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和他的秘密情人阿伦特（一）
三 耳
马丁•海德格尔，1889年生于天主教家庭。他早年理想是当一名牧师，20岁那年从预科毕业时，他选择了直通牧师生涯的天主教神学。作为一名弗莱堡的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大学神学学生，海德格尔受到严格管束，1911年，读二年级的海德格尔，因为神经质体质导致哮喘和心脏不适，大病了一场。于是海德格尔放弃了神学，改学数学与哲学。1913年，海德格尔获得哲学博士学位，2年后，他完成他的资格论文，获得讲师资格。1917的，他娶了一名出身于路德派教徒、世代普鲁士军人家庭，正就读于弗莱堡大学政治经济系的学生——艾尔芙蕾德•皮特里。1922年，海德格尔被指定为马堡大学的哲学副教授。
汉娜•阿伦特，犹太人，原籍德国，在纳粹恐怖年代逃到美国，不久出版了其经典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她一直笔耕不辍，一生中出版了十余本专著。她最著名的学说是她的“行动理论”，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修正与解构。她认为西方哲学最大的缺点就是一直局限在纯思考的象牙塔中，因此她提倡哲学与政治合一。在她的代表作《人类的境况》中，她特别指出“政治活动”乃为人类真正自由的先决条件。她先后执教于拍克莱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广受各方学者赞扬。
马丁•海德格尔与汉娜•阿伦特相遇于1924年。
1924年晚秋时分，18岁的汉娜•阿伦特成为马堡大学哲学系新生，而即将完成其重要著述《存在与时间》的马丁•海德格尔由于标新立异的哲学见解与令人心醉神迷的表述，正成为这所大学里最吃香的教师。他被他的学生称作“来自麦氏教堂镇的小巫师”。他的外观，穿着，他的言谈举止，都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采。“他通常总是眉头紧蹙，表情深不可测，加上目光低垂，不时地射出飞快的一瞥以审度局面”。
海德格尔是有意识地拉开自己与学生们的距离，以加强神秘感、敬畏和崇敬，他在学生身上有着强大的影响。
汉娜•阿伦特被吸引到他身边一点也不奇怪。年轻的阿伦特需要爱，需要呵护和引导。在她七岁那年，父亲死于梅毒。她崇敬母亲，但她频繁外出，不是去疗养就是去看亲戚。小汉娜每次都心怀惴惴，生怕妈妈也一去不归。
在她13岁那年，她妈妈再度结婚。这次婚姻对汉娜说，如逢灭顶之灾：此后与她分享妈妈的，不但有一个对她说来如路人般陌生的男人，还有两个带来的姐姐。汉娜讨厌她们，但妈妈与她们相处亲密。从童年时候起，世界就常令汉娜不知措，她感到若有所失、伶仃无助、无人护佑。但她常常摆出的，却是一付勇敢的神气。这让她筋疲力尽。所以她把海德格尔看做爱人、朋友、导师和保护人，向他述说她童年时代和少女时代的恐惧，叙述她的惶惶不安和脆弱。
而海德格尔在与阿伦特邂逅后，他那套已建立起的自我存在秩序破碎了，他从一个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所在被带了出来，继而破坏了那些他曾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受尊敬的社会与学术圈子的基本规矩。
他们的通信清楚地表明，从最初那一刻在教室见到她，海德格尔就爱上了自己年轻的女弟子。
汉娜与他所熟悉的褐目的犹太人完全不同，她独特的，带有异国情调的仪容，落落大方的天性与优雅的举止，促使他在上课的时候主动邀她参加一个在他办公室举行的讨论会。
但是对于一个结了婚的教授和有两个男孩的父亲来说，搅进与一个学生的恋情中，是需要不同寻常的决心的。尽管极为小心从事，而且在汉娜心甘情愿并善解人意的协助下绞尽脑汁进行策划，马丁•海德格尔仍无疑是在拿他的婚姻与事业冒险。然而，出于对自己能力的自负，他认为不会招人怀疑，也因为阿伦特实在难于抵御，他还是冒了这个险。
给她写信也是一大险事，他把那些新的激情，那些因她赴约或失约带给他的感受，一古脑全倒在纸上。1925年2月10日，海德格尔给汉娜写了第一封信。他在信里称赞她的心智和心灵，并绚问她是否允许他帮她实现自我。他向她保证，由于他对她的青春和她的需求所具有敏锐的感受，他将使她骚动不安的内心保持平衡。海德格尔答应永远爱她，永远帮助她指导她。这是一封颇有感情的信：抒情、华采、微妙的奉承，坚定的申说，使汉娜无法抵御海德格尔为赢得芳心所做的努力。她没有动摇，没有凝惑，甚至没有进一步考虑和发问的余地。她是不顾一切地吸吮信上的每一个字。海德格尔愿意和她交朋友！愿意为她做课外辅导！对她来说，这是最高的奖赏，是一件她从未奢望从而也就无法拒绝的礼物。
