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艾特玛托夫

朱又可

这是翻译家高莽为艾特玛托夫画的画像，他在画像上的签名为“这么大的画像，往哪里摆啊。”供图/高莽

我们很难把艾特玛托夫的粗犷外表和他深情细腻的文字联系在一起。

　　艾特玛托夫的创作风格，接续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传统，抒情、感伤，一如契诃夫，乡土、本色，一如肖洛霍夫，深沉、尖锐，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宽容、高贵，一如托尔斯泰。尽管他后期加入了诸如科幻、神话等方面，但依旧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式经典主义作者。或许，艾特玛托夫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离去，传统俄罗斯古典主义书写方式，到此终结了。别了，光耀两个世纪的经典俄罗斯书写方式。

　　艾特玛托夫这一代作家异军突起，是在苏联经历二战后十年。当时苏联的文学环境，其实很不乐观，文学创作也丝毫没有活力。艾特玛托夫这代作家开始的作品，以反思战争创伤为突破口，比如《查密莉雅》，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这些作品给苏联文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当然，这和上一代作家的努力也有关，比如爱伦堡的《解冻》，虽然文学价值并不突出，但却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新一代作家的兴起与老一代作家的发力，一起构成了苏联二战后二十年的黄金期，这其中还包括索尔仁尼琴的一些作品。就文学成就而言，艾特玛托夫是战后苏联文学的集大成者之一。
　　对于只有五百余万人口的吉尔吉斯，艾特玛托夫当之无愧是他们的英雄。他曾三次获前苏联国家文学奖，一次获列宁奖，他写的十二部中篇小说无一例外地被拍成了电影或电视剧，有的还被改编成歌剧、芭蕾舞剧，这在前苏联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艾特玛托夫出生于农牧民家庭，父亲是前苏联共产党的干部，卫国战争期间，艾特玛托夫被迫辍学。大学毕业后，在畜牧研究所试验场工作，成名作是《查密莉雅》。
　　1970年，一部以“现实——神话”的构架形式出现的中篇小说——《白轮船》问世了。预示作者将由一般社会题材转向全人类或全球性的题材。这一转折在1980年发表的艾特玛托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中完成了。采用神话与现实交融并大胆引入科幻情节的手法，表现作者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他沉寂了几年，接着，在1986年又以一部新作与读者见面，这就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断头台》。小说的背景又回到了牵动读者情肠的吉尔吉斯草原。“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是非常好读的。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像是蜜和酒，甘甜芬芳得让你陶醉其中……在读他的作品时，甚至能闻到成熟庄稼和干草堆的气味。”作家冯德英说。
　　想当初80年代中期，诺贝尔奖委员会曾把他列入获奖候选人名单，为了讨好该委员会的成员，曾邀请他们参加在他的故乡伊塞克湖畔举行的活动，试图用盛情的款待换取他们的选票。国内也有专家表示曾受到过他的邀请但觉得自己不是那个身份的人就断然拒绝了。
　　艾特玛托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89年艾特玛托夫随戈尔巴乔夫到中国时，曾去俄罗斯文学翻译家高莽家闲聊，还要了一幅高莽挂在墙上的山水画。对于高莽给他画的画像，他的签名是“这么大的画像，往哪摆啊。”有意思的是，那时他写作速度飞快，有流言蜚语批评他有个写作班子，他主动婉转地跟高莽强调“这是压根没影的事。”
　　20世纪50年代，那时的艾特玛托夫也就二十多岁一毛头小伙子，在1958年8月，苏联《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了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小说在“解冻”不久的苏联文坛和广大读者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小说使艾特玛托夫首次获得广泛的赞誉，从此，这位吉尔吉斯青年跻身于苏联当代一流作家的行列。
　　小说还给当时的苏联文坛带来“一股新的气息”。他的作品《查密莉雅》被翻译刊登在《世界文学》上，多年后他知道此事很是得意。童道明读《查密莉雅》时也还很年轻，他说，“看了作家对爱情细腻的描写，心里有一种特别美的感觉。”这篇中篇小说是《世界文学》上为数不多被广为流传的一部作品。这之后他的作品出一部被翻译一部，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有那么多读者，尽管之后的作品似乎都比不上这个中篇小说《查密莉雅》那么人见人爱了。
　　艾特玛托夫说过写作是甜蜜的苦役。“文革”后，他的很多作品都被引进翻译。这位吉尔吉斯作家凭借自己的实力在80年代前苏联文坛上占据了一个制高点，成为前苏联最引人瞩目的作家中的佼佼者，这点让很多人对他很钦佩。有评论家认为他坚持的双语写作是他成功的法宝之一。要知道，吉尔吉斯1924年才有新创的书面文字，在这以前还没有书面文学。艾特玛托夫曾说道：“我是用吉尔吉斯文和俄文两种语言来写作的。如果我的作品是用吉尔吉斯文写成，那我就要把它译成俄语，反之亦然。我从这两方面的工作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这是一个作家非常有趣的内部工作。我确信，这能使你的风格更加完美，使你的语言更富有形象性。”
　　“他早期作品细腻的文风到后期充满哲学的思辨”是童道明读艾特玛托夫的感受，他记得读过作家写一位吉尔吉斯诗人的一篇文章，作家这样评价诗人，“反复吟诵他的诗，我突然在我的脑中萌生了歌曲之苗，这诗句里渐渐地融入了音乐之潮。”作家对诗人的描述让童道明瞬间理解了这位诗人。后来得知这位诗人的很多诗歌被谱写成歌曲。“所以说，艾特玛托夫既是小说家也是评论家。”童道明说。
　　80年代是艾特玛托夫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翻译界对当代俄罗斯翻译的热潮，很多年龄在40岁左右的年轻人都读过他的作品，留下过美好的记忆。童道明说：“我很好奇，现在的年轻人读到当年让我们辗转难眠的《查密莉雅》还会不会如我们当年一样心潮澎湃？”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曹雪萍

