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品的西方命运

伊娃•克奈索

题材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时任外文出版社旗下《中国文学》杂志翻译的戴乃迭、杨宪益共同翻译了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丛书——“熊猫丛书”，这是大规模地将中国小说介绍给英语受众的最早尝试。“熊猫”这一概念与英国的企鹅、德国的雷科拉姆（Reclaim）非常相似，但对于外国读者来说，这套丛书更像是编给学生们看的大学课本，而不是用于休闲阅读的文学作品。“熊猫丛书”的出版商——外文出版社当时也未意识到将图书推向国际市场的重要性，亦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经验在国际市场进行推广。在1981~1985年期间出版了30多本书后，这套丛书也就不了了之。
　　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中译英的小说都是由西方的小型学术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出版或发表的。大型出版集团对接纳中国作家的作品仍持谨慎态度。为了减少风险，他们主要依赖以往的经验和市场策略，如女性作家的半自传体小说通常会非常畅销，于1991年出版的英文版小说《鸿》（Wild Swan）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此书是首例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中国作家创作的英文作品。《鸿》是一部用英文写给西方人看的文学作品。在该书出版之前，作者张戎已经在英国生活了14年，期间于约克大学取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鸿》叙述了三代中国女性如何在动乱的社会里挣扎奋斗的故事，反映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从张戎与她的母亲、外祖母的眼中，我们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军阀统治下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毛泽东领导下人们对未来热切的期盼以及长征后共产党政权的诞生和调整等，该书取得巨大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作者对动乱时期人民生活状况的描写激发了西方读者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思考。至今该书已被译成30种语言，全球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虽然张戎的许多作品没有在中国内地发行，但《鸿》的出现确实给其他中国作家建立了一个模式，即被西方出版商称为“痛苦的回忆录”的中国小说的次体裁。哈佛大学现代汉语讲师刘涛涛说：“可以说张戎的作品对树立中国正面形象起了一个副作用，她塑造了一种特定的东方民族形象：贫困的、堕落的受害者。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一批女性小说开始大行其道，题材多以描写中国现代的都市女性生活为主。当时比较受欢迎的作家包括卫慧（代表作《上海宝贝》、《我的禅》）、棉棉（代表作《糖》）、虹影（代表作《K》、《孔雀的叫喊》）等。这些图书的英文版封面上往往是神秘性感的亚洲女郎，一头柔顺的黑发加上赤裸的躯体。这些作品吸引了大量西方读者，特别是青年女性。