有了第一封信，接下来就是第二封、第三封……。他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转折：亲昵的肉体关系开始了。
阿伦特慷慨地、快快活活地献出了她的爱，对别人会怎么看毫不在乎。海德格尔不是一个富于进攻性的人，起码在一般习惯的观念上。但为了追求阿伦特而欲将他的家庭和事业置于不顾的这一决心，不但显示出他强有力的、自我中心的个性，也显出他的无情与老到。正因为如此，他还是一个没有定力、没有底气的人，离不开别人的崇拜与谄媚，对此汉娜正是一个不竭的源泉。无论是甜言蜜语，还是海枯石烂的盟誓、是肉麻情诗、抑或是发号施令，其条件全由海德格尔来确定——将一名以强烈的独立倾向而闻名的骄傲女子据为已有，真是令他喜不自胜。
在他们整个偷情期间，阿伦特是理解并接受了海德格尔的规矩。在力所能及之下，她什么都肯作——只要有助于减轻他那被劈成两半的生活的负担。她服从他每一个关于他们约会的指令，不管它们怎么改来改来和多么复杂，她不抱怨、不要求。在他要她的时候呼之即来；不要她的时候就耐心等待。能做他的情妇和红颜知已，为此她已欣喜不已。他向她絮叨他的工作、他在大学的前程、他与他导师胡塞尔及朋友雅斯贝尔斯的交往。在向他年轻的学生强调德国知识精英生而有之的精神灵性方面，他是从不疲倦的。在十八九岁的年龄上，她生活在富于创造力、思如泉涌的人之中，声气相投，而装模作样的世俗的政治世界、每天的现实生活与他们全不相干。
1926年，大约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发生恋情之后一年，阿伦特为要不要离开马堡大学而举棋不定，虽然一名学生为跟一名他或她选定的教授学习或写博士伦论文而转学是很平常的事，但这不是阿伦特的动机。她确定想要过自己的生活，但又想留在海德格尔身边跟他学。其实，在阿伦特告诉海德格尔她打算转学到别的大学之前，他已经决定她必须离开马堡了，因为他不想结束他与汉娜的关系，只想减少风险。他找到的借口是可笑的，他对她在马堡大学做学问的能力提出疑问，说马堡是一个她未能站稳脚跟和适应不了的大学。他说，年轻人不能鼓起勇气退出一个他们本不属于的学校，在他看来是不明智的。如果死赖在那里，他认为，就等于放弃了自我成长的机会。但是，鉴于阿伦特所具有的“马堡大学最杰出学者之一”的声誉，海德格尔对她学术能力的评价实在太离谱了。显然，海德格尔在迫使她离去。
海德格尔是汉娜心中的权威。她还是做出了离开的决定。汉娜的听话甚至顺从，是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了，却符合那时盛行的学生将教授奉为师傅的行为规范。因为在德国系统里，带有普鲁士式的纪律与等级森严的思想与行为模式，仍占支配地位。学校里的严师宛如家中的严父。教授不论实际上还是就象征意义而言，都处于受尊敬的地位。
1926年春季，阿伦特转到海德堡，跟雅斯贝尔斯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海德格尔为她作了推荐。雅斯贝尔斯有时会把阿伦特的行止，包括年轻姑娘私人的事告诉海德格尔，虽然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闲聊，但对海德格尔来说，则无疑是牵肠挂肚。直到1949年雅斯贝斯才从阿伦特那里知道了他们的关系。
阿伦特离开了马堡，却没有离开海德格尔，虽然她并没有给他她在海德堡的地址。她可能一直都在等他那边的消息，等海德格尔主动，不愿意自己迈出第一步。海德格尔也愿意以最不会招致猜疑的方式与她接触。他不敢把信寄往海德堡大学，而向雅斯贝尔斯打听怎么找她似乎又太担风险。最后，海德格尔的学生，也是阿伦特的朋友——汉斯•约纳斯，把她的地址给了海德格尔。于是通信及约会重新开始。
他在信中告诉阿伦特，她的信填补了她人不在的缺憾，日甚一日地，他在想象中握着她“可爱的手”；其次数已经多于他实际握过的。他说他一直在为她的幸福祈祷。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的通信和约会已比较稀疏。如果几个月没有来往，海德格尔又会重新开始把它接上。
