭的渐次加重。道出了作者对战争无聊、人生荒诞的讽刺。最后盖放弃了对英雄业绩的追求，而满足于做个人力所能及的事。他认识到，世界上到处存在着那种需要战争的罪恶，而他自己也不过和许多人一样，想通过战争杀戮来表现自己的男子气概。战争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就像生活对他来说早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一样。最后他接受了多次背叛过他的妻子，并决定将她和别人生的孩子抚养成人。这是一种温情的道德选择，也包含着宽恕和劝善的宗教安慰。“作品最后向读者展示的画面是，在这个世界上，惟有一个机构，即天主教才对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和毫无意义提出抗议”。
　　批评家一致认为，克利特岛大溃退是三部曲中描写最精彩的部分。二战史专家斯第沃特把《军官与绅士》收入他编辑的《克利特之战》作为参考书目，认为小说的某些细节虽然不完全符合史实，但它创造了任何溃退中的军队必然经历的那种气氛，而且达到了历史真实的效果。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对克利特岛大溃退有更全面的了解，我们必须同时参阅历史的和文学的两个文本，甚至更多不同的文本。历史事件的真实确实存在，但是，人们了解到的历史真实只存在于经过不断书写的各种各样的文本之中，而所有文本都有其不可靠的一面。文本的参照是达到可能真实的一个途径。在对历史事件的描写中加入小说家的创造因素，将断裂的、非连续性的历史叙事连缀成为可以把握的连续性总体叙事，缩小文学与历史、文本与环境、历史和文本之间的界限，跨越时空鸿沟，填平因时间和距离造成的意义缺席，构建新的历史真实，从而缩小文学与历史、历史和文本之间的界限。
　　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和主人公对战争真相认识的加深，荣誉和正义已经不是小说的主题，作者也不再关注集体和国家行为，而是转向了对个人的道德选择和个体行为的描写。作品重点由对生活在宏大历史叙事中的“在场者”的关注转向了对“隐匿者”行为的关注。这标志着作者对宏大叙事的抛弃，转而对个体感受的强调。新历史主义可以将这一转向看作是对既有宏大叙事的反感和不信任，而试图在历史文本的裂缝处解读新的景观，以期对旧有历史现象的价值观进行解构。小说描写过程中有很多宏大叙事所容易忽略或者永远不会记载的那部分真实。比如主人公独善其身道德思想的逐渐形成，以及个人向社会现实妥协的心理过程等。这种行为是新历史主义所谓的“隐匿者”的行为，是没有进入宏大叙事的人的行为。虽然有宗教劝喻的成分和说教的色彩，这无疑是符合人生真实的。
　　新历史主义对“隐匿者”和微观叙事的重视，能解释许多正史难以说清或无法解释的人性真实。从这个意义上，新历史主义弥补了传统历史观念的许多不足，更切近亚里士多德关于文学比历史更真实的期许。亚里士多德在《诗论》中提出“诗比历史更真实”的主张，主要基于他认为诗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历史只能记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诗却可以描写可能发生和应该发生的事情。所谓“可能”和“应该”之事，可以理解为文学创作能够运用比历史记事更广泛的手法，既能描写已经发生之事，又能对已经发生之事进行新的阐释，还可以对未发生或也许会发生之事加入想象和补充，从而逼近真实，表达参与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企图。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历史主义丰富了诗的表现手段，实践了文学比历史更真实更生动的愿望。
　　（摘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