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莺与古瓮

屠  岸

　　英国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文学高潮，是世界诗歌史上突出的亮点。文学史家认定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以五大诗人为代表，他们是：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柯尔律治（Samuel T. Coleridge, 1772—1834）、拜伦（George G. Byrou, 1788—1824）、雪莱（Percy B. Shelley, 1792—1822）、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二十世纪后期，英国文学史家认为构成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成员还应加上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因此，这六人被称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之六巨擘，已成为英诗界和读者广泛的共识。如果把被称为浪漫主义先驱的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也予以加盟，那么在世界诗歌的天空中，英国浪漫主义就是辉煌的“七姊妹星团”（Pleiades）。在这七颗亮星中，济慈出生最晚，生命最短，只活了二十五岁。但他的光越来越强，到今天，已超过了其他六颗星。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大诗人丁尼生（A. Tennyson）推崇济慈为英国十九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二十世纪英国现代派大诗人艾略特（T. S. Eliot）特别推崇济慈，认为他是接近现代风格的杰出诗人。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如意大利，济慈的声望亦如日中天。
　　意大利罗马“济慈、雪莱纪念馆”（济慈临终故居）中有一项“公示”称：“拜伦于十九世纪在意大利名声很大，特别是在意大利爱国者中间成功地享有盛誉；雪莱在意大利的声誉稍逊于拜伦。济慈当年在意大利没有得到爱国者的称赞，也没有得到诗人们的尊敬。但是今天（指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初——引者注）济慈已被认为是上述三位诗人中之最伟大者。欧金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 1896—1981）把济慈列入‘至高无上的诗人’之中。”（蒙塔莱是意大利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中国诗人和学者余光中说：“一百多年来，济慈的声誉与日俱增，如今且远在浪漫派诸人之上。”中国学者王佐良说：“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是浪漫主义的创始者，拜伦使浪漫主义影响遍及全世界；雪莱透过浪漫主义前瞻大同世界。但他们在吸收前人精华和影响后人的诗艺上，作用都不及济慈。”
　　济慈出生在社会的底层。在英国的大诗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比济慈的出身更为卑微。他的父亲是伦敦一家代养马房的马夫领班。济慈是长子，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济慈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在一所私人学校和一所医院里学习过，当过药剂师。但这不合他的志趣，所以他终于放弃医药职业，专心于诗歌创作。他在儿童时期就失去了父母双亲。二十二岁时得了肺结核病。他爱上了聪明美丽的芳妮•布劳恩小姐，订了婚，但无缘结婚。在生命的后期，他被四种状态困扰，这就是：一、生活贫困；二、恶疾缠身；三、婚姻无望；四、恋诗情结。这四种状态像四条绳索，紧紧地捆住了他，一直到他客死罗马。济慈又是坚强者，面临死亡，他没有悲观绝望，也没有向命运低头。向上述第四种状态是他“作茧自缚”，但他无怨无悔。作为一位缪斯的供奉者，他英勇坦荡，一往无前。
　　济慈曾一度被认为是一个专门讲求官能感受的、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不关心社会和人民的诗人。中国的诗人和评论家们也曾一度持有此种看法。关于这，还需回到济慈生前受到舆论攻击这个文学史上的著名事件中去考察。1818年英国以保守的托利党派为背景的三种期刊《评论季刊》、《英国评论家》和《爱丁堡布拉克伍德杂志》对济慈的《诗集》和长诗《恩弟米安》进行恶意攻击，斥责这些作品诗艺低劣，指出这些诗的作者“济慈属于政治上的伦敦佬派和艺术上的伦敦佬派（Cockney School）。”所谓伦敦佬是指政治上激进、艺术上远离古典风格、生活上贫寒、具有平民意识的诗人和政治家。济慈在政治上接近曾因“诽谤”摄政王而获罪入狱的诗人李•亨特（Leigh Hunt, 1784—1859）等进步人士，因而被保守文人目为十恶不赦的伦敦佬派。面对保守文人对济慈的谩骂和攻击，济慈的真诚朋友们挺身而出，为济慈辩护。他指出济慈诗歌的核心是对美的追求。它具有幻美本质，而没有政治目的。他们说，要真正认识济慈诗歌的魅力，“取决于济慈的文学与政治的隔绝”。他们为济慈的辩护取得了成功，使论敌们暗哑失音。这样就开了认定济慈为唯美诗人非政治作家的先河。
