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女性到“先知母亲”（一）

张超群 张锷

　　莱辛是复杂的。一方面她非常理性，从小就是一个书迷，是一个疯狂的求知者，她说她少年时常常可以用普通少女决不会感兴趣的各种问题请教周围的人，直到“把他们烦死”。另一方面她又是非常感性、自由不羁的女人。从小敏感、多思的莱辛绝不是一个感官主义者，可以不经思考地坦然面对自己的另类生活。 她需要通过写作来变形再现、并检讨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情欲获得“话语确认”。

一

　　1949年，二度离婚不久的多丽丝•莱辛离开南部非洲，回到故乡伦敦，开始了她的职业作家生涯。那一年莱辛三十岁。1950年，她的长篇处女作《野草在歌唱》出版。该书中文版译者一蕾（一个出色的译者）写道：

　　《野草在歌唱》触及了莱辛创作中一再表现的主题：妇女的生存环境及其社会地位、种族歧视制度和文化历史背景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书中通过对女主人公玛丽具有典型意义的悲剧命运的描写，深刻揭示了殖民统治制度下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剖析了造成玛丽悲惨结局的社会根源。

　　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符合实际的概括。但是，它没有揭示该书的独创性，即，这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何在？也没有涉及推动这部小说出生的“第一推动力”，也即它对莱辛本人的意义何在？
　　艾略特在《荒原》中唱道：“在这个群山环绕的腐朽山洞里，在淡淡的月光下，野草在歌唱。”荒原中的野草，象征着卑贱而强大的生命力。而在《野草在歌唱》中，莱辛所歌唱的这种卑贱而强大的生命力就是激荡的情欲。
　　在小说里，南部非洲某农场女主人玛丽是非洲最典型的白人殖民者，是一个手拿皮鞭随心所欲地惩罚黑人帮工的歇斯底里型女人。对丈夫的失望，贫困与乏味的农场婆生活，使她的日子了无生趣。于是，曾被她无辜鞭打过却对她表现出宽宏态度的土人摩西开始频频入侵她的梦。终于两人逾越肤色界线，发生了性关系。这一关系被白人卫道士托尼撞破。托尼严厉呵斥摩西，“突然醒悟”的玛丽立刻变回了高等白人的嘴脸，对摩西翻脸无情。最终，受辱的摩西杀死了玛丽。
　　把这部小说解释为社会悲剧永远是正确的，然而并无多少实际意义（社会悲剧的意义永远在教诲人们如何吸取教训、改良社会）。贫困与平淡固然导向越轨，中产阶级与富人、王公贵族的生活同样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拟为牢笼、地狱。至于种族冲突悲剧，莎士比亚在三百五十年前就写过了。莱辛的创新在于对非理性情欲的捕捉、定位与描写。农场婆生活的贫困与无聊是这把在婚姻中变钝的情欲火焰刀的磨石；玛丽越过种族性爱禁忌线，更像是一个符号，表现情欲的非理性躁狂。
　　莱辛写道，玛丽“情不自禁地举起鞭子，在他脸上狠狠地抽了一下。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望望那根她呆呆地拿在手里的鞭子，彷佛那根鞭子是自己挥过去的，而不是她让它挥过去似的”。这根鞭子就是人的非理性心理构成的一个有效象征，它彷佛不受人的控制，它是自己的主人。中国人常说“色胆包天”，“色”是有其自己的“包天之胆”的，它足以让一个懦夫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就是情欲的非理性。“那人望了她一眼，那种眼神简直吓破了她的胆”。然而，正因为这种刹那间的恐惧，从此玛丽对“那人”的情欲在她的黑暗的潜意识深处生下了根。她从此“被莫名的恐惧、乱梦萦绕的长夜和无法摆脱的妄念折磨得疲惫不堪”。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有力地说明为什么玛丽迷上这个黑人。尽管译者在译后记中竭力要给这个非理性的过程一个理性化的解释，却让人觉得译者只是在讲述一个重复了无数遍的通奸有理的故事，与莱辛及《野草在歌唱》无关。
　　让我们再来读读原文：

　　这一切犹如一场梦魇，使人在恐惧面前无力抵抗；这个黑人的手碰在她肩上，真使她要作呕；……当他们走到床前的时候，那土人仍然轻轻地触动着她的肩膀，她觉得头直发晕，骨头也软了。……她全身麻木地躺在那儿，一声不响，也无从考虑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她一时记不起刚才是怎么回事，等她记起来的时候，她又被恐惧吞噬了，那是一种极度绝望的恐惧。

