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出版前后

韩沪麟

　　一、一个心愿
　　我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法国文学专业就读时，老师就重点介绍了普鲁斯特和他的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以下称《追忆》），读过这部巨著的片段，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部巨著由7卷小说组成，长达200万字，书名分别是：《在斯万家那边》、《在少女们身边》、《盖尔芒特家那边》、《索多姆和戈摩尔》、《女囚》、《女逃亡者》、《重现的时光》。
　　小说以回忆的形式对往事作了回顾，有童年的回忆、家庭生活、初恋与失恋、历史事件的观察，以及对艺术的见解和对时空的认识等等。这部巨著没有动人的离奇曲折的故事，作者感兴趣的，是以艺术的形式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对生活的种种感受，认为这才是无形的时空中的真实存在。他力图摆脱时空的规律性，企望以艺术手段再现无意识中流失的真实；他认为，只有感性的回忆才能赋予人们认为已消失的东西以某种生命力，时间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作者凭借了自身的智慧和想象力，使时间变得具体、生动、完美。作品的风格不是线性的，而是一面多棱镜。普鲁斯特自己曾说过：“《追忆》犹如一个大教堂，虔诚的信徒在里面慢慢才能学到真理，发现和谐的所在。”
　　因此可以说，普鲁斯特的《追忆》是文学现象的一次新的尝试，他彻底改变了法国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用典型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小说的传统观念，革新了小说的题材和写作技巧。实际上他是文学中意识流创作手法的开山鼻祖，亦是他身后流派繁多的新的小说形式的启蒙人。
　　我明白，要翻译这部以长句闻名的意识流作品难度非常大，而且出版后读者未必能看懂，销量受影响，结果很可能是事倍功半。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早已以自己的文字译介这部作品了，甚至不止一个版本，而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怎么能没有这部译著呢？我们广大的中国读者又怎么能对这样一个文学现象茫然无知呢？要知道，具有权威性的法国《读书》杂志公布的欧洲10名“最伟大的作家”中，普鲁斯特次于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但丁、卡夫卡，位居第六，在法国作家中可是名列首位啊！
　　这个心结困惑我很久很久，也可以说，我入行出版界的因素之一，就是想实现我的一个心愿——组织翻译出版这部巨著，从而填补我国外国文学领域的空白。

　　二、好事多磨
　　干上编辑这一行后，前两年是熟悉工作、积累经验阶段，我没敢把这个选题提出来，但心里痒痒的，总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当时社里的经济效益并不好，即便提出这个选题，能通过吗？于是我采用迂回战术，先是不断吹风，让他们对该书加深印象；二是写出详尽的选题报告，促使他们下定决心。我在进入出版社之前，已经算是资深译者了，他们也都知道，我不仅有翻译方面的经验，也认识国内广大译者，其中有一些甚至是我的亲朋挚友，换句话说，相对而言，我是有能力完成这项使命的。领导踌躇再三，一议再议，甚至发动群众参与讨论，最终决定先出一部投石问路。我多年的夙愿终于有实现的可能了，但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时时惴惴然如履薄冰。这部书的组译工作十分艰巨，诸如选择版本，物色译、校者，拟定翻译要点，制定人、地名索引，复制注释，约请专家写序等等；当时的出版条件远不像现在这样优越，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电话成了我主要的联络工具。经费有限，仅仅出差了一两次上海和北京。在我约请的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中，北大的罗大冈、徐继增、桂裕芳教授都是我的老师，其他人不是我的同窗学友，就是我熟悉的译者。起初，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件事情“功德无量”，但又忧心忡忡，因为该书太难译了。我苦口婆心，晓之以义、动之以情，一遍遍相求，一个个说服。最后，翻译班底终于搭成了。徐老师更是勉为其难，率先译成该书人、地名译名表，以便分发给诸译者以求统一。当时的工作十分繁忙，好在自己正年富力强，有一股冲劲和干劲。
　　然而最棘手的问题，竟是原书名用中文如何称谓。为使读者有一个感性的认识，这里不妨详说一下定译名的过程。在大百科全书第Ⅱ卷的有关条目里，把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译成《追忆逝水年华》，既然此译法在大百科全书上出现，且译名较美，也具有与原文相应的节奏感，应该说是较权威了吧。然而，一经议论，意见远非统一，且译名越提越多，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以致以后酝酿了将近两年，译名仍然定不下来。
　　首先是“逝水年华”、“似水年华”和“流水年华”的取舍问题。否定“逝水”一说者认为，这个“逝”字，出自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但孔子的原意是指时光流逝的快的意思，与“temps perdu”不符；而曾巩的“滔滔逝水流今古，汉楚兴亡两丘土”和孟郊的“四时如逝水，百川皆东流”中的“逝水”皆为名词，与“年华”搭配也不甚妥贴。如一定要用“逝”字，不如老老实实译成“追忆逝去的年华”为好。但后一种译法味同嚼腊，原名的韵味丧失殆尽，似也不可取。
　　北京大学徐继曾教授提出用“似水年华”较妥，因为“似水年华”或“流年似水”均为现存成语，不仅形容时光流逝快，亦有时间一去不复返之意。但是罗大冈先生却有另外的见解，他觉得《追忆逝水年华》或《追忆流水年华》都嫌拖沓，建议参考李商隐《锦瑟》诗中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句，还是改译为《思华年》或《忆华年》三字为好，并认为此译法颇能表达这部法国小说的情调。遗憾的是，这个译名亦未能得到较多行家的认可。
　　当时以社科院副研究员张英伦为首的同行认为不如直译吧，即译成《寻找失去的时间》。因为该书的灵魂是时间，作者也是围绕“时间”两字做文章的，不能因为“年华”两字美，而损失原意的精髓；此外，最后一部Le temps retrouve即《重新找回的时间》与书名遥相呼应，寓意深长。但不少人又认为这样的译法虽无可厚非，但总觉得美感、韵味均欠缺，且与已经形成的习惯叫法距离较大，有些得不偿失了。
　　《年华》派中有的同仁还把其他国家对本书的译名搬出来佐证。他们说：英译本的书名译成中文是《回忆往事》（The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日译本的书名也是《追忆逝水年华》，为何中译非得如此死扣字眼呢？《时间》派的同仁则反驳说：“纵观全球，我国的翻译事业无论从质量还是从数量上说，与电影配音的水平一样，都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大可不必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不管怎样说，在翻译中，‘信’该是压倒一切的原则。”针对上述情况，我就法国文学研究会年会在京召开之便，召集了与会译者及专家学者共二十来人开了一个有关的座谈会。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争论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意见趋向一致，基本统一为两种译法，即：《追忆似水年华》与《寻找失去的时间》。接着，与会者就这两种译法又深入进行了讨论，发言踊跃，气氛极为热烈，双方各执其理，仍然相持不下。我为了确切掌握会场的动向，提议诉诸表决，想不到表决结果竟是9：9（有几个弃权）。最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研究法国文学的著名专家柳鸣九提出，考虑到多种因素和实际情况，出版社出书时可用《追忆似水年华》定名，在写文学史或评介文章时，可就书名作一注释，或用《寻找失去的时间》作译名，把《追忆似水年华》套上括号附后，以免引起读者的误解。大多数与会者这才一致同意这个折衷意见。作为责编，我也认为这是眼下最稳妥的做法了。