「交往者说」

来不及实现的约定

　　我去年秋天去吉尔吉斯共和国参加其文化部长女儿婚礼时第一次遇见艾特玛托夫。当时我并没有认出他，但作为重要嘉宾，他为新人贺词之后，赢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我一打听，恍然大悟。我当即向他表示，想采访他。他说：“今天我是客人，我坐在这是不会动的，这是吉尔吉斯人的规矩，否则不礼貌。”我向他敬了酒，他也回敬了我。我们约到第三天后采访。
　　他的办公室在吉尔吉斯国家电影联合会的办公楼二楼。在外面大厅沙发等待的还有两个女大学生，都是慕名而来，等了几个小时，还有一个黑瘦的老太太，说她的女儿是一个诗人，她是代替女儿来和艾特玛托夫合影的。人们打心眼里尊敬这位大英雄。
　　他的办公室正面墙上却挂着一幅他自己的画像。我说，在天山的另一边同样生活着吉尔吉斯人，我们叫柯尔克孜族人。他让秘书拿过来一本足足有10公斤重的大部头史诗《玛纳斯》。那是新疆柯尔克孜族人送给他的，新疆出版的柯尔克孜文，用吉尔吉斯字母印刷。他说：“每当有外国客人来访，我都把它拿过来给客人看，我问他们，有谁能写出这样的书？”我问他：“它和普通吉尔吉斯人有什么样的关系？”他经常阅读这部史诗，从中汲取营养，他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吉尔吉斯人，对他有影响，对一般人也有影响，“因为编纂这本书也是来源于生活的”。对此，他很肯定。他认为本民族的史诗的价值远远超越自己作品的价值。
　　后来我问他，想不想来新疆看望比他大十岁的居素甫•玛玛依（中国著名的《玛纳斯》演唱大师）？可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做好准备不会出发。我原本想两位吉尔吉斯的英雄，一位复活了传统，一位走向世界，可以在今年秋天相见，没想到，艾特玛托夫先走一步。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