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妇女绑架虐待案及其文学的“前反映”

子 雨

　　最近几年，奥地利这个很少制造国际新闻的国家，由于两位年轻女性的不幸遭遇让世人震惊。2006年8月23日，维也纳姑娘纳塔莎•坎普奇（Natascha Kampusch）逃离绑架了她八年之久的沃夫冈•普里克罗皮尔的魔爪。八年前，纳塔莎在上学的路上遭到绑架，警方调查了各种线索，但一直未能破案。在这八年中，她基本上被禁闭在沃夫冈车库的地窖里。地窖仅5平方米，有铁门，没有窗户，听不见外面的声音，入口处还用一个壁橱遮掩着。绑架者骗她说门窗均设下高爆炸弹的陷阱，自己身上永远佩带着枪支，若企图逃跑，就杀死她及邻居。据纳塔莎事后说：“沃夫冈常常暴打她，几乎让她失去行走能力。每次她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时，他都设法把她打扮起来，然后取来相机给她拍照。”更令人发指的是，自今年4月底以来，西方报刊连续报道，来自奥地利南部阿姆斯泰滕的约瑟夫•弗里茨（Josef Fritzl，1935—）把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引诱到了精心设计、与外界隔绝的地窖里，将她连续禁锢在该地达24年，并与她乱伦育有7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三个生活在地窖，而其他三个做出被遗弃在他家门口的假象，令人难以置信地被当做弃儿由他们夫妇收养着。4月下旬，一直未见阳光的伊丽莎白大女儿突然患病昏迷，弗里茨同意将她送到医院抢救，结果主治医生发现了破绽报警，藏匿了24年的罪恶才真相大白于天下！
　　对此，维也纳的政治家们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们说，奥地利并非是个地牢遍布的国度，邪恶的父亲在其建造审批手续一应俱全的地窖里，几十年来对自己的女儿为所欲为的情况，那更是罕见。他们还提醒我们说，像弗里茨这样24年间与被她监禁的女儿生下7个孩子的事件在哪儿都可能发生。当然，这并非完全不可能。不过，最近牛津大学的里奇•罗伯逊（Ritchie Robertson,1952-）通过对奥地利一些性别、家庭暴力小说的研究，并结合近现代时期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氛围，尤其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童年受到虐待这种经历的重视及其阐释，似乎指明了在奥地利更有可能发生此类事件。
　　罗伯逊首先发挥其德语文学专业的特长，举了大量与上述把女子放在地窖里进行虐待类似的文学主题或情节。例如：
　　奥地利小说家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68）的短篇小说《电气石》（“Turmalin”,1852,修订版,1853），讲述那位住在一幢半倒塌的城市大厦里的挑夫，在他从楼梯上掉下来摔死后，邻居们进入到他所居住的地窖，发现里面住着一只被驯服的鹩哥和一位十几岁的少女，她头部浮肿，讲话几乎让人无法明白。最终发现这个挑夫原来就是许多年前与其女儿同时失踪的那位富裕的收租人。当时，他显然是因为妻子红杏出墙并弃他而去以致精神错乱，就把女儿关在地窖里，自己外出时就把她反锁在里面。她爬上梯子还可以穿过一个小缝隙看到外面的街道，但仅能看见行人的脚。少女终于被解救了出来并基本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纳伯尔（FranzNabl,1883-1974）的小说《活人的坟墓》（1917,1936年版改为《奥特利宝的女人》）以父亲之死开篇。对安东•奥特利宝侦探来说，家庭是封闭的孤岛。他的孩子们感觉被一堵看不见的墙包围着。这位死去的父亲竟比活着的家人更有力量。孩子们在大姐约瑟芬的带领下，并未逃离这个“孤岛”，而是通过把自己与外界隔绝来对他的记忆表示忠诚。当约瑟芬的小弟弟表现出反叛的迹象时，她把他锁在了地窖里。与弗里茨的案件不同的是，约瑟芬的邻居注意到了一些可疑之处。警察过来发现了一个两居室的地窖群，里面家具、供暖甚至音响设备一应俱全——几乎可以与弗里茨建造的地下监狱相媲美。约瑟芬最终因上吊自杀而逃避了被逮捕的命运。
　　不过，并非仅有奥地利的小说才反映人被禁闭在地窖里。英国现代作家福尔斯（John Fowles,1926-2005）的长篇处女作《收藏家》（The Collector,1963）就讲述一个小职员为一位年轻的中上层妇女心醉神迷，于是就绑架了她，并把她养在自己的地窖里，她最终因患上肺炎而死。当然，英国的这部小说与奥地利的文学作品在主题上有个重大的区别：福尔斯的小说揭示的是英国人挥之不去的阶级情结，而奥地利那些小说的主题反映的却是家庭的权力或者我们称之为父权制的权威。这自然会让我们想起弗洛伊德对家庭动态的分析，是以对父亲的爱恨交加为核心的。不过，这个主题早在弗洛伊德之前的经典维也纳喜剧中就有反映，如雷芒（Ferdinand Raimund）与内斯特罗伊（Johann Nestroy,1801-1862）的许多剧作就是围绕着性情暴躁、有暴力虐待倾向的丈夫或父亲展开情节的。然而，尽管雷芒和内斯特罗伊笔下的人物已非常不易相处，但与20世纪文学中的一些恶魔相比，那还算是差强人意的。