　　三、苦尽甘来
　　书是好书，社会效益也是好的，经济上看来要亏本，但亏多少，从社领导、编辑，到发行的同志心里都无数，作为责编的我更是提心吊胆，终日惴惴，深夜好几次从梦中惊起，或喜或悲，都与征订数有关。人到无能为力之时，才求助算命，明知自欺欺人，聊以画饼充饥。我为该书的印数不知用纸牌占卜了多少回了。
　　我在出该书第一部的同时，也写了几篇评介文章以扩大影响。不料读书界反映很强烈，发行科与我本人不断收到读者来信，有鼓励关心的，有询问预购的，不仅如此，亲自登门的读者也与日俱多。一时之间，普鲁斯特似乎真的名扬海内了，我也飘飘欲仙。不过陶醉之中，心里总有点不踏实，好比新媳妇过门，公婆街坊都说漂亮，相公（订数）是否满意还有待表态。千盼万盼，新华书店终于把印数汇总，通知下达了：1500册。我们本知道此书印数不会高，但绝没料到如此之惨，社内议论纷起。感叹读者文化层次低有之；埋怨发行部门不力有之；指责我本人未做好宣传工作有之。不过既然此书确实值得出，总不能一切向钱看，于是咬咬牙，印了2000册。嗬！想不到书刚刚面世，很快就售罄了，备货亦荡然无存。眼看一个个登门求书者都哭丧着脸，哀声切切，我们又是欣慰又是同情，只得把发至本地新华书店的书重新买回，以飨知音者。更为激动人心的是在当年北京书展上的空前盛况。最后一本样书给一名口才最佳、磨功最足的青年索去后，柜台前仍是整日人头攒动，争相订购此书。一东北个体书商一次就订购500本，某大学生每天必跑几十里地，再三叮嘱我们别忘记了他的姓名地址，希望该书再次印刷后率先寄他，先睹为快。普鲁斯特威名大震，一时“洛阳纸贵”，全社上下再度喜气洋洋，头脑昏昏；为满足图书市场需求，不辜负广大读者的殷切期望，社委会决定重新征订第一部，第二、三、四部同时上马，其余三部也在第二年出齐。大家信心十足，气壮如牛。虽说社会效益应该并且绝对要放在首位，但菜篮子里的东西毕竟与印数发生关系。在有声的壮威和无声的焦虑中，印数又下来了：四部书均在2000册上下。我无言以对，只能向隅自怜，上下班掩面匆匆而过，自我感觉像只过街老鼠。但我始终弄不明白，读者如此欢迎的一本书，为何征订数就是上不去？第一部初版已经卖出2000册，怎么第二次的订数会与其他首次出版的几部相仿呢？
　　普鲁斯特当年闭门不出，把自己锁在密不透光的书房里，孜孜不倦，用了7年时间丝丝缕缕编织完这部划时代的巨著，因而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他写出第一部书时，没有书商肯要，不得已自费出版。只是在他身后，人们才发现了此书的价值，声誉日隆，从而确立了普氏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我想，他本人的遭遇，也在昭示他的代表作的中国译本终究会引来鲜花盛开、枝繁叶茂的春天吧。果不其然，全部７卷本推出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像滚雪球似的影响愈来愈大，愈来愈深入人心，各种好评如潮水般涌来，各种开本一版再版。如今，累计印数已近二十万套，每年还有印数，社会效益显而易见，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于此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译林出版社的知名度。如今，我虽已年届七十，每每想起那些年的日日夜夜，仍不免欣欣然有所感悟：有志者事竟成，任何努力都会得到回报的。

