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中的孩子”和想象中的童年(一)
——兼谈伊恩•麦克尤恩的转型
程 心
2007年8月底，影片《赎罪》（Atonement）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影片奖，并赢得多项奥斯卡奖提名，原著作者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 1948—）的名字也更为频繁地出现在国内各大刊物之上。自1975年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First Love, Last Rites）发表以来，麦克尤恩创作了17部小说和剧本，荣获包括“布克奖”在内的各项大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的作品不仅拥有高额销售量，还屡获好评。近年来，国内文学评论界对这位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的作品也有诸多介绍，但对他80年代以后的创作研究却还不够深入。其实，麦克尤恩早期和后期作品的题材风格相差甚远。作为发表在80年代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时间中的孩子》（The Child in Time, 1987）被誉为麦克尤恩创作成熟期的代表性作品，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小说以孩子失踪开篇，以寻找孩子为主线，并以孩子出生结尾，“孩子”在结构的构建和主题中占据中心地位。如果将“时间中的孩子”理解为“成人心中的孩子”，“孩子所在的时间”便是对童年的比喻。童年主题不仅在
《时间中的孩子》中显得非常突出，在麦克尤恩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所言：“小说严肃思考并细致探索了这些主题——童年的本质、儿童的幸福；成人心中孩子的重生以及男性、女性和儿童因为爱得到重生。这本书为麦克尤恩90年代的创作主题打下了基础……”通过分析小说对“童年”的想象和隐喻，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品，还能进一步把握麦克尤恩早期和后期作品的联系。
人们对孩子的态度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精神”，
《时间中的孩子》以斯蒂芬夫妇走失的孩子为线索，引发的是成人对童年各种各样的想象。多数评论家从孩子与成人的差异出发，指出孩子的丢失象征着成人天真的丧失。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孩子，我们应该寻找、认可、珍惜它，所以成人应当保持孩子自然冲动的本能和内在的创造性，对抗现代人类堕落和疏离的境遇。实际上，与其将孩子与成人对立起来，将童年视为麦克尤恩对纯真、自然状态青睐的延续，不如将其看作一个隐喻，作者借此将目光从孩子和内心世界转向现实与成人社会。诚然，麦克尤恩小说中的童年往往抒发了作者“从时间中逃离的怀旧之情”但同时也是“自我认识和成长的方式”，“孩子”终究需要迈出童年，长大成人。
一
18世纪以前，文学作品中孩子的形象不受重视，人们感兴趣的是如何教育孩子，促使他/她尽快步入成年。18世纪末，推崇“原始”、“自然”的浪漫主义文学将孩子视为丰富想象力的化身，把童年作为自然原初状态的象征。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在《爱弥尔》（émile，1762）中倡导新的教育思想，培养具有自由思想和健全意识的孩子。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赞赏自然的淳朴和自发性，希望始终保持一颗童心。如果说浪漫主义将童年视为一种理想状态，那么孩子就象征着社会救赎的救世主。遗憾的是，这时候的儿童文学旨在道德教化，一味宣扬顺从、退让的思想。布莱克（William Black, 1757—1827）诗中扫烟囱的孩子不仅是“纯洁”（innocence）的代表，还是社会对孩子残酷压迫的明证。维多利亚时代，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和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 1816—1855）将孩子看作对抗黑暗邪恶社会势力的真、善、美的象征。世纪之交，儿童文学重新兴起。儿童文学作家继承浪漫主义的传统，抒发着成人对孩子所具有的天真无邪和纯真自然的渴望。刘易斯•卡洛尔（Lewis Carroll, 1832—1898）的《爱丽斯梦游仙境记》（Alices Adventure in Wonderland, 1865）和《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1872） 可谓儿童文学的经典。而20世纪初的《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1900）、《杨柳风》（The Wind in the Willows, 1908）和《彼得•潘》（Peter Pan, 1904）则迎来了儿童文学的繁荣。直到20世纪50年代，被麦克尤恩推崇的威廉•戈尔丁才以《蝇王》（The Lord of Flies, 1954）打破了孩子的纯真形象，揭示在没有文明约束的地方，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儿童天性中的邪恶也是能够被激发出来的。