　　请注意，到目前为止，两人之间还没有任何亲密的接触。尽管上述文字读来非常像传统小说中主人公偷食禁果后的恐惧体验，实际上这还只是玛丽对自己身上蠢蠢欲动的非理性情欲的莫名恐惧。这种情欲甚至与令人作呕的厌恶相伴相生，互为因果。“他们两人好像是两个敌手，在暗地里斗法”。性爱不只是一致对外的“合谋”，还是内部的权力斗争。这种认识尽管此前在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中隐约可见其影子，在亨利•米勒的“另类”作品中已有体现，但在主流文学中还是非常少见的。
　　  作品没有正面描写摩西的心理，但从玛丽对他（包括两人发展了不寻常关系后）的“吆三喝四”的举止看，他的情欲也颇有非理性的成分。莱辛给男主人公取名“摩西”，应有其深意。摩西是基督教《圣经》中带领上帝的子民脱离奴役苦海的先知。而在莱辛创作《野草在歌唱》时期，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风靡西方的《玻璃动物园》（1944年首演）中，常年压抑、陷于困境、变得歇斯底里的女主人公阿曼达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就提到了这位先知。莱辛与威廉斯一样，看到了女性的性压抑困境，呼唤摩西到来，率领她们脱离苦海。
　　情欲的非理性特征当然不是莱辛的首创。情欲的非理性程度及其可能的可怕后果在英国文艺复兴后期的多个悲剧及法国十八世纪的一些颓废小说中就有表现，但莱辛在这部短长篇中表现了非理性情欲之魔的复杂构成。
　　作者对故事的悲剧终局早有预示：

　　她总是克制着自己，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一条黑暗的隧道中，正逐步走近一个可怕的终点。那个终点她看不见，但实际上却一直在毫不留情地等待着她，她想逃避也逃避不了。而在摩西那方面，……他也在等待那个可怕的终点的来到。

　　这个终点首先是指两人的交合。情欲有自己的生命，它必须实现自己，恐惧、厌恶、绝望、小心眼等等，都不能阻止它嘎嘎前行的巨轮。同时，这个终点也指这一场主奴之恋的悲剧收场。但这个终点固然真实，却未必典型。非洲殖民地上无数隐秘的黑白性事大都悄悄开场，又默默收场，主人公们无声无息地离开，“不带走一片云彩”。但小说必须结束，需要一个有力的休止符。血腥的屠杀无疑是一个好选择。而且，要表现情欲这种非理性力量，血红是一种非常有震撼力的色彩。