　　四、我读《追忆》
　　作为该书中译本的责任编辑，我很想谈谈审读时不同阶段的感受。
　　开始时，我确实感到这本书枯燥而乏味，散文不像散文，自传不像自传，情节平淡而杂乱，人物形象也不够鲜明生动，不免犯嘀咕：这“名气”、“地位”从何而来？
　　渐渐地，我感到《追忆》就好像是一座虚无缥缈的琼楼仙阁，一个曲径通幽的漫长旅程；如果说，以往我所编审的译稿都是情节性较强的连贯故事，随时中断又随时能衔接的话，那么这本书就不一样了，它需要，甚至强迫自己有个安静的氛围，以一种平静而闲适的心态去感受它，而不是去记忆它，否则便舍本逐末了。
　　夜深人静，当我不急不躁、用心领会的时刻，我才多少感受到了普鲁斯特缠绵细腻的情感，特别是作家对时空和记忆的奇特理解和思维。然而当浮躁情绪再次袭来时，书中的一切美又会随之消失，倏然变成不着边际而难以卒读的文字了。
　　从这部巨著中，我究竟体会到了什么呢？首先是“时间”。该书直译名为《寻找失去的时间》，书名是完全扣题的。作家在书中仿佛想说，周围的一切都在消逝，而记忆可以使过去定格。不过这种记忆不是一种借助智力，通过推理，理性地去创建过去，而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的思维活动，只有这样，被时间消蚀的一切才能立体化地矗立起来，“自我”长存。这种本能性的记忆，就是作家特有的禀赋。时下，社会上出现形形色色的心理学，其实时间也有心理学，其创造者，我敢说就是普鲁斯特。不过他没有用条条杠杠去归纳，而是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譬如说，作家在回忆童年时常吃的一种“玛德莱娜”甜饼时，一口气就写了几页，不仅当时的滋味犹存，而且伴随而来的种种思绪也一齐涌来，使读者不仅身临其境，且思临其境了。普鲁斯特既然是天才的艺术家，他对往昔的感受就显得特别鲜明、细腻、纤毫毕现；普鲁斯特既然是一个敏感到痛苦地步的作家，那么过去的一切幸福和痛苦都理所当然地完好地保存在他的记忆里并能表达出来。因此，长达200多万字的小说就是他的一部幸福和痛苦的感情历程的记录，他完全无需借助情节和人物，而是永远游弋在自我意识中，尽情地释放自己。
　　从哲学意义上说，任何感情都是一种重负，一种包袱。感情极其丰富的普鲁斯特（他在临睡前，母亲只有一次没有去吻他，竟使他痛苦得终生难忘）的精神包袱实在是太重了，如不卸下，他真会被憋死。不过，他纵然有强烈的创作欲望，有敏锐的悟性，拥有渊博的知识，但倘若不是他长期患病，闭门谢客，以使精神在时空中停滞长达7年之久，静静地把回忆转化为艺术的话，他也难以成为二十世纪初独领风骚的伟大作家，因此也可以说，是环境拯救并造就了他，使他不仅能从笔端流淌出汩汩不息的文字，从而卸下感情的重荷，也使他在卸“包袱”的过程中，享受到精神的乐趣，重新找回他认为唯一真实的乐园——失去的乐园。
　　任何作品都是遗憾的艺术，这个中译本当然不能幸免。首先，参与的译者太多了，译文风格不可能统一，对长句的处理方式不一，全书的行文也就不可能和谐流畅；其次，本书虽有人、地名译名表，但没有制定族谱系列，书中不仅人、地名不尽统一，众多的人物关系也没完全理顺，表亲关系时有错乱；最后，译本如再配上插图，每章备有内容梗概，注释更详尽些就更好了。
　　物换星移。《追忆》全译本首版至今已过去将近二十个年头，如今出版社的规模和经济实力与从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更完美的《追忆》全译本迟早将会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