作家斯蒂芬对童年和孩子的看法同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的孩子形象一脉相承。他赞扬儿童对细节的关注和投入的忘我状态，认为“成熟是一种背叛、胆怯和疲劳，而青春则是幸福的时光，如果生理和社会允许，应该尽量延长”。
《时间中的孩子》将叙述焦点投射到儿童小说家斯蒂芬•刘易斯身上，讲述他如何从丢失女儿事件中康复的故事。这一安排别有匠心，因为只有在认识了完美儿童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的虚假本质后，斯蒂芬才得以摆脱伤痛，继续生活。而作者麦克尤恩也因此打破了浪漫主义文学对理想童年的想象的传统。
在某种意义上说，丧失女儿后的斯蒂芬遁入了童年。他清楚的知道，作为一个成年人需要“明智合理地”面对事实，但却拒绝面对（p.19）。他不光不愿意承认女儿的失踪，还不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女儿走失两年后，他依然会回想以前生活的种种细节，在她生日前去玩具店买礼物，不顾总统的召见去寻找她。他执着于“神秘的”信念，放弃了写作，放弃了朋友，不再关心外部世界，总是处于无意识的状态（pp.11－12）。在丈夫以疯狂寻找女儿的方式来对抗痛苦时，妻子朱莉以静默哀悼来表达失女之痛。夫妻面对痛苦的不同方式离间了他们的爱。面对无心安慰妻子的丈夫，朱莉离家去修道院隐居，后来终于和斯蒂芬分居。斯蒂芬在妻子离开后，一度变成“孩子”，需要朋友达克夫妇接回家去照顾。在悲伤和怀念的情感牢笼中，他显然无法自拔地退入了孩子般封闭的个人世界。
作者麦克尤恩正是通过小说中三个现实的孩子（从生理年龄上来讲）——女儿凯特、不知名的乞丐女孩和被错认的鲁思•莱尔，开始打破斯蒂芬心目中和（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理想的儿童形象，直接促使他面对现实。表面看来，“时间中的孩子”是始终存在于父亲斯蒂芬记忆之中的凯特。与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的孩子一样，凯特是关爱、家庭以及一切值得珍惜的美好事物的象征。但是，她只是通过斯蒂芬的眼睛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她的形象片断而抽象。她终究只是一个理想的化身，并不能代表现实中的孩子。与其相比，小说中的另外两个孩子也远没有斯蒂芬理想中的凯特那般纯洁和可爱。小说开篇，乞丐女孩利用斯蒂芬对女儿的思念得到5英镑的施舍，却转而戏弄、辱骂了他（p.9）。后来，在疯狂寻找女儿的过程中，被斯蒂芬错认为凯特的小女孩鲁思也直接“背叛”了他的关爱，断然拒绝承认自己就是失踪的凯特。（p.152）
在小说中，斯蒂芬走向成熟的旅程带有几分魔幻色彩。例如，第三章中他穿越时间，在洪钟酒吧外看到自己父母，并促使母亲保留胎儿（也就是斯蒂芬）；接着时空交错，他来到木屋和妻子做爱，并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第五章中斯蒂芬奇迹般地解救车祸中的卡车司机乔。通过这些神秘的意象，麦克尤恩或许试图说明利用爱和生命对抗时间的方式。但对生活遭遇突然变故的斯蒂芬来说，更重要的还是克服内心孩子般的任性和自私，走出丧失的封闭空间，面对现实、承担责任。与好友查尔斯•达克不同，斯蒂芬并不完全拒绝成熟。通过写作《柠檬汽水》，他不仅仅只想给孩子一个关于童年的终结和“成人的某些悲哀、令人震惊的事实”的信息，还有对他们的鼓励：“事情会好起来的——慢慢地”。（pp.33—34）面对现实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时间，就像成长一样。如果说斯蒂芬认识到凯特形象的虚构性是他成熟的开始，那么乞丐女孩的死亡就预示着他心中理想“孩子”形象的消亡。鲁思事件之后，斯蒂芬开始以理智的态度面对现实，尝试与他人和世界重新建立起联系。他收拾房屋，重新开始写作，学习阿拉伯语和网球，还主动给妻子写信，积极参与委员会的讨论。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斯蒂芬进一步了解现实世界的残酷，不得不再次承认自己“还没有完全长大”（p.181）。《官方育儿手册》其实早已在首相的委托下秘密撰写完成；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操纵公众、压制丑闻、掩盖事实真相；首相——“国家父母”——间接证实了其与查尔斯扭曲的情感关系；查尔斯自杀身亡。小说结尾，斯蒂芬和朱莉都变“坚强”了，他们重新组成了一个家庭，并发誓从“自我疗伤”开始，救治“政府、国家和星球”（p.215）。摆脱了“天真”状态的斯蒂芬为新生儿接生，预示着他重新承担起父亲和丈夫的责任，进入现实社会。
二
其实，在不同时代和学科领域，人们对童年的构想存在着不小的差别。小说通过刻画查尔斯、斯蒂芬和特尔玛心中的“孩子”，巧妙地反映了人们对孩子本性和童年本质的不同观点。如果说斯蒂芬心目中的理想孩子来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的想象，那么政客查尔斯对孩子本性的说明就集中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集权社会对孩子童年的扭曲和迫害的结果，而物理学家特尔玛口中走向成熟的孩子则代表了20世纪以来自然社会科学对孩子和童年本性的理性研究。麦克尤恩告诉读者：孩子既不是文学家笔下虚无飘渺的理想，也不是政治家手中统治的工具，而是人的本性中真实存在的一部分；在痛苦和失落面前不能一味地逃避残酷的现实，遁入无忧无虑的童年，而应该走出内心的桎梏，面对现实的成人世界。
