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从未完成的书

斯图尔特•凯利

　　《失落的书》(［英］斯图尔特•凯利著，卢崴汪梅子译)是一部另类的文学史，一部关于书的悲喜剧。书中介绍了八十多位经典作家，从荷马、孔子，到但丁、莎士比亚、莫里哀、左拉、卡夫卡……着重介绍了他们那些未见传世的作品，它们可能毁于水火，可能失落于人们的冷漠、疯狂或偏见；有些遗失了，有些未完成。“这世间最脆弱的是书，最持久的也是书。”
　　要是福楼拜把他曾经有过的销毁作品的闪念付诸实践，关于他可就没什么好说的了。1851年他三十岁，和他的坏脾气母亲住在一起，家里有个食橱，装满了他的笔记、草稿和小时候的练笔。这之前他唯一一次比较严肃而篇幅又较长的文学尝试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幻景作品——《圣安东尼的诱惑》。福楼拜把它读给朋友路易•布耶听，后者的评论十分简洁——“我觉得你应该把它扔进火里，一个字也别再提。”不过福楼拜没有这么做。
　　福楼拜灰心丧气地离开了家，环游北非。他辗转回到法国，对自己没什么信心，但心里清楚得做点什么事情。他会按照路易的建议开始:“一个现实的主题，小资产阶级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不仅如此，路易还提供了一个故事——“黛尔菲•德拉马尔的故事”，这是一个本地女子，和人通奸事情败露后自杀了。显然这个想法鼓舞了古斯塔夫:“有了！我要叫她爱玛•包法利！”
　　可一回到家，事情进展就不那么顺利了。福楼拜怎么也开不了头；想法总是一蹴而就、令人振奋不已，可是一到下笔的时候，简直就像分娩一样痛苦。写作让他感到恶心，就像是“喝下一整片海洋，再全都尿出来”；要是出版呢，那简直就是可怕的错误。到了这个地步，他幻想着最理想的是“埋在一个巨大的坟墓里，周围都是我从未发表过的手稿，就像野蛮人和他们的马葬在一起一样”。要是他真这么干了，福楼拜所有的作品现在都会遗失在某个路旁坟堆里了。
　　终于，经过五年的写作和修改，《包法利夫人:一个外省教育的故事》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了。出版编辑——他的昔日朋友马克西姆•杜坎——要求再做一些删节。就算如此，发表的版本也只好充斥着严肃的省略号，好避免让那些易受冒犯的读者看到低俗词汇。
　　这一丑闻导致了作品的畅销。这位隐居起来、体重超标的萨德追随者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福楼拜喜欢储藏他自己的手稿，连张字纸片也舍不得扔，此事是出了名的。1871年普鲁士军队横扫法国，机警的福楼拜在花园里埋了满满一盒信件——可能还有其他文件？其中是否也包括他构思的社会主义题材的讽刺作品，或者他有关欧洲人堕落而阿拉伯人进步的当代东方题材的《哈勒贝》的草稿呢？他死后那一年，克鲁瓦赛的房子被拆了。那盒子应该还在地下埋着。
　　更让人心里痒痒的是，福楼拜为了写一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社会的小说做了大量笔记，而第二帝国的最高阶级又那么全心全意地接纳了他。在1870－1871年的政变之后，福楼拜构思了这部作品，现存的注释表现出一种偏离的事后聪明:腐化的巴黎就是新的巴比伦。这部作品本会成为同样悲观的《情感教育》的姊妹篇。
　　《布瓦尔和佩居榭》占据了福楼拜剩余时光的绝大部分时间；这是一部苦乐参半、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它最终并未完成，说实话也不可能完成。两个收入颇丰的教士，整理了全部人类知识。在《布》中，福楼拜带着疯子般的冲动成功地描绘了这个世界。
　　福楼拜曾经放弃了这部作品，又重新开始，为了这本书的研究他读了一千五百多本书:他声称这部作品就像是“试图把海洋装进一个瓶子”。
　　福楼拜可能是这样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不过他一直没有动笔写涉及他自己生活阴暗面的小说。他描述《螺旋》为一部“空想的形而上学愤青巨著”，推进了“幸福存在于想象之中”这个说法。尽管小说最初的灵感来自他1852年阅读但丁的《地狱》和他关于与脾气反复无常又不怎么忠贞的路易丝•珂赖特的关系的幻想，实际上其源头还在于福楼拜自身，但埋藏得更深也更早。
　　福楼拜二十出头时曾和他更受尊敬的兄弟阿希尔一起由外地回家，福楼拜突然急病发作，身体虚弱，病因不明。这次事件引起了精神错乱。
　　《螺旋》讲述的是“疯狂，或者说是怎么发疯”。阿希尔－克莱奥法斯•福楼拜，作者的父亲，是鲁昂医院的建立者，年轻的古斯塔夫看过多次尸体解剖和手术，在智障病人和精神病人间走来走去。与许多人相比，他可是有更多素材来构建关于疾病的故事，而且可以在科学细节上保证精确。不过，正如他自己说的，“这个主题让我害怕”。
　　《螺旋》一直都被福楼拜锁在大脑中，从未在纸页上显现过。虚弱，精神错乱，福楼拜不敢对此着手进行研究。他怎么能呢？“我还是得等到我离那段经历足够远的时候。”他写道。他永远也没有达到这个距离。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