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泛滥　道德的缺失

——《羚羊与秧鸡》中的社会意义

张 沫

　　《羚羊与秧鸡》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继《使女的故事》之后的又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如果说后者是一部关于未来的小说，那么在《羚羊与秧鸡》中，未来则呈现出了另一番看似可怕却又略显熟悉的景象。这部小说依然承袭了阿特伍德惯常的写作手法：现实与过去的交替罗列，悬念的巧妙设置，词语的鲜活创新。这一切成为小说颇具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同时，小说所反映出的社会意义更是发人深省。能够为人类造福的科技最终却将人类毁灭，是科技不够成熟吗？是人类不够聪慧吗？追根究底则是因为在科技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道德的约束荡然无存，人们为了追求科技的极速发展而舍弃一切，最终也使自己成为了牺牲品。

一、传统价值观的覆灭

　　在《羚羊与秧鸡》中，人类原本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消失了，社会不再以人为本，不再有能够容纳人类自由发展的空间，“当前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使个体全面遭受压制的社会，社会文明对个人本性实行了全面的管理和统治”。特权阶层们所住的“复合集中居住区”内布满了了望塔以及各处巡逻的保安人员和守卫，看似十分安全的环境却在无形中制约了人们的行动，然而其中的居民则坦然地接受，甚至因此而感到欣慰。孩子们也不再拥有童年的纯真与幻想，色情网络、暴力游戏填满了他们所有的娱乐生活，儿童性奴更让他们失去了童年。
　　小说以“雪人”的回忆作为贯穿全文的两条线索之一叙述了世界毁灭之前人们的生活。“从前，‘雪人’并不是‘雪人’。他叫吉米，曾经是个好孩子。”（《羚羊与秧鸡》，15） 他的父母都是科学家， 在一家名为“器官有限养殖场”(OrganInc Farms) 的生物工程公司工作，全家人住在该公司专有的“复合集中居住区”。父亲是一名“物种设计师”（genographer），母亲是位微生物学家，后因她对所从事的实验感到不安而辞职当起了家庭主妇。小说的另一位男主角“秧鸡”（原名格兰）是吉米的好友，他沉着寡言、天赋极高，让吉米十分羡慕。年少的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然而社会环境却剥夺了他们享有的权利，他们所有的娱乐全部也只能来源于网络。
　　《灭绝》和《鲜血与玫瑰》是他们常玩的网络游戏，前者是关于濒临绝迹物种的互动游戏，要求玩家能够识别已死的动植物以及它们灭绝的日期，其中“有很多动物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因某种生物体的入侵而灭绝”（《羚羊与秧鸡》，80）。正是在这个游戏中，格兰用“秧鸡”作为自己的网络代码。《鲜血与玫瑰》则充满了掠夺、暴力和种族屠杀，“‘鲜血’一方代表人类大规模的暴行：个人被强奸以及谋杀都不算在内，这里有的是大批的人被屠杀。诸如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之类。‘玫瑰’一方代表人类的文明成果。诸如艺术品、科学成就、建筑的星体以及有益的发明。”（《羚羊与秧鸡》，78）玩家选择其中一方来对抗另一方，可是问题在于“血腥的场面更容易让人记得。另一方面，代表‘鲜血’的一方总会赢，但是这只意味着你得到了一片荒地”（《羚羊与秧鸡》，80）。尽管这只是作者所想象的未来世界中孩子们所玩的游戏，可是我们依然能够从中发现现实世界的影子。据报道，目前，所有的韩国人都沉迷于一种网络游戏“传奇”，游戏中，普通人可以成为军火商、凶手和小精灵……游戏者在真实生活中也频繁出现暴力行为，以致引起权威人士的关注，他们将其称为：离线的玩家杀戮。事实上，暴力游戏已占据了孩子们的闲暇时间，“在‘虚拟真实’的世界里，电脑掌控着全局，引导参与者的知觉、感觉与思考方式”（Appignanesi 126）。在这样的虚拟空间中，孩子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甚至混淆了它与现实的差别，从而不由自主地将游戏中的暴力带入现实生活。这也同样说明了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缺失，他们应该多给孩子一些有益的指导，花更多的时间关心他们的成长，还给孩子真正属于自己的童年。
　　另一方面，“当他们不玩游戏的时候，他们就浏览网页——登录那些常去的、喜欢的网站，看看有些什么新内容。”（《羚羊与秧鸡》，81）他们一起在网上看脱衣新闻，看心脏切除术的直播，执行死刑的现场报道，或者是中东国家的一些窃贼被剁去双手的景象，还有一些帮助人们自杀的网站和儿童色情网站。这一切读起来有些骇人听闻，然而网络确实已成为本世纪的流行语，它在给人们提供大量信息的同时，也无所顾忌地入侵了人们的生活。当网络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思想尚不成熟的孩子面前时，它已成为一种无形的杀手。
　　当吉米和“秧鸡”浏览儿童色情网站时，他们第一次见到了小说中的另一位女主角“羚羊”，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出生在一个“贫穷又有很多孩子”（《羚羊与秧鸡》，115）的小村庄里，由于家里无法养活所有的孩子，她被当作童妓卖给了人贩，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又从一个买主转卖给另一个买主。后来当“羚羊”向吉米叙述自己的经历时却极其平静，甚至袒护自己曾经的买主。这本不应该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在她看来却是如此平常、不值一提，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已深深地刻入了孩子的内心，这种麻木看起来着实令人震惊。
　　片面倡导科技而忽视人文教育也影响并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传统文科学校的破落与理科学校的兴旺在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学毕业后，理科成绩平平的吉米进了一所普通高校玛沙格林翰大学（Martha Graham），学文科，学校的死气沉沉令吉米极为沮丧。“玛沙格林翰大学已散了架，四周都是空荡荡的仓库、被烧毁的廉价公寓和空荡荡的停车场”（《羚羊与秧鸡》，185）。而“秧鸡”则进入了一所名牌理科大学华生克里克大学（Watson-Crick），“与玛沙格林翰大学相比，华生克里克大学则是宫殿”（《羚羊与秧鸡》，199）。校园里的花草、山石以及各种教学实验设备应有尽有，甚至“秧鸡”的宿舍也比吉米的强百倍。单纯硬件设施的对比足以说明理性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这种一味强调理性教育的发展有其绝对性的趋势，这种理性将“逐渐摆脱它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对人类的社会理想、政治理想表示关切、设置和维护的功能，从意识形态领域逐渐退让出来，后来竟成为不涉及（关切）人类命运的一股纯技术力量”（张国清 110）。对科技发展的盲目追求即是这种理性发展的具体表现，没有了人文、道德的束缚，它将最终成为压制人性的根源。