二

　　莱辛的早期作品被认为普遍有着强烈的自传性。通常认为，作家的第一部作品自传成份居多。但作为莱辛长篇处女作的《野草在歌唱》的自传性又在哪里？表面上看，除了作品的非洲背景外，莱辛的经历与玛丽的故事毫无吻合之处。但是，作者与女主人公在心理状态上有高度契合。莱辛用一个身处情欲煎熬之中最终踏上叛逆的不归之路的中年女性玛丽，隐秘地表现了她自己（多丽丝•泰勒）情欲激荡、叛逆不羁的少年时期。
　　多丽丝原姓泰勒，1919年生于波斯。1925年，发财梦使父母带着五岁的她移居英国殖民地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她意志坚强的母亲试图在这“野蛮人”包围的家园移植爱德华时代的英国绅士阶级的生活。尽管多丽丝的父亲由于根本不懂农业，发财梦破，精神痛苦，令全家生活于贫苦之中，但其母亲显然是一个意志品格非常坚强的人。她不屈不挠地维持家庭的体面，保证女儿的教育，殚精竭虑要把多丽丝培养成典型的英格兰淑女。她把女儿送进了女修道院接受教育。修女们用地狱的恐怖与上帝的末日审判图景延续着母亲的“吓阻”教育。她的母亲与修女们究竟要“吓阻”什么？应该包括许多方面，但就莱辛的感受而言，令她们惴惴不安于心的就是少女不羁的情欲，这从她将结婚前的玛丽（也即作者的母亲）漫画成“无性生物”就可以感受到。“她这样的女子真是天下少有，年纪已经三十，竟然没有恋爱的烦恼，没有头痛、背痛、失眠或是神经衰弱”。《野草在歌唱》前半部中无情无欲、三十几岁的老处女玛丽是莱辛对自己严厉、保守的母亲的漫画式描写。
　　莱辛不久就离开了修道院，后又被送进一所女子中学。她十三岁辍学，从此告别了学校。
　　莱辛是复杂的。一方面她非常理性，从小就是一个书迷，是一个疯狂的求知者，她说她少年时常常可以用普通少女决不会感兴趣的各种问题请教周围的人，直到“把他们烦死”。另一方面她又是非常感性、自由不羁的女人。她曾经说，她少女时期一天到晚想的就是逃离自己的生活，逃离自己的家，逃离母亲的统治。十五岁时她就离家出走，热衷于各种派对、各种“波希米亚式的集体调情联欢”。她的第一份工作是保姆。东家让她读政治学与社会学书籍。东家的小舅子夜里爬到了她的床上。不能说这给她留下了什么精神创伤。因为，按她自己的说法，少女时期的她处于“一种亢奋的性渴望状态（in a fever of erotic longing）”。她甚至“对羞涩的追求者失去耐心，只能寄情于绘声绘色的浪漫作品”。（Frustrated by her backward suitor, she indulged in elaborate romantic fantasies.）
　　不羁的情欲使莱辛冲动、鲁莽。十九岁（1938年）她因“脑子发昏”（wrong-headed）而结婚，生下一男一女。但婚姻与家庭的牢笼感让她痛苦，她说过：“婚姻需要许多美德，而我正好缺乏这些品质。”结婚四年后，她抛弃一双子女，离了婚。不久参加一群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左派读书俱乐部”。四年后又与流亡的德国人格特弗里德结婚，生下一个儿子。1949年，莱辛再次离婚，时年正好三十岁。面立之年，莱辛已经结了两次婚，并两度离婚。
　　从十三岁辍学到三十岁时第二次离婚，这十七年可以理解为莱辛人生中西方人所谓的“加长版青春期”（extended adolescence）。从小敏感、多思的莱辛绝不是一个感官主义者，可以不经思考地坦然面对自己的另类生活。 她需要通过写作来变形再现、并检讨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情欲获得“话语确认”。与此同时，故事的悲剧结局是对自己的“犯禁”、有罪（至少她觉得无法解释自己抛弃幼年子女的行径）生活的“想像性”惩罚，借此她可以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这就是创作《野草在歌唱》的原始、潜意识动机所在。通过《野草在歌唱》解开自己的“罪恶”情结后，她得以将自己的笔伸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在此后的五部曲《暴力的子女们》（1952－1969）中探讨文化冲突，种族歧视，个人良心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等问题，但至少在其中的前两部中，叛逆少女玛莎•奎斯特的狂放不羁的生活仍是作品的重要母题。玛莎的生活与多丽丝的真实经历有比较多的细节相似之处，但缺少了《野草在歌唱》中玛丽那痛经般的精神折磨。

从自由女性到“先知母亲”（二）

张超群 张锷

三

　　陈才宇与刘新民翻译的《金色笔记》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译本，但我不同意陈才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莱辛在这本巨著中“企图图解整个世界，编纂‘跨国度的百科全书’”。我信赖这本书的五百万“拷贝”的读者的主流阅读感受：这是一部女权主义的划时代杰作。它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在于此。
　　《金色笔记》主角作家安娜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我不想写下去，原因在于我很不愿意写到性。很奇怪，这股不准写性的情绪竟然非常强烈。”但不久，安娜在这个日记中写下了十九个故事梗概，无一不“性”。其中第十九个写道：

　　他们是想入非非的一伙真诚的朋友，巴迪、戴夫和迈克。……巴迪，这个傻大汉，独自站在一旁，呆呆地望着，搔着自己的裤裆。这位空想家巴迪，乌黑的眼睛忧郁地注视着什么。他常常会在我们面前手淫，显出无意识的清白纯洁，那是一种稀奇古怪的清纯。

　　引用这么一段，其意不在冒犯、震撼温柔敦厚的读者，只为让大家管窥这本“笔记”之一斑。如果说劳伦斯的小说与诗歌只是一曲曲浪漫而抽象的性颂歌，那么，莱辛的《金色笔记》就是近乎自然主义的对性的疾病诊断般的深入探讨。作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名言的创造者托尔斯泰的崇拜者，莱辛笔下尽管偶尔也展示幸福和狂喜的瞬间，但主要还是解剖种种不幸与尴尬。它的女权色彩正在于它对种种爱情神话的解构。