麦克尤恩曾透露，自己写作
《时间中的孩子》的灵感部分来源于“育儿手册”《理想的孩子：三个世纪以来对孩子的好建议》（Dream Babies: Three Centuries of Good Advice on Children, 1983）一书。他在小说中也设计了一部反映80年代时代精神的育儿手册，并在每一章前引用其中一句话作为说明。通过一部反映社会理想在孩子身上投射的《官方育儿手册》，麦克尤恩将国家和家庭、社会和个人、有意识和无意识联系起来。表面上，《手册》是官方育儿委员会专家们共同讨论的成果，实际上却是在首相的监督下由部长达克一手完成，其中心思想是成人和作为其象征的社会对孩子的规训。《手册》指出，孩子的本性是自私的（p.155），“利他主义”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p.123）；童年和疾病相似，是社会赋予儿童的“特权”（p.93），成长是一个缓慢的康复过程（p.179）；提醒父母树立起自己的权威（p.49）。
虽然故事的背景是十年后的英国（1997左右），但小说对“集权政治”的警告显然反映了麦克尤恩对撒切尔主义的批评。小说中谈到政府的一系列保守主义政策：支持强者、宣扬自我利益、卖掉学校等等。在政治家眼中，政府和公众的关系也如同成人和孩子的关系，政府应当管理公众。正是在育儿委员会的会议中，斯蒂芬违心地发表了支持字母表的演讲；正是在公共政策的影响下，他开始不自觉地对乞丐心生惧意；正是在故弄玄虚的电视节目中，成年人的行为如同儿童。更有甚者，政府赞助的大众传媒（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手册》丑闻暴露之后，政府通过公开发行原稿、在报纸上刊登正面评论文章、首相在电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成功地平息了反对党的指控，愚弄了公众。
如果说小说对集权政治还是点到为止的讽刺，政治家达克的悲剧就包含了麦克尤恩对政治扭曲童年、压抑人性的直接批评。实际上，成人和童年的对立并不绝对，查尔斯是最好的例证。查尔斯内心有两个对立的自我：孩子的自我——向往自由、安全、无忧无虑的生活；成人的自我——渴望金钱、权位和呼风唤雨的政界。在评价斯蒂芬的《柠檬汽水》时，他就表达了“孩子心中早期的成人，和成人心中被遗忘的孩子”的思想（p.33）。然而，一方面，童年的丧失加深了他对理想童年的向往；另一方面，从政生涯却强化了成人和孩子的对立。最后，他终于无法调节这两个自我所带来的矛盾，“孩子气”地在树林中自杀而亡。
除《理想的孩子：三个世纪以来对孩子的好建议》之外，英国物理学家大卫•波姆（David Bohm）关于量子物理学的《整体性和内在秩序》（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1980）和教育心理学家约瑟夫•希尔顿•皮尔斯（Joseph Chilton Pearce）的《神秘的孩子》（Magical Child, 1977）也是麦克尤恩灵感的来源。其实，麦克尤恩一向对科学感兴趣。他认为，科学、理智地看待事物是一种有益的思维方式，科学是通往奇迹的一条道路。他喜爱的科学家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对儿童和童年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进化论在实质上动摇了浪漫主义的儿童形象。既然《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中“适者生存”的中心思想将人和动物并置，尚未受到文明教化的孩子是否具有美好纯洁的天性就很值得怀疑了。同时，进化论促进了科学家对孩子天性的实验。孩子心理和行为成为理解人类本性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弗洛伊德将婴幼儿不同年龄阶段的举动都归结为性欲望的驱使（Infant Sexuality），打破了人们对纯洁天真的孩子的幻想。在科学家眼中，孩子不再是完美的象征，而是反应人类本性的一面镜子。
和作家斯蒂芬及政治家查尔斯相比，特尔玛对孩子的理解更为理性。小说中，“科学”被形象地称作物理学家特尔玛的一个孩子（另一个是她的丈夫查尔斯）。在特尔玛看来，查尔斯疯狂的根本原因和几百年来科学面临的困难相似，都是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绝对对立造成的（p.204）。她预言，科学正在同前四百年“狂热的、孩子般的自我中心主义”告别，在“学着长大”（pp.43－44）。科学“成长”的关键在于抛弃以前绝对客观性的错误观念，将主观性融入其中，从“聪明的男孩”一步一步长成智慧的“女人”（p.120）。特尔玛的立场是麦克尤恩对科学的积极态度的反映。在2004年的一次访谈中，麦克尤恩就曾指出，科学家几百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完全能够和文学家的作品媲美；在文学中，人们往往被怀疑理性的“后浪漫主义”思维所禁锢，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恰恰需要理性和科学的作风。正如科学以前信仰客观绝对主义一样，人性也存在孩子般“自我中心主义”的一面。同科学这个孩子相似，象征人性自我封闭的“孩子”也需要认可世界的整体性，承认主观世界之外的客观世界。只有克服主观偏见，面对客观现实，平衡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差异，才能真正从童年步入成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