1928年初，阿伦特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男人，叫本诺•冯•维司，他和阿伦特都是雅斯贝尔斯的得意门生。他俩已经订婚，但是婚姻很短命，因为对阿伦特来说，她是想试试看能不能以他来代替海德格尔。她还亲自把这件事告诉海德格尔，来说明他依旧在她心里。她对他保证说，她真的很“幸福”，这一申明却没有止住他继续的“纠缠”。有一次，阿伦特和她的一位密友凯蒂•列文出发到纽伦堡及其近郊游玩，这事她们已经筹划了很长时间。在旅途中，她对她朋友说，她收到了一封海德格尔的信，召他赴约。一分钟都没有迟疑，阿伦特撇下凯蒂，就朝海德格尔奔去。
阿伦特在她与冯•维司的新生活里刚刚求得了一个不稳定的平衡，海德格尔就会有一封信或一个条子给她，写的全是他们共同度过的岁月，述说他对不变的爱和不尽的思念。海德格尔不许她给他回信，除非他让她回。海德格尔让她相信，她可以和别的男人一起幸福生活而同时还爱着他。她请人送给他照片，好让他时时回忆起坐在他的教室里的样子，以使她的离去不显得突兀，或者根本就没有离去。
海德格尔的遗词造句反映了他的理智被情欲战胜时的变化，阿伦特知道：他就是要她。
但是，4月间，海德格尔却作出“他的”决定：他打算离开她。这时的海德格尔已被指定为继胡塞尔之后的费莱堡大学的正教授，且《存在与时间》刚刚发表，正是年轻有为之时，他处于事业的巅峰。他感到他与阿伦特的关系一旦为人所知将会导致他巨大的个人风险。再说他也已有新欢：伊丽莎白•布洛希曼。
阿伦特感到了绝望。
1929年9月，汉娜•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另一名学生根舍•斯特恩结为夫妇。斯特恩是在胡塞尔手上得到哲学博士学们位。接着到马堡大学跟海德格尔写资格论文。那是1925年，正是在那里，他与汉娜相识。他是一个做事认真、天分很高的青年，颇具幽默感，但无论他那时多么有心，阿伦特都没有留意他。然而，到1929年，当他们两人在柏林的一个新年晚会上再度聚首后不过一个月，阿伦特就搬去与他同住了。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无论是她的母亲，还是作为儿童心理学先驱人物的他的父母，都感到欣慰。他们两人背景相同，都出身于完全同化了的犹太家庭，出入于同一个社交圈子，有着相似的学术目标，都喜爱音乐和文学，还都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忠诚门徒。
尽管婚姻得体，双方愿望良好，这桩婚事其实没有什么希望，因为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爱是难以抹去的。但作为斯特恩太太的汉娜，不仅是一个忠实的妻子，还是一个乐于奉献的伴侣。她为斯特恩的作品打字，听他一页接一页地高声诵读他的论文，提出自己的忠告和建议，然后再重打。婚姻维持期间，他们是好朋友，1937年婚姻结束后，两人友情依然。几十年后，根舍•斯特恩依旧以尊敬与赞美的口吻谈论他第一任妻子。
婚后的两年间，斯特恩继续作他的资格论文，期望最终在大学里得到一个教席；汉娜则在研究拉尔•凡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生平资料。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后，生活拮据的两人依旧设法维持他们丰富的社交和文化生活。他们曾在柏林住过一段时间，后来迁居到法兰克福，然后又回到柏林，在那里，斯特恩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作为德国剧作家、诗人和戏剧理论家伯尔托特•布莱希特的合作者之一，斯特恩感到生命没有保障，遂于1933年初逃到巴黎。这一走也结束了他们的婚姻。
就在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莱堡的艾尔伯特一路德维希大学校长、加入了纳粹党、发表了他臭名昭著的“校长致词”，亮明自己态度——支持该党的意识形态后的四个月，所有一切使阿伦特痛下决断：1933年8月，她离开了德国。
其实，马丁•海德格尔和汉娜•阿伦特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24年到1930年前后，他们是情人；1931年至1950年，这期间，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勃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两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彻底变化；1950年至1975年，由于阿伦特采取主动，两人恢复旧有的关系，或者不如说建立了新的关系，这关系一直维持着，直到汉娜•阿伦特辞世。