　　凭本能我就知道，如果我跟乔治上床，就会领略到那种我以前从未领略过的性能力。
　　……
　　乔治把他的手放到我的胸口，说：“安娜，我现在可以带你到床上去——然后再跟我的黑人情妇玛丽睡，再以后还可以今晚就回家，跟我的妻子睡一觉，从而使你们三人都快活。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安娜？”
　　“不理解。”我怒气冲冲地说。然而，他搁在我胸口上的那只手已经使我理解了他的意思。
　　此时此刻，实践理性与感性本能的经纬之线所织成的无缝天衣迸裂了，裸露出一直深藏的尴尬。

　　但是，《金色笔记》不是“风月宝鉴”，而是一本严肃的灵魂拷问之作。主角安娜与作者莱辛一样，决不是纯粹的享乐主义者。因此——

　　“你不理解？”他以讥诮的口吻说，“真的吗？”
　　“是的。”我坚持说。我是在代表所有的女人撒了谎，我想到了他的妻子，我觉得她好像就关在笼子里。

　　支撑这谎言的是跳出了自我藩篱的理性，它是《金色笔记》最重要的生成动力。它使这部作品成了一本关于男女两性关系的百科全书，它在这方面的巨大成功，为莱辛赢得了“人类关系的考古学家”的美誉。但它特殊的原始档案面貌，使它拒绝了百科全书式的权威假面，呈现出更为开放、包容的心灵。女性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性关系的体验，自由旋风中的自由女性的喜怒哀乐，像万花筒般以令人目眩的方式展示在读者面前。尴尬的自慰，暧昧的同性情谊，乱伦者的沉溺与偏执等等是这股旋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常态面目出现的男女遭遇战也让人有“私事如棋局局新”之叹。床笫之私的片刻，不是“肉体的相互理解”和赤诚相对，而常常是重重铠甲之间的碰撞，或者是背负庞大行囊的笨拙的登山比赛。之所以这样，有年龄、肤色、话语与文化的差异，疾病的影响，还有政治、不安全感与罪恶感：

　　我太幸福了，但与此同时，我又为此而感到诧异，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丑恶和不幸中蔓生出来的。

　　这种种因素的介入，在《金色笔记》的性爱量表上留下了一千零一个刻度。
　　作为一部女权主义作品，它解剖了女性在性爱中强迫症般病态的自我牺牲情结，还有“好男人”都不免的自我中心无意识等等：

　　“她是个好女人，”他严肃地说，“我经常要想到她和我们的孩子。”
　　“她幸福吗？“
　　这问题使他大吃一惊，只见他随即用胳膊肘支撑着身子思考起来——他严肃地皱着眉头。

　　《金色笔记》是一本爱情小说，它描写了许多性感但绝不“色情撩人”的细节与瞬间。它也有非常浪漫的温柔时刻：

　　我观察他的脸，想看看梦在那上面留下了什么痕迹。他的脸紧绷着。记得有一次他突然从梦中惊醒，并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亲爱的爱拉，如果你坚持跟一个代表过去二十年欧洲历史的男人睡觉，你一定不应该抱怨他做噩梦。”

　　但这种温柔太缺乏重量了，它们很快就被旋风裹挟、刮走，留下的是醒来后孤独的、睁大了双眼却只看到虚无的女性主体意识。这种女权主义的焦虑让主角安娜及其“变身”（她创作的作品——即故事中的故事——中的女性主角）陷入了一个又一个“意符”丰富、“所指”模糊的梦中。《金色笔记》中所叙述的梦之多，大概无其它小说可以相比：

　　世界不存在了，一切只有混乱。我就孑然一身立在这混乱之中。……我想叫醒麦克尔，把这梦告诉他，但我心里又十分清楚，我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梦中的感受。刹那间，梦的含义开始淡化。我对自己说：梦的含义就要消失了，快抓住它！然后我又想：我并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含义。含义没有了，我感到不可言状的懊丧。黑暗中我独自坐了起来……