　　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在其小说《迷惑》（Die Blendung,1935）的以“善良的父亲”命名的那一章，是这样描写那位原来的警察、现在的看门人父亲的：
　　“在饭桌上他宣称自己喜欢家庭生活，在夜晚他却嘲弄自己弱不禁风的妻子。他一下班就要在家里实施其管教的权力。他在女儿身上尝试自己那毛茸茸拳头的厉害，并获得快感，在妻子身上倒是不常用这一招。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留在家里；数量总是一分不差，甚至连自己都不用数，因为惟一的一次他发现有误，妻子与女儿就只能在街头过夜。总之，他是个快乐的人。”
　　卡内蒂的妻子韦扎（Veza Canetti）的短篇恐怖小说《吃人妖魔》（“The Ogre”，1932-3）描写一个丈夫，在社会上被誉为善良快活的伙伴，但在家里却被看做是个独裁者，人见人怕，用折磨孩子这个简单有效的办法来逼迫妻子把所有的钱交给他。作者揭示给我们的是，甚至在较为自由的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时期，妻子都无法通过法律来为自己争取权利。在遭受一次家庭暴力后，她找到了自己的律师，但律师阻止了她离婚的申诉，因为丈夫暴打她一顿后，还“亲热”（即强奸）了她。当时的奥地利法律显然是认可家庭暴力的。
　　在罗伯逊看来，上述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子女的虐待似乎是奥地利长期形成的文化模式的组成部分，并与该国的天主教影响难脱干系。19世纪后期，随着成立于1867年的自由派政府颁布了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公立教育、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通婚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不进行教堂婚礼等法令，教会就把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看做是社会分崩离析的罪魁祸首。于是，天主教会想方设法地去巩固家庭的价值观，这就意味着强化父亲作为一家之长的权威。安岑格鲁贝（Ludwig Anzengruber,1839-1889）的戏剧《第四戒》（Dasviete Gebot,1877）就是对这种教会影响的反映与警示。第四戒责令一个人要尊重自己的父亲与母亲，因此女主角赫德威格为了遵守这条戒律就听命父母迫使自己嫁给一位粗鲁的花花公子。当她问教士自己该怎么办时，他不假思索地告诉她要遵照父母、相信上帝。后来，教士承认他给她这样的忠告主要是想取悦自己的父母，他们当时正在骄傲地听自己的儿子对他人施行精神上的指导。然而，伤害就此造成了。在忍受了丈夫多年的打骂后，赫德威格终于离了婚，但他们多病的孩子（可能从父亲那里传染了性病）仅活了几个月就死了，她希望自己也紧随其后离开这个世界。
　　那么，弗洛伊德对此又能作何解释呢？他的精神分析学说的主要立足点，与其说把家庭看做是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毋宁说是其症结所在。开始，他把精神病人的歇斯底里症状归结于婴儿期受到的身体虐待，但后来发现不可能让人相信这种虐待如此普遍，于是就转而归结为更为普遍的对父母的性幻想。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注意力从他们家庭生活的这个外部环境转换到了他们所谓的内心矛盾与欲望。他的这种转变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为了捍卫父亲的权威而去责怪妇女儿童这些受害者。
　　在罗伯逊看来，以上就是约瑟夫•弗里茨辱女案产生的文化氛围。也就是说，这种事情在奥地利反复发生，并非“偶然”或仅仅是“社会对家庭暴力监管不力”几句话可以打发掉的。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作家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的小说《欲望》（Lust,1989）反映的也正是这个主题。显然，弗里茨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之前早就在文学文本里出现反复出现过了，而文学文本中的这些恶魔人物恰好反映了奥地利社会的一些受到扭曲的力量正在兴风作浪。
　　在结束本期漫谈之时，又看到了一则新闻。据意大利《新闻报》报道，意大利一名女子因年轻时未婚先孕遭家人“惩罚”，被囚禁在一间小屋里长达18年。直到本月13日，意警方接到报案后才发现并解救了这名已经神志恍惚的受害者。看来，罗伯逊所谓的因果关系确实并不完全局限在奥地利。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