　　奇怪的是，“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论敌的指责和朋友的辩护从正反两方面启示后来的评论家们对认定济慈为非政治作家的质疑。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后，西方评论界中有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认为济慈诗歌（不仅前期作品）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民主意识。一些论文仅仅从政治角度来肯定济慈，这与一个世纪前保守文人认为济慈诗中只有政治没有艺术的论点奇怪地颇为接近，但出发点相反，结论也对立。从政治上否定济慈到从政治上肯定济慈，这是对济慈评价的悖论，是英国诗歌讨论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十分引人注目。
　　从政治上肯定济慈，可举一个突出的例子。济慈的《秋颂》写于1819年9月19日。同年8月中旬，八万多工人在曼彻斯特彼特鲁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要求改革，要求民主，遭到政府的暴力镇压，死伤四百余人，这就是彼特鲁惨案。有的评论家根据这一历史事件和当时济慈所写的一批书信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分析了《秋颂》中的词语，认定这首诗透露了济慈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激进的民主意识。他们否定了认为济慈从政治上退却和逃避的论断。论者认为《秋颂》中conspiring（“合谋”，原是说时令和太阳合谋使藤蔓挂住果实）这一意象是对政治危机的回应；或认为诗中的“蜂巢”形象是影射政府囚禁工人的监狱。中国最近也有研究者撰文认同“合谋”意象是“富人镇压穷人的阴谋”，认为诗中“许多意象与当时的政治论战密切相关。”
　　我们如果深入审视济慈的诗歌作品，当会发现济慈确实是一位艰苦地思考人生、关心社会、同情人民、具有民主思想的诗人。这首先表现在他早期的诗作中。如《写于李•亨特先生出狱之日》，抨击权贵，歌赞自由；如《咏和平》，高呼“打断锁链”，反对“暴君的重来”；如《致柯斯丘什柯》，支持民族独立，歌颂民族解放；如《写于五月二十七日，查理二世复辟纪念日》，抨击封建专制，指斥王政复辟，等等。但是，在济慈后期的诗作中，我们发现它们不再涉及具体的政治事件。那么，他是不是从政治后退了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济慈诗艺的成长过程。济慈作为攀登诗艺高峰的勇者，其成长速度之快，没有别的诗人可以与之相比。他二十岁时提出：“啊，给我十年吧！我可以在诗里征服自己，我可以大有作为，听从我灵魂对我自己的指挥。”但上帝很吝啬，没有给他十年的时间。他在剧烈的痛苦和骚动的感情中，开始了为诗拼搏的进程。他说：“我从来不怕失败，我宁可失败，也要进入最伟大的人行列。”从着手试笔起，仅五年时间，他就达到了短促的诗人生涯的顶峰。他遍涉各种诗歌体裁，经历几次诗风的变化，终于完成一系列惊世的杰作。特别是1819年的九个月，可称为济慈的“奇迹时期”。在此时期内，他的六首《颂》一一问世，同时写成了《圣亚尼节前夕》、《冷酷的妖女》、《拉米亚》，以及多首十四行诗。仅仅这六首《颂》就足以使他不朽。尤其是《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和《秋颂》，已成为世界诗歌宝库中罕有的奇珍。他的数十首十四行诗使他成为英国浪漫派中主要的十四行诗能手（另一位是华兹华斯）。他的末完成的杰作《海披里安》气度恢宏，音调铿锵，拜伦称赞它“崇高肃穆，堪与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相媲美。”他的《冷酷的妖女》以精确、严谨而又质朴无华的歌谣体语言造成了令人颤栗的艺术效果。他的长篇叙事诗都达到了用诗歌形式讲述故事的高超水平。尤其是《圣亚尼节前夕》，以内涵和丰富，色彩的绚丽和韵律的优美，达到了爱情故事诗的颠峰。从济慈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鲜明美丽的绘画，听到了舒徐悦耳的音乐。诗人把各种感觉组合起来，成为各种经验的总体感受和全面领悟。诗人对于身外客观事物的存在，全身心地加以拥抱，产生极度愉悦的感觉——诗人似乎失去了自我意识，与他所沉浸于其中的事物融为一体，成为诗人自己所总括的诗学概念“客体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作用的实际体现。他从愉悦中透露忧伤，从痛苦中发现欢乐，极度深挚的爱情对于他有如死亡的临近；他清醒地意识到梦幻世界的无限吸引力，又明确地意识到现实社会的巨大压迫感；他同时追求历史的责任感和美学的超越，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他的杰作使他实现了自己的志愿：进入了诗歌史上“最伟大的人的行列”。
　　关于济慈诗歌中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我们的理解是：济慈深刻而冷静地思考了论敌的诋毁之词，从中获得某种启示。他说：“我对自己的评判所给予我的痛苦超过了《布拉克伍德》和《季刊》所强加给我的痛苦。”他是英国诗人中罕见的能无情地剖析自己的勇者。他终于意识到，政治的话语在诗歌中只能按诗歌的艺术规律来发音。政治倾向和民主意识必须在诗人内心中转换成更加宽泛的对人文精神的追求而诉诸诗的节奏。于是我们在济慈的诗歌中见到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隐性的人文精神，它潜伏在诗人的诗歌审美表达之中，通过诗质的话语时隐时显，成为诗语中多变的踪迹。这里，政治意识与诗歌审美形成既矛盾又互动的态势。这里，政治的显在话语被拒绝，成为审美特征显现的前提。这里，又不是完全脱离意识形态，诗人的诗歌经验无法与意识形态彻底决裂。在空洞而言之无物的话语中不存在任何诗歌生命力。有论者认为济慈诗歌对美与真的尽情歌赞恰恰起到了反衬和否定丑恶的现实社会及肮脏政治的作用，那么这一命题同样包容在济慈诗歌中政治意识与诗歌审美既矛盾又互动的论证中。上述评析说明了济慈诗歌的艺术魅力在历史的长河中愈来愈发出炫人光彩的根本原因所在；而我们——后代的读者和爱诗者们，也从这里获得诗歌的终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