　　于是她一步步不自觉地走向崩溃的边缘。
　　《金色笔记》之所以被普遍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女权主义作品，不仅在于它从女性视角对两性关系做全景的扫描与解剖，还在于它让女主角作为人的多个重要侧面呈现了出来。全书由一个关于安娜和她的朋友的故事《自由女性》和安娜的几本笔记构成。其中，“黑色笔记”反映的是安娜在非洲的经历，她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遭遇，以及她的财务情况（这个笔记的两大类内容之一被冠以“钱”的题下）；“红色笔记”记录她对斯大林主义从追随到幻灭的过程；“黄色笔记”是她的创作，主角爱拉其实是她的“另一个自我”；“蓝色笔记”是她的日记，留下了她的精神危机发展轨迹。这些笔记与故事《自由女性》被分割后重新组合，使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安娜与情感的、两性纠葛中的安娜形成了对位结构，呈现了一个丰满立体的知识女性形象。对许多读者而言，欧、美、澳许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的“阴道独白”般的所谓女权主义作品其实只是满足了他们的窥私欲望；而每个人次的阅读《金色笔记》，都可以被理解为女权主义的一个小小的胜利。窥私者在这里只会被女性的灵魂野火灼伤，而且，要真正接近女主角安娜，读者必须翻阅这些笔记所构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之山。安娜几乎裸露般呈现在那儿，真诚、敏感的读者能与她达成交流，同气呼应，被她所“赚”；任何人都不能将她亵玩。
　　小说的主角取名安娜•沃尔夫（Anna Wulf）似有深意。莱辛笔下的这位新女性既类似托尔斯泰笔下的沉溺于情欲而不能自拔的安娜•卡列尼娜，又近似在女性意识觉醒后的阵痛中变得性冷而阴郁的弗吉尼亚•伍尔芙。但莱辛的安娜还是更接近莱辛本人，她既没有如卡列尼娜那样去卧轨，也没有如伍尔芙那样绝望地自沉。安娜•沃尔芙最终从她的黑、红、黄、蓝四本笔记所象征的混乱、破碎的精神废墟中重新站起，在《金色笔记》最后的“金色笔记”中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女性。出现在这本总结性笔记本后面的是小说的尾声，也是“故事中的故事”《自由女性》的最后一章。它模仿十八世纪的欧洲小说，在正文前面有个内容提要，写道：“摩莉结婚了，而安娜又有一段风流韵事。”是的，表面上看，安娜外在的行为方式没有变，安娜身处的世界没有变，一切还在按既有的模式行进。但安娜已经对自由女性的种种不自由之处获得了重要的领悟，她终于说服自己的灵魂与肉体一起接受这个不能尽如人意的世界，既不奢望、沉溺，也不赌气、畏惧。这是刚刚迈过四十岁（1919年生的作者在该书于1962年正式出版时四十三岁），生理上达致高峰期，心智真正成熟的小说家莱辛眼中的自由女性所能实现的最高境界。《金色笔记》标志着莱辛从叛逆少年向自由女人蜕变的完成。

