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担此罪？
——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张晓波
一
“他今天这一天非常顺当：没有关禁闭，没有把他们这个小队赶去建‘社会主义生活小城’，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小队的百分比结得很好，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采扎尔那得到了东西，还买了烟叶。也没有生病。”
“一天过去了，没有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幸福却是如此卑贱：由于监军大发慈悲，他免去了禁闭之苦；别的小队恰往而使104小队免去建‘社会主义生活小城’；午饭时候多喝了一碗三百分的粥；在零下二十七度的严寒之中完成了砌墙任务；成功偷了一块小锯条；采扎尔给了他两块饼干和一根香肠，这一切就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幸福。
这是伊凡•杰尼索维奇在集中营度过的三千六百五十三天中的一天，而且是十分“幸福”的一天！
二
然而，这一天有一段插曲或许让早已麻木，习惯象牲口一般慢慢烂死的伊凡•杰尼索维奇•舒霍夫感到有些不痛快，又让他想起了该死的自由——他想回家看看的小小愿望。这个小小的变故是由他的领铺浸礼教徒阿辽沙引起的。
和平常一样，入睡之前，虔信的浸礼教徒阿辽沙总要拿起《圣经》来读几段，赞美上帝一翻。
“舒霍夫听见阿辽沙大声赞美上帝，于是回过头来。
‘伊凡•杰尼索维奇，您的灵魂也该向上帝祈祷祈祷呀。为什么不把您的心愿告诉他？’
舒霍夫瞟了阿辽沙一眼。他的眼睛象是两只烛光，闪闪发光。他叹了口气。
‘阿辽沙，因为祈祷跟写申请一样，不是递不倒，就是被拒绝。’” 在舒霍夫看来，即使是再虔诚的祈祷，也丝毫不会减去他身体所承受的痛楚，上帝是不可能真正对他大发慈悲，免去他物质上所受的不幸。虔信的阿辽沙也没有就此罢休，他向舒霍夫提示，他所祈祷的不是物质上的富足，而应该祈祷精神上的东西，好让有罪之人去掉层层污垢。舒霍夫对此论调不以为然，他反驳阿辽沙，神甫既然信仰上帝，那又为何鱼肉乡民、饱食终日？
“‘你为什么跟我说起神甫来呢？正教徒是背弃了《圣经》的。他们不会坐牢，因为他们信仰不坚定。’
舒霍夫平静地拉过他的手，向他的脸上喷了一口烟。‘我并不反对上帝，懂吗？我也乐意信仰上帝。不过我不相信天堂和地狱，为什么你们把我们都当成傻瓜，编一套天堂地狱的鬼话？我就不喜欢这个。” 这话，好似伊凡•卡拉马佐夫对他的兄弟阿辽沙所说的：“如果我是一个政治的人，就应该尽快把它退回去。我就是在这样做。并非我们不接受上帝，阿辽沙，我只是恭而敬之地把入场券还给他。”伊凡•卡拉马佐夫退出了进入上帝之国、和谐世界的入场券，乃在于他从小女孩眼泪的辩证法中看清了这个世界是依靠荒谬支撑起来的，如果上帝确实存在于此世而不出面干预，那上帝不仅仅是不关心人的慈爱的上帝，而且世界和谐也成了一纸空文、欺人之谈。
“‘总之，’他断然说。‘不管你祈祷多少次，坐牢的期限总不会缩短。你还是得从头坐到底。’
‘这个不应该祈祷！’阿辽沙恼火起来。‘你要自由干什么？到了外边，最后一点信仰也会丢得一干二净！你得在监狱里，为了这，你应该高兴！在这里你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考虑你的灵魂！圣•保罗曾经说过，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酥的名，不但被你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乐意的。’”。 通过圣子的挚爱，并对这来自牺牲在十字架上的神人的爱以爱相回应，降低物质欲求以求得精神上的完善，用俄罗斯宗教哲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成为“神人”——这在阿辽沙看来，确乎是一个无法反驳的论据。
舒霍夫不相信阿辽沙的哈，可是凭他的声音，他的眼神，看得出阿辽沙对蹲监狱完全心安理得。
“‘你看，阿辽沙。’舒霍夫向他解释说。‘你倒还说得过去：基督命令你坐牢，你就去坐牢，可是我为什么坐牢呢？为了四一年战争打起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准备，就是为了这个？这跟我有什么相关？”这一出对话由于谁前第二次点名而被打算，中断不是结束，只是起点，他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的开端！这一出对话的特色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拉马左夫兄弟》中的著名对话几乎如出一撤，更奇特的是，这一次对话的两位主角仍是伊凡（伊凡•杰尼索维奇）和阿辽沙。众所周知，索尔仁尼琴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不可能不知道
《卡拉马左夫兄弟》中对上帝的著名考问，那么索尔仁尼琴在相隔了一个世纪之后又重新安排一出关于上帝的对话用意何在？对话的中断只是小说家对问题无法回答的脱辞，——这是小说家的特权，但留给读者的确是起点。
三