二、人与自然的失衡

　　小说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中，全球变暖，“沿海的含水土层变咸，北方的永冻冰层融化，北极冻土层冒着沼气泡，中部平原地区的干旱持续不断，亚洲大草原变成了沙丘，肉类也变得越来越硬”（《羚羊与秧鸡》，24）。人类为了科技的发展、为了自身的完善而将自然规律抛之脑后，他们可以任意地向自然索取，将自己当作自然的主导，当自然界已因此而恶化时，他们毫无察觉，又执着地为了自身需要而给动物配种，没有了道德的束缚，这一切似乎变得理所当然。
　　作为“物种设计师”（genographer）的吉米的父亲，在“器官有限养殖场”(OrganInc Farms)里专门研制能为人类提供替代性器官的转基因巨型猪，“它能生长出多余的肾，不但不会受到破坏，还能继续生长并长出更多的器官”（《羚羊与秧鸡》，22-23）。由于他的良好表现后又转到另一家更具实力的生物工程公司——“健康神迹公司”（Helthwyzer Corporation），研制用于更新老年人皮肤的人造皮肤的发明。
　　大学毕业后的“秧鸡”成为遗传工程领域的学科权威，从事一项名为“天堂项目” 的生物工程研究，即如何使人类长生不老和制造新人类，他似乎已透彻地了解了人性和人类社会，于是理想化地企图制造出一种新人类以抛弃所有现存人类的缺点。

　　“种族被消灭了……人仅仅通过肤色来区分。他们当中不分等级，因为他们缺乏本应创造的神经系统……他们只吃树叶、草、树根和一、两个桨果，因此他们的食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性行为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持久的折磨，也不是一阵猛烈的荷尔蒙分泌，他们只会定期地产生欲望，就如同大多数的哺乳动物，而不像人类。”（《羚羊与秧鸡》，305）

　　最终“秧鸡”成功地制造出了这些和平、素食、身体没有脂肪堆积的生物，他们视“秧鸡”为造物主，被吉米称为“秧鸡的儿女们”，然而这些只知道吃树叶、交配、用尿液的气味驱赶野兽的绿眼生物又能做些什么呢？
　　这些所谓的发明实验似乎都很理性，都是为了给人类带来更美好的生活，然而在这一理想目标的背后却丧失了道德的基奠，人们利用尖端科技为所欲为，将自己视为上帝希望改变一切不够完美的事物，最终却事与愿违，毁灭了一切，只剩下连“工作”“建造”“生长”这些概念都不懂的绿眼生物。实际上，有关克隆技术已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自从世界上第一头克隆羊“多莉”诞生以来，科学家已经初步具备了克隆人类的能力。各国政府之所以禁止人体克隆，正是因为目前人们依然认为还有最后的道德防线需要坚守。一旦这种最后的防线被盲目的技术决定论和狂妄的商业欲望所攻破，那么阿特伍德所描绘的混乱情形也就为期不远了。