1936年，阿伦特在巴黎邂逅布留歇尔。布留歇尔，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无产者，出生入死，枪不离手，属于极左的斯巴达克斯，后来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他和阿伦特一样，都是德国流亡者。布留歇尔毫不动摇地相信他们俩是天生的一对，都是落难之人，流落他乡，所有的一切——朋友、家庭、工作，包括对未来的梦想，都已成为过去。在她离开巴黎时，他们经常保持联络，有时一天一封信。其实这时候的阿伦特，心里还没有放下海德格尔，她在她写给留歇尔第一封信里就泄露了自己内心：由于与海德格的一段交往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对那些她与海德格尔相恋的已经逝去岁月，阿伦特无疑是反复回想的。海德格尔是爱她的，对此她坚信不移，但她总是无情地使自己处于这样或是那样的困境，她能做的只是“等待、等待、等待”。此时的她，顾虑、畏惧重重，她既不相信她自己的感情，也不相信布留歇尔。在踏进更新一步的她与布留歇尔的关系中，她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往前挪，满腹狐疑。而友情——他们两人之间最牢固的维系，并未因阿伦特态度的保留而受到影响，一直都在发展。临近1936年8月底的时候，也即两人相识大约3个月以后，阿伦特差不多已经作了承诺：“你知道我爱你，在巴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她从瑞典写信给他，“我过去没有说，是因为我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感到害怕。今天能说的只是，我们不妨试一试——看在我们相爱的份上。”阿伦特是聚集了足够的自信，才破掉了自己关于“绝不再爱一个男人”的戒条。
布留歇尔的信显得温暖却不滥情、聪明但不居高临下，尊重阿伦特的思想和独立、关心疼爱而不将她据为已有，从不事事一人说了算。他关切她精神的同时关切她的身体，不怕介入她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他以一种不着痕迹的、自然而然的方式，不由分说地担起对她的责任。在布留歇尔面前，阿伦特尽可以软弱、惶惶然而怵怵然。阿伦特到瑞典去看她母亲的时候，他写信告诉她，所有与她有关的事，对他都是重要的——她和母亲的关系，她的工作，她的饮食，她的休息，还有够不够暖和。他在信里一再催促汉娜为自己买一件暖和的冬天大衣，直到她不再坚持，并且真的买了。
阿伦特是不愿也不敢将海德格尔与布留歇尔的为人及他们给她的爱作比较的。但几年过后，且生活在流亡中，她知道遇到布留歇尔以后，“我终于再不怕什么”。她经过了很长时间去适应这个感觉：她可以在爱的同时保有一个完全的、有尊严的、有全部独见的自我。这么多年，她以为在这两者之间，只能牺牲一个去换取另一个，因而一直处在内心矛盾之中。布留歇尔使她明白了，无论是爱情还是友谊，都不能拿自我来作交换。她说：“终于我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了。”慢慢地她懂得了，爱情本身，无论含有多少激情与欲念，如果与真实的生活分离，仅仅建立在性冲动以及弄权之上，都是有破坏力的。在海德格尔身上，她感觉自己的情形至少是这样。
阿伦特终于找到了她灵魂的伴侣和安全停泊的港湾——布留歇尔。
而这段时间，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正在为希特勒的“纳粹事业”尽心尽力。1945年，二战结束，海德格尔受到了国际指责。不许他出席学术会议，不许到国外演讲，他的著作禁止出版。而海德格尔却把自己打扮成一名无辜受害者，置身于数不清的受到纳粹残害和毁灭的人当中。他总是口随风转，迎合当时的风气，无论在他加入纳粹行列的时候，还是冒充一名受害人的时候。无论哪种情况，他都占着上风，毫无悔意、没有自责、态度强硬。他不悔改、不撤回，他甚至拒绝对纳粹恶行作公开谴责。
在夫人的协助下，海德格尔全力以赴进行的，与其说在为他十二年的纳粹记录狡辩，还不如说是在重新解说、重新改写、并重新创造他在此期间的生活。夫妇俩一道将对他的谴责改为他的另一种构想：他是纳粹政权的反对者，一个斗士和西方文明的救助者，一位精神反抗的领袖。他不止于希望把自己的过去改头换面，他还希望受到表彰和赞美，并使得如他所说的纳粹加之于他的苦难被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