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折射大众流行心态

陶短房　康慨

　　自从1889年美国《堪萨斯星报》提出了“畅销书”这个概念后，得益于现代印刷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蔓延，畅销书已经摆脱之前的狭小地域而成为世界共有，一部源于英国的《哈利•波特》几乎横扫世界，将数亿大众带入了“魔法世界”。畅销书以其流行的内容被成千上万的读者选择，它讲述着不同时代的故事和痕迹，同时有力地推动着社会前行的脚步。最近几十年来作为西方中心的美国，完全体现出了这一点。

排行榜影响畅销书命运

　　衡量畅销书的指标只有一个：销量。西方曾有网站推出了历史上最畅销的单本图书的销量：《圣经》50亿册；《毛主席语录》9亿册；《古兰经》8亿册；《堂•吉诃德》5亿册；《新华字典》4亿册。按西方目前的标准，销量超过几百万册才能称为畅销，而伏尔泰1759年出版的讽刺小说《老实人》，上市头一个月卖了两万本在当时就算畅销了。
　　销量靠数字说话，因此很容易用不同数字列出一个排行榜，《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就是最近几十年英语圈图书的风向标。1942年4月9日，《纽约时报》的“新闻调查”部根据全国独立及连锁书店以及批销商的每周销售数据，制作了图书销量排行榜，刊登在周日发行的《纽约时报书评》上。据1992年出版的《时报幕后》一书披露，该榜采样范围涵盖了约3000家书店，以及包括小卖点和超市在内的2.8万余处销售点。
　　《达•芬奇密码》2003年成为全球畅销书。当该书作者丹•布朗听说《达•芬奇密码》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时，惊得从椅子上跌了下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排行榜的影响。由于《哈利•波特》系列长期占据小说榜头名，痛感无出头之日的出版商怨声载道，几年前曾迫使《纽约时报》将其移出，给其他新书提供机会。
　　畅销书过于倚重销量而非图书的价值，导致一批“畅销书的敌人”出现。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便是许多畅销书的“死敌”。当初《华尔街日报》约他评《哈利•波特》，哈罗德称这本书所提供的只是“一种腐化堕落的乐趣，不能让读者产生任何认知、审美或想象的需求”。2003年，美国的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奖”授予惊悚小说之王斯蒂芬，哈罗德称“只能证明评委都是白痴”。

畅销书留下时代痕迹

　　对畅销书的批评和争议，因《纽约时报》书评评出的“年度最佳图书”而得到一些缓和。“年度最佳图书”由《纽约时报书评》的几十名编辑从每年至少6万本新书中挑选，提名产生100部候选作品，再通过投票选出最后的“年度最佳图书”。由于《纽约时报书评》是1896年10月创刊、享有盛誉的“老字号”，加上“年度最佳图书”推出恰逢圣诞节前，上榜书籍无疑成为礼品书的最佳选择。自1972年以来，几乎每本上榜新书最终都成为市场上的大赢家。“年度最佳图书”成为“过滤了的畅销书”。
　　“年度最佳图书”反映了一个年度、甚至一个时代的读书品味、潮流和取向。上世纪70年代，这一排行榜设置初期，正逢美国深陷越战泥潭，颓废主义的著作、左倾色彩的作品，以及一些思想性、批判性的作品纷纷上榜，如美国作家奈保尔反映第三世界后殖民时代迷惘和痛苦的几本书《游击队》、《大河湾》和《印度：一个受伤的文明》就曾在这一时期上榜。80-90年代，新保守主义抬头，推崇“美国梦”的著作成为市场主流，政治人物自传、商界传记、人物特写等非小说甚至“非文艺”的书籍，不但稳稳占据了“年度最佳图书”的半壁江山，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加快令一些关注道德、伦理和生态的书成为热点，文艺类图书也重振旗鼓。南非作家库切的《耻》，描写了后种族隔离时代一个南非白人知识分子家庭错综复杂的伦理纠葛和曲折的生活遭遇，表现了边缘社会的动荡和社会转型期的种种不安定因素，这本书1999年被选入“年度最佳图书”，并随即获得了市场和评论界的双丰收。这本书的意外流行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担忧、好奇和关切。
　　2001年上榜的9本书，竟有三本（《钨叔叔》、《修正》和《约翰•亨利时代》）描绘了家庭或某个特殊阶层的病态，反映了21世纪初尤其是“9•11”后美国社会的危机感和不安全感，而两部反映家庭悲剧的书《奥斯特里茨》和《借来的华服》又流露出世纪初社会普遍存在的悲观情绪。2003年的排行榜上，有多部反映种族、文化冲突的书，如表现孟加拉移民少女在西方世界爱情曲折的《红砖胡同》，表现南北战争期间“拥有黑奴的黑人”这一特殊阶层的《已知世界》，和表现上世纪70年代美国黑白冲突的《孤独的堡垒》。这些书的热销、热评，既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移民问题、种族问题的诸多积弊，也同时反映出社会对这些“文明冲突”问题的日渐重视。
　　2004年，“年度最佳图书”开始固定为10本，当年入围的6部小说竟有4部作者为非美国裔，反映了移民作家在美国主流出版市场开始占据一席之地。2007年的作品中竟有《被遗弃的人》、《出门窃马》两部“避世之作”，反映了后冷战时期社会存在的幻灭感和逃避情结。表现越战真相细节的小说《烟树》、揭露美国在伊拉克接管中表现的报告文学《翡翠城市的帝国生活：伊拉克境内的绿色地带》，则反映了社会对“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厌倦及对战争的反思。

一本畅销书让无数美国青年走上漫游之路

　　畅销书不只是让读者阅读，还会给社会带来深远影响。1957年9月，凯如阿克的小说《在路上》出版，旋即成为“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宣言。书中对爵士乐、性、同性恋和吸毒的描写让当时的社会大受刺激，令一代青年投入到对自我的追寻与发现中。其影响遍及一代作家、诗人、歌手、摄影师和画家。许多年以后，专家鲍勃•迪兰评论说：“它改变了我的人生，就像它改变了所有人的人生一样。”
　　“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伯勒斯回忆道：“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美国售出了亿万条牛仔裤和百万台咖啡机，并且促使无数青年人踏上了漫游之路。”
　　美国大导演弗朗西斯据说早在1979年便买下了《在路上》的电影版权，2005年宣布由巴西导演沃特•塞勒斯执导。塞勒斯说：“《在路上》是一部意义重大的作品，表达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抓住了他们对亲身体验的渴望，对强加于自己的真理的不甘，以及对现状的不满。”他认为，时至今日，“《在路上》仍然像几十年前一样具有现实意义”。
　　（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