翻译的艰难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书，其汉译英的历程都是艰辛的。早在第一家西方出版商对中文小说的译本感兴趣之前，中西方的学者们已经开始了对中文小说翻译的研究。现在，大多数小说的翻译都是由学者完成的，他们的译文可能非常准确，但行文的流畅性考虑不足，也很少会顾及大众读者的可读性问题。在出版商业类的非虚构类图书时，出版社通常的做法是先请译者翻译，再找一个不懂中文的人进行编辑工作。但是有业界人士认为，这种做法不适用于虚构类作品的翻译，因为小说的翻译者需要对文学形式有系统的了解，好的小说译本需要深厚的翻译功底与译者对原文深入理解的结合。1991年，著名汉学家邦尼•麦克多卡在《澳洲中国问题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和可能性》的文章。文章指出，在许多情况下，翻译已经完全成为解释性的工作而忽略了其艺术性。麦克多卡还说，中国作家使用的许多带有文化色彩的特别词汇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解决这个问题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在文章中加入脚注或在小说后附录词汇表，但很少有西方读者会有兴趣阅读长长的脚注或不厌其烦地查阅词汇表，这会让阅读变得非常无趣。有时小说可以加上一段概括性的介绍文字或直接在文章中插入解释，例如“泰山：中国的名山之一”、“包子：包上肉馅的馒头”等。然而，这样的插入会破坏文章整体的流畅性，使文章看起来繁杂冗长。因此，对于做汉译英的译者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处理在英汉中形象完全不对等的词汇。
　　英译汉中存在的另一大困难就是政治、经济用语的翻译，这些词汇已被中国人熟知和接纳，但外国人难以理解。比如，如果将“知青”直译为“sent-down youth”或者“educated youth”，那势必会对那些不了解中国历史的西方人产生误导，因为“知青”这个词产生于文革时期，是指被分配到农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初、高中青年学生，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西方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受到如此对待，也不明白“自我批评”、“自我改造”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惩罚，也很难弄清楚所谓的Hundred Flowers Campaign（1956年的“百花齐放”方针）、Great Leap Forward（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或者Destruction of Four Olds（1964年的“四人帮”）究竟是什么意思。翻译小说类文学作品的译者需要极高的语言修养和文学功底，能够对中文的形式、典故、诗词及幽默透彻领悟，再准确地将它们译为目标语。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这个领域，并提供了资金支持；目前，英国文化艺术委员会、英国文学翻译中心和企鹅集团中国分公司也联合举办了文化交流项目，旨在推动高质量的英译汉或汉译英文学翻译作品的出版。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另一个挑战是，在西方读者的观念中，小说不含有历史因素，这一点与中国小说的概念不同。正如安德鲁•普拉克斯在他的《中国叙事体文学论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7）一书中指出，理解中国文学的关键是了解中国的历史，即使是虚构类的小说作品中也包含大量历史事件和名人对话。另外，中国作家最擅长含蓄地表达政治观念，一个鬼故事的背后可能就隐藏着对一名贪官污吏的嘲讽。西方人即使了解这一点，也很难真正理解书中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安德鲁•普拉克斯认为，中国的文学作品由于缺少整体性而经常被误解。许多故事并没有一种直线性情节，而是起点和终点重合，绕成了一个圈。比如明代小说《金瓶梅》，主人公在第79章已经死了，但作者又接着写了20章有关他的遗孀和儿子的生活，这让西方读者大惑不解。这种冗长的文学风格到了19世纪中期才有所改变，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解西方文学作品，并将之翻译成中文，这使得中国读者接触到了更多的现代文学。

政策和环境的约束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以及相关机构对中文小说的翻译项目进行补贴，通过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推广汉语。在这些渠道中推广的图书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但并不是所有书目都能适合欧美商业图书市场。英国文化艺术委员会的维吉尼亚•巴里认为，虽然中国出版社正在“从政府所有和补贴的文化机构向自收自支的独立企业转型”，但出版业仍被排除在外商投资的领域之外。西方出版商的中国办事处在买卖版权方面还受到诸多限制，但他们仍期待能与中国出版社进行尝试性的合作。同时，中国出版业与外国出版商的合作状况越来越好。虽然中国政府依然明令禁止出版领域的外方投资，但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用维吉尼亚•巴里的话来说，中国正在“全力弥补版权贸易方面的不足”。几家重量级的西方出版商业对此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2007年，哈珀•柯林斯宣布他们每年将至少出版5本中文小说的译本。西方出版商到底对中国文学有多少兴趣，他们到底有多想铺平向中国出版业投资的道路，其答案不言而喻。除了与出版社合作输出版权外，还有另外两种向西方输出中国小说的途径。一种是所谓的“第二渠道”，也就是通过与民营策划公司合作。目前，出版社和民营策划公司合作的例子屡见不鲜。另一个渠道就是网络，在网络上既没有国界又没有严格的立法。许多中国作家也试图将他们的作品在网络上呈现，在所谓的“亚文化圈”里建立自己的名声。同时，中国出版社对海外市场的需求仍缺乏足够的认识。资深出版专家保罗•理查森教授认为，中国出版商不了解“什么种类的作品在海外市场容易取得成功，什么样的版式设计会比较流行，图书的价格、版式、大小的标准是什么”。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出口的“作者”多于“作品”。

作者简介：
　　伊娃•克奈索 2006年6月获得Ludwig Maximilians大学汉学学士学位，2006年9月~2007年9月在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进修出版专业课程。2003年和2005年分别在中国台北和上海从事国际合作出版工作，现居德国慕尼黑。
　　大多数欧美的图书编辑都看不懂中文书，他们不得不依赖中文专家的推荐。另外，缺乏有效的市场调查和推动中国图书出口的跨国文学代理机构也是阻碍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障碍之一。
　　(摘自《出版商务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