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嫉妒麦克尤恩，他真有那么好

黄昱宁

伊恩•麦克尤恩

评价：读者喜欢 作家嫉妒

　　《在切瑟尔海滩上》（以下简称《海滩》）的作者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是当代英语文坛上绝对绕不过去的人物。2007年，其代表作《赎罪》改编成同名电影，将此公的声誉推至沸点。这部五年前出版的小说，从去年秋天开始霸住英国《卫报》图书排行榜冠军，到初春都没有挪一下身段的意思。
　　2006年，在伦敦和剑桥，我先后同几位作家及大学教师谈起过麦克尤恩。千篇一律地，在一车英国式的拿腔作调的奉承话之后，他们都陷入了某种欲说还休的沉默。也难怪，就在四年前，麦克尤恩的《星期六》在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后最终铩羽，据说那一年的评委会主席后来大发雷霆：“这本书之所以输了，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嫉妒，另一个也是嫉妒。”面对这个“最受人嫉妒的英国作家”，来自同行的任何评论，似乎都有失去分寸的危险。
　　在英国文坛上，严肃小说家里的上一个超级销售明星，大概还得算到格雷厄姆•格林头上。当麦克尤恩2007年的新作《海滩》一出版就在英国本土卖到十多万时，当电影《赎罪》将这股热潮继续加温，并且最终把2007变成“麦克尤恩年”时，英国绅士们开始迷惘了。朵朵疑云，潮气氤氲，拧干了就一句话：“不是说麦克尤恩不好，而是，他应该，也许，没有那么好吧？”（《独立报》）
　　这样的质疑基于以下连环套式的假设：一个严肃作家，如果隔一两年就有作品在各类文学奖上抛头露面，那么他就不应该同时又在排行榜上耀武扬威。看看2007年布克奖的短名单吧，一本《海滩》的销量的零头，就超过了其他所有作品的销量总和，英国地铁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捧着老麦新作的读者(有人戏称他的书就像地铁通票一样人手一册)，这公平吗？此外，据说真正优秀的小说是无法改编成同样优秀的电影的，与麦克尤恩合作的导演却像是沾到了什么仙气，一部比一部成功，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老麦的叙述中有某种成分是和制造胶片的赛璐珞搅和在一起的。同理，真正的好作家似乎不应该太有钱，可是《星期六》的护封上明明白白印着他在伦敦北部拥有的一栋豪宅，这正常吗？
　　另一项质疑是，伟大的作家应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老麦的情形却再次例外。据说他与佩妮•艾伦的第一次婚姻经营得无比惨淡，有人亲眼看见他当时在参加某文学节时每隔半个小时就要给家里打一个电话，扑救围城之火——那一段时间的成果是一系列愤世嫉俗的黑色小说。虽然麦克尤恩本人对此事讳莫如深，佩妮却满世界接受采访，暗示小说里的“黑色”正来源于作者本人的阴郁与刻毒；第二次婚姻倒是让老麦重获新生，以至于笔下小说的质地似乎也“软化”了不少。正当某些评论家担忧他会在作品“加入过多的糖”时，另一些评论家却应和着下里巴人的欢呼，大声叫阳春白雪的好。谁说《赎罪》已经沦落为一部媚俗的战争罗曼史，只会春风化雨般地在细节里施放催泪弹了？细读文本的评论家们，在《赎罪》中看到了大量戏仿与互文的痕迹，那些质地精良却又显得矫揉造作的文字是要读到妙处才能窥见其隐藏的靶心的。它们服务于小女孩布里奥妮的叙述，将故事修饰得更像故事，更像奥斯丁伍尔夫詹姆斯们的故事，而那个连她自己也拒绝承认的真相，就如同消隐在泥沙中的一脉活水，静静流失——由此，所谓“赎罪”，所谓“叙述”，都被清算了，被刺痛了。乖乖，你说评论家火眼金睛也好，过度阐释也好，总之，处于“安乐”状态中的伊恩，非但没有“死”，反而活得更滋润。

