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这里，我站在哪里

李 黎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会把西方民主社会想象为一个中立、理性、包容的普遍性体系，一个“将来”在“当下”的体现。而西方社会对自身的批判和重新梳理从未停止，激烈乃至否定的声音不绝于耳。施米特的《议会民主制》指出：任何实质行的民主制度都立足于这样一个原则：地位平等的人之间才有平等；地位不平等之间的人绝没有平等。因此，民主制度首先要求的是内部的同构型；其次，只要形势需要，它就会要求排斥和清除异质性成份。（最后一句让人想到美国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归根结底在于防范在出现一种美式资本主义框架之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一种独立于美国理念的人类历史远景。）
　　正是因为任何制度和价值体系都存在不可弥补的缺憾，使得人在面对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时有一种无力感，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界主要工作都围绕人的问题展开，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到韦伯，从生命哲学到现象学、解释学等。《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一书，依旧遵循从现象到本质、最终落实在个人（个体）的路径。本书分析的核心是一个更接近经济学的词汇：流通。出发点是人的无力感，即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并决定人民生活进程的越来越多的东西在以往任何经济学观点里没有位置，根基于以生产为中心的（民族）国家政权模式的范例面临着危机。简言之，有越来越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事件和经济关系，人无所适从。这一状况促使作者Benjamin Lee重新梳理人类的行为与关系。
　　作者的分析基于一个前提：全球化浩浩荡荡，不可扭转。对此他没有评判，分析之后作者也无意归纳总结，重新梳理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本书是作者于2003年应邀在北京大学讲座的修订版，这告诉我们，在对学术前沿的关注和引进方面，国内学界和读书界并不落后多少。这正是全球化的结果，流通的产物。
　　话语与货币的流通、意识形态与形象的流通，计算机技术与宗教的流通等都在确定人类活动的进程，这一切形成“流通文化”，必须对它的来龙去脉做出梳理、对它在各个层面的运作和影响进行观察，才能把握住蒸蒸日上的全球化的时刻。作者自信地写道：流通的扩展正在本质上改变经济（本书以衍生性金融产品为分析对象）与文化（本书以几种在具体政治历史背景下的样式为分析对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因为它在同时瓦解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国政权间的国际关系，以生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正演化为以流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从而可能剥夺掉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和国家民主统治——再写下去，作者会不会得出“历史的终结”或世界大同的结论？
　　以本书对应中国现实，显然超前了，但在网络经济、金融业等方面问题已然存在，未必不会成为中国的主要问题。虽然，在张旭东看来，全球化是西方施加于全球的，“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技术条件下所作的新一轮合理化调配”（《纽约书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张旭东随后又说：全球化进程会在民族国家内部，按国际分工的需要制造出新的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这一论述和本书又形成遥相呼应的关系。《星球大战》中商业联盟的强势，国家、种族的弱势与濒危，是全球化的远景的可能性之一。
　　作者本人就是全球流通的产物，其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外祖父是燕京大学（北大前身）的管理者，至今北大还有作者目前从小居住的房子。但这种流通毕竟让国人气短，人材流向美国，消耗与污染流向中国——在流通无可回避时探究中国的位置，应当是学界和社会精英问题意识的核心来源。
　　本书全文中英文对照。这一做法在学术与文化类书籍中极其少见，似乎包含着出版社对流通这一问题的隐约的自觉意识。
　　(摘自《网易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