三、社会制度的崩溃

　　未来世界中看不到社会制度的踪迹，人类被分为两等，下等公民住在“辟利布地”（pleeblands），这里肮脏、拥挤、犯罪率极高，缺乏系统的社会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有权有钱的阶层住在“复合集中居住区”，尽管这里看似井井有条，没有暴动，没有骚乱，没有犯罪，但是四周的了望塔以及无处不在的巡逻保安人员则令人窒息，人们没有自己的空间，一切行动都在“秘密警察”（CorpSeCorps）的监视之下，对此人们反倒习以为常，并且觉得安全。
　　当吉米的母亲因不满现实生活而逃离居住区之后，吉米的生活似乎就越发显得透明了，他的所有电子邮件和明信片都受到严密的审查。直到他后来上了大学离开居住区之后，这些“秘密警察”仍然定期与他交谈，询问有关他母亲的事，同时还使用测谎仪以检验吉米是否说了真话。对此，吉米也十分顺从地加以配合，虽然觉得厌烦，却也无心反抗。事实上，单凭个人的力量也无法与整个社会制度相抗衡，吉米的母亲和“秧鸡”的父亲就是它的牺牲品。前者尽管顺利地逃离了戒备森严的居住地，但是仍然没能逃脱警察的步步追击，几年之后还是被他们杀害；后者在发现了生物工程公司种种不道德的实验之后，试图退出该项研究，但这一有违社会的行为最终被压制，他不得不选择了跳下立交桥自杀。这样的结局与科技的发展不无关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意味着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力量的日益增长，对人性的压制和异化的日益增长。”（张国清 20）。在这种物质与技术的压抑下，人类失去了本应有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一味地顺应社会与统治者的需求，将所有的事物划分等级、标出刻度，这种理性的过分扩张只会带来人性的消亡。
　　极速的科学发展往往带有盲目的乐观性，当科学家们在用科学提高生产效率、解决技术难题的同时，却没有想到由此而产生的难以弥补的社会问题。小说中的一场咖啡战争就足以说明这种科学发展的单面性。“当每块地中的咖啡豆在不同时期成熟，需要人工挑选、加工并少量运输时，人们培育出了哈帕库帕咖啡（Happicuppa），该咖啡豆可以全部同时达到成熟期，并能在大片种植园中生长，然后由机器收割。”（《羚羊与秧鸡》，178）这一使科学家们洋洋得意的种植计划果真就如此完美吗？实际效果是，它“迫使一些小的种植者失业，使他们及其雇工们没有了生活来源。这场反抗运动是全球性的。暴乱肆虐，庄稼被焚，哈帕库帕咖啡被抢，其员工们或是被汽车炸弹袭击，或是被绑架，或是被狙击手枪杀，亦或被暴民们打伤至死；另一方面，农民又遭到军队的屠杀。”（《羚羊与秧鸡》，178） 仅仅为了提高有限的种植效率，却造成了社会上大规模的动荡，这恐怕并不是科学家们的初衷。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科学技术决定论和科技的绝对化作用已遭到人们的怀疑，科技的负面结果开始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对它的过分依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相反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和矛盾。利用武器保障世界和平的同时，却带来了难以抹灭的战争灾难；在利用科技为人类服务的同时，却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极其严重的污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臭氧空洞的总面积已超过四个中国的总和。
　　因此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它必须与道德相结合，了解人类状况的复杂性，既重视现在又不忘未来，才能真正地为人类服务。

四、结  论

　　虽然这部小说所描绘的未来世界是高科技的、隔离的、也是极其危险的，读起来令人不觉一颤，然而却又是可信的。科技被赋予了造物主的能力，通过毫无约束的实验获得科技的极速发展并满足人们对科学的渴望，以及知识的滥用，这一切离我们今天的世界只有一步之遥。正如阿特伍德在自己的短文“创作《羚羊与秧鸡》”中解释说：

　　正如《使女的故事》一样，《羚羊与秧鸡》是一部推测性小说，而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它没有星系间的太空旅行，没有心灵传输，也没有火星人。和《使女的故事》一样，《羚羊与秧鸡》所虚构的内容都是我们曾经发明过的或者已经开始发明的事物。每一部小说都会以一种假设开始，然后据此加以叙述。《羚羊与秧鸡》的假设很简单，“假如我们继续现在的道路往下走，那会怎么样？斜坡有多滑？我们还有什么弥补的希望？谁会有决心来阻止我们？”

　　阿特伍德以娴熟的写作技巧创造了一个与现实生活近乎平行的另一个世界，其目的在于警醒现代人。我们在科技方面已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同时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显著，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退化，人的道德品质也出现了危机，“长此以往，遭受无妄之灾的不仅是动物，人类自身也将成为濒危物种”。
　　（摘自《中国加拿大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