四

　　1979年，《南船星系中的老人星座：档案》五部曲中的第一部《关于：被殖民的5号行星——西卡斯塔》出版。花甲之年的莱辛以此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让她的众多追随者大跌眼镜。评论家感到困惑不解：一个女性解放的鼓手何以突然变成了一个宇宙先知？是什么让她从女性题材转向了太空这个非常男性化的天地？
　　《西卡斯塔》继承了《金色笔记》的原始档案编纂这种结构形式。银河帝国老人星把地球称为西卡斯塔，意为“被分裂、毁灭之地”。它的专家学者们正在编选关于这个不幸星球的各种文件、报告、信件、论文、日记等等，以便老人星这个高等级行星上的历史系学生研究所用，同时充实老人星的档案库。亿万年来，银河星系的各个帝国争斗不断，地球是主要的战场之一。约哈尔是这些档案材料的主要提供者。他作为老人星的信使数度访问地球，经历了巨人时代和基督教《圣经》“旧约”所记载的大洪水时代，并见证了这个行星的未来。他徒劳地一次次企图帮助地球摆脱邪恶行星夏麦特的控制和影响，但地球上的人们却狂热地投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混乱与破坏不断蔓延，地球逐渐走向它的终极毁灭。
　　《西卡斯塔》与其它四部太空小说的共同主题，就是星际间的交往与冲突。它们包含诸多纯粹幻想的成份，从而如作者所愿，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将人们的关注点从小我与国家引向地球的命运，宇宙的演化等等。这与她童年时期在南罗得西亚广袤草原上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她在1982年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回忆说，她与父亲经常在开阔的农场上一起仰望浩瀚的天空，遐想万千，讨论太空无数个与地球类似的生命世界。
　　但批评家们更愿意把它们看作一个个关于国际战火、殖民主义和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寓言，把她与杰出政治寓言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而不是科幻小说家威尔士（G. H. Wells）联系起来。这无疑也是正确的。《西卡斯塔》出版时，莱辛把它题献给了她的父亲，但这个父亲不仅是那个与她一起仰望星空的慈父，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一条腿，对战争——人类间无谓的相互屠杀——充满了苦涩记忆的男人。有评论家写道：“莱辛的早年成长过程也是吸收、消化她父亲对‘一战’的痛苦记忆的过程。”莱辛自己也曾说：“战争塑造了我们所有人，它使我们扭曲、变形。”无疑，莱辛是一个坚定的反战分子。借她的太空小说，她表达了反对人类间的血腥屠杀，反对一切战争——包括殖民战争——的态度。
　　莱辛从小生活在南部非洲殖民地，见证了这块土地上人类最残酷、最愚蠢的暴行。反殖民主义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莱辛的一个重要、一贯的主题。但她的太空小说对这个主题有一个重要发展。她不再激情澎湃地控诉殖民主义，而是以客观、冷峻的笔调再现殖民主义的发展与毁灭。许多批评家因此而认为她在“讴歌殖民主义”，质疑她何以从一个人道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些太空小说的作者确实已经变成了一个适者生存论的信徒，但这个信徒不是这个理论的推行者、鼓吹者，而是它的研究者、观察者与报警者。她深知人类愚行的不可避免，因此放弃了呐喊以阻止这些愚行的努力，转而警示世人：危险就在转角之处。莱辛在反核武、反核战的社会活动中的特立独行可以印证我们对这些太空小说的这种解读。1950年代，莱辛是一个核战争的坚决反对者（相信她今天仍然是这么一个无条件热爱和平的人），但后来，莱辛开始放弃参加相关的抗议活动，转而坚决主张在欧洲建立核民防体系。她说：“我完全支持让所有的国家都裁军。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不得不依靠充分的民防设施来保护自己。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和平运动把裁军与核民防分开来。”然而，许多和平人士认为，莱辛主张核民防就是对核裁军的放弃，给她贴上了法西斯主义的标签。这与一些研究者因她借她的太空小说预言殖民战争而企图把她钉在殖民主义的讴歌者的耻辱柱上的逻辑是一样的。
　　莱辛的这个发展（或谓修正）应该有多种原因。追求思想的独立应该是其中之一。莱辛说：“你可以错误地思考，但你不能不独立思考。”1970年代末莱辛的太空小说开始问世前，后殖民主义理论开始出现，它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不可谓不深刻，它真正有颠覆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力量，它不止步于对殖民罪恶的表象的批判，而是企图在殖民者的思维结构内引爆一场革命。然而，改变行为方式的决定性力量不是思维方式的改变，而是利益，在欧美的许多政治领袖看来不符合其利益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只不过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游戏，好玩而已，不能当真。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殖民战争之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不断扩大肆虐的地盘。无怪乎莱辛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责美国总统布什是“人类的灾难”。
　　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莱辛自我意识的改变。通过创作她的太空五部曲，她实现了从一个自由女性向“先知母亲”角色的蜕变。其实，《金色笔记》中的女性们大多身处母亲与女人角色的冲突中。“作为一个母亲，我需要克制与约束，我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我在去看她以前还是赶紧洗了洗自己的大腿，以免性的气味使她感到困惑。我喜欢这气味，很不情愿把它即刻洗了去”。尽管女主人公活得“像个波希米亚人”，她还是一再感受到母亲角色的强大的召唤力：“我的怨恨即刻在责任心的感召下化解了，并很快转化成一种爱怜之情。”1979年，年届六十岁的莱辛已经成了祖母，她身上曾经澎湃汹涌的女性激情终于基本退去，母性意识接管了她的心灵。她能包容少女的叛逆、“熟女”的疯狂，她不会因肉体对情欲的淡忘而不再理解她们，从而否定、拒绝、甚至背叛她们，但她不可避免地要超越她们相对狭隘的意识和世界，并且开始呼唤秩序与传统。与此同时，我们不该忘记，莱辛从来就不是一名普通的少女、女性，因而她也不会是一位普通的母亲。《金色笔记》中所显示的她的政治、社会、哲学自我，也在不断地生长、成熟，最终融入她的母性意识，从而使她对整个人类产生一种母性的忧患意识与保护本能。“我清楚地知道，每当我陷入困境时，我一定还会梦见那个身材高大的慈母般的女巫”。创作《金色笔记》时的莱辛似乎已经在潜意识中思慕这种超能力的母亲了。这个“女巫”加“母亲”的形象终于发展成莱辛自己的“先知母亲”意识，而这种意识，我认为，正是孕育那五部太空忧患小说的生命宫殿。
　　（摘自《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