正如舒霍夫所言，阿辽沙出于对上帝的虔信，可以心安理得地为信仰而放弃自由，仅仅一点点世俗的面包便可以让他心平气和地在集中营生活。出于强烈的信仰，上帝对阿辽沙或许是自明的。但关键问题不在于信仰，而在于舒霍夫的无辜，“可是我为什么坐牢呢？为了四十年战争打起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准备，就是为了这个？这跟尾有什么相干？”。
舒霍夫自身仿佛成了
《卡拉马左夫兄弟》中伊凡辩证法中哭泣无助的小女孩，谁来担当他的无辜？——“这跟我有什么相干？”！谁来担负起近乎荒谬的无辜？上帝还是人自己？
二十世纪西方神学思想中，特别重视对“无辜的受害”这一致命拷问的回答。人的无辜受难表明，神正论与神话学的上帝对此无能为力，思辨哲学与理性或绝对观念的上帝也逃脱不了这一致命打击。近代神学家汉斯•昆似乎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方案：
“即使在黑暗中、在悲伤、痛苦和不幸中，受苦这也能遇见遣出自己的独子耶酥为人受过惨死来爱日呢类和关怀人类的受苦的上帝，从而，无论什么苦难和不幸都不能扼杀上帝在耶酥受难中启示给我们的拯救之爱和希望。”
朋霍费尔的狱中神学更是激进，提出了“分担撒谎能够地的苦弱”的主张。他认为：“分担上帝的痛苦并非是炫耀人的受苦，并非要基督徒去寻找此世的痛苦，去要人世的痛苦来承受，或看轻此世的苦弱，这首先是因为，基督徒作为基督的门徒，所要分担的是上帝的苦弱——上帝出于爱并受苦；这种‘分担苦弱’因此是没有荣耀和遭弃绝的，不是基督徒可以籍此夸耀的。”因而，分担上帝的苦弱即不是苦行主义，也并非超凡入圣的手段。而是回应十字架上牺牲的上帝的呼唤。参与上帝的苦弱便是进入十字架上的上帝的生命，参与反抗、批判这个世界。
然而，仍有一问题被悬搁，三位一体的上帝确是无辜受难者，其受难出于对人的爱，而人的无辜受难又是因何？无辜之所以无辜，正在于人的无罪。无罪而受苦，所为何？如若回报十字架的赎情，必须让人承受无辜之苦，上帝挚爱之本意何在？充溢爱之三位一体何能让人向他祷告，乞求救赎？这正如舒霍夫所言：
“祈祷跟申请一样，不是递不到，就是根本被拒绝！” 上帝不可能担当人之无辜受苦，那么，谁来担当？
近代哲学史上，另有一股思潮提出了担当人在荒谬中的无辜这一问题，真正把这一个问题搬上台面的非尼采末属，尼采在
《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中一口判定“上帝死了”，把这个原本归附上帝的问题直接拉到地面，人从原告成为被告。他一反叔本华的虚己意志，提出强力意志。在尼采，强力意志不是一种休息状态或万物所倾向的静态平静。相反，强力意志本身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动力：强力意志存在于作为本原的意志的释放之中，这以为着在强力不断升高的水平上实施强力意志，而且，强力意志本身是在追求意志的意志。
在尼采的《权利意志》中，每一页都在宣言伟人的道德、弱肉强食的丰功伟绩。这是将无辜从神正论驳回到人正论。
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们基本上是沿着尼采的步伐前进的，存在主义恰好勃兴在腥风血雨的二战之后，绝不是巧合！萨特对人处无辜之中的荒谬之中，坚毅地回答这一问题：人的意义在于选择！可事实上，回到舒霍夫面临的困境，毋庸说是选择，连起码的自由也丧失殆尽。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也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或许只有加缪的回答才真正值得我们深思：
风尘仆仆的西西弗受诸神的惩罚而不得不去把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又由于自身的重力重新滚下山去。西西弗又走下山去，将石头推上山顶。这种机械、无效的劳动可算是诸神对西西弗最残酷的惩罚了，将人置于荒谬之中，让人独自担当荒谬！加缪却在惩罚之中赋予了另一种意义。西西弗在将巨石推上山顶之过程本身便是对荒谬的反抗，于是，在加缪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存在小说家而非荒谬小说家。伊凡•卡拉马佐夫成了西西弗最早的代言人。
我以为，人自身担当无辜苦难带来的荒谬，并从中发现生命的意义的确比让上帝担当更为积极，原因就在于上帝不可能担当无辜的荒谬所带来的伤害，他收不到舒霍夫的在集中营的祈祷！即使上帝可以担当，也是需要来世的等待，天堂的诱惑和地狱的胁迫才能完成的，而这些超然的事物对此世来说实在太遥远，太超乎我们的理解。但存在主义将原告转换成了被告，这岂不是荒谬至极？
四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表面上似乎没有回答这一问题，而把这一问题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思考，此点或许正是作品最高明之处。在作品中有一段不经意的对话，不妨让我们来回味一下这段对话，也算做此文的结语：
“‘一定有十二点了，’舒霍夫说。‘太阳已经当头拉。’
‘若是当头，’海军中校也答腔说。‘那就表示十二点，而是一点。’
‘为什么？’舒霍夫吃惊道。‘连老祖宗也知道，太阳最高的时候就是在中午。’
‘老祖宗都搬出来了！’海军中将打断他的话说。‘可是有了法令以来，太阳最高的时候是一点。’
‘这是什么人的法令？’
‘苏维埃政权的！’” （摘自《和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