反差：软肋不少 作品重要

　　认真捅一捅，老麦的软肋似乎比比皆是。除了《赎罪》，他没有一部作品达到二十万字，这对于一个小说大家而言，似乎是个不尴不尬的纪录。然而，偏偏他写的最短的长篇《阿姆斯特丹》拿到了布克奖，《卫报》将其评定为“非凡的讽刺之作……在寻求根绝我们最黑暗的欲望的过程中，麦克尤恩没有让一块石头不被翻出来……他的最大的技巧，是在人物塑造中展现出了种种微妙之处……”换句话说，小说虽然短，但该表达的微妙，该体现的韵味，都齐全了，还能要求更多吗？饶有趣味的是，当别人问起麦克尤恩自己的阅读取向时，他列举的名字往往与他本人的写作风格南辕北辙。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他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中包含着“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而这些，在老麦看来，非但是他本人缺乏的，也是大多数欧洲作家缺乏的。“然而，”（英国人永远最善于运用“然而”）老麦话锋一转，“我们可以拿简•奥斯丁做例子，我认为她的重要性就不是可以拿舞台的宽度来衡量的。”
　　上述综合了麦克尤恩之正史及八卦的小传，足以解释为何此公每有新作问世，考验评论家的时候就到了。他的切入点，总是有一种让你的表情僵在半空的倾向。就像《阿姆斯特丹》的开头便挑明“莫利的两个老情人在火葬场的小教堂外面等候”一样，《海滩》也是一打开就把尴尬的处境摆到读者面前：“他们年纪轻，有教养，在这个属于他们的新婚之夜，都是处子之身，而且，他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不可能对性事困扰说长道短的年代。话说回来，这个坎儿向来都不好过。”
　　有麦克尤恩的前十部小说垫底，《海滩》的读者，大约不会期待一般意义上的悬念。也就是说，从翻开书的第一页起，我们就知道，这对“处子”在新婚之夜遭遇的“这个坎儿”，非但到结尾都没有跨过去，而且终将扩大成一条深不见底的鸿沟———谁都知道麦克尤恩没有设置美好结局的习惯。果然，此后的情节，就是踩着起承转合的节奏，以这个要命的“坎儿”为圆心，转着圈子，一路奔赴忧伤结局而去。

新作：生命孤岛 浩瀚人生

　　那个看不见的“坎儿”究竟在哪里？就事论事地说，大概可以套一个准医学的说法———初夜性生活不和谐。麦克尤恩甚至时不时地板起面孔，学着社会学家的腔调，来一段颇具反讽意味的“说教”：
　　“到底是什么玩意挡了道？是他们的性情与经历，是他们的无知与恐惧、羞怯、洁癖，是因为过去从未得到过这份权利，抑或缺乏经验，没有那份轻松自如的心态，再有就是宗教禁忌的袅袅余音，他们的英伦做派和阶级地位，外加历史本身也在作祟。”
　　事实上，上述因素确实在细节中得到了一一照应。但构成细节的决不仅仅是这些。两个主人公的身世背景和人生经历，渐渐通过断断续续的回忆，拼接在我们眼前。那是截然不同的两幅画面：爱德华的贫寒、粗率、乡土气，病重的母亲，忧郁的父亲，永远乱糟糟的农舍；弗洛伦斯的富有、精致、脱俗，盛气凌人的母亲，志得意满的父亲，永远奢华高贵的“大别墅”。当这些隐藏在背后的东西被麦克尤恩有计划、有步骤地推上前台，与台上正在次第演出的每一道眼神、每一个手势、每一根毛发（按照《纽约时报书评》的说法，读者将遭遇“小说史上最具新意的那一根……”———详情请参阅本书第三章）交织在一起时，喜剧感与悲剧感以同等强度冲击读者，一时间，你不知道该抓住哪一个。
　　而在所有这些“背后”的因素中，麦克尤恩花费了最多心思打造的，或许是“时代”。读者是随着细节的逐步丰满，才渐渐推断出那个所谓的“根本不可能对性事困扰说长道短的年代”指上世纪六十年代，而故事发生的准确时间，应该是一九六二年。读到第二章时，我们得知，男女主人公出生于一九四○年，年龄比麦克尤恩本人大八岁。麦克尤恩将打着鲜明时代烙印的反文化运动、反战游行、摇滚乐、电影等诸多符号化的道具穿插到故事里，编织进主人公的生活轨迹，字里行间不时有某种“这是属于我的时代”的微妙流露。在麦克尤恩笔下，“那著名的十年”是物质浪潮尚未席卷全世界、精神力量仍然居于主导的时代。说得煽情一点，那是最后的纯真年代。那些曾经被这一代人执着的东西———正义也好，和平也好，爱情也好，都随着岁月流逝而趋于幻灭。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德华与弗洛伦斯的尴尬遭遇、伤感离别，可以视为一代人命运的沉重隐喻：他们认真过，冲动过，他们的锐利刀锋，有时候转错了方向，伤害了自己。
　　至于评论家在薄薄一部《海滩》上读出的其他更为学术的命题，并不是普通读者有兴趣或者有必要关心的。虽然，如今对于麦克尤恩的研究已经成为显学，怎样的深入剖析似乎都不算过分。倒是作为读者，在解读《海滩》的热潮中，我还是找到了一句简单平实、却让我久久为之动容的话：
　　“他们（爱德华和弗洛伦斯）被困在一座孤岛上，岛就是一张床的尺寸，托起这座岛的海，却像人生那么浩瀚。”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