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人性,殖民的悲歌

——评多丽丝•莱辛的《野草在歌唱》

夏　琼

　　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年生)以其不断开拓、不断创新的作品成为二十世纪英国文坛和世界文坛上的经典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涵盖广阔：种族矛盾、两性关系、青年暴力以及当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等人类关注的问题都被编织于其中。反对殖民主义、主张妇女解放、预言人类未来,是她小说创作的主要主题。莱辛的作品不仅表达了她本人对社会和人类问题的关注,同时也启发了读者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
　　莱辛的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以下简称《野草》)出版于19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地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英帝国殖民主义大厦也摇摇欲坠。这部以反对殖民主义为主题的小说在当时的确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小说在五个月内重版了七次。小说讲述的是白人少女玛丽在南非成长和生活的经历,小说的悲剧性结局——玛丽被家中的黑人奴仆摩西杀死,无疑让英国人从无法忘怀的昔日帝国美梦中惊醒,让人们看清了殖民掠夺和种族歧视的丑恶本质。
　　小说以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向我们展示了莱辛后期作品多次重现的主题——统治和被统治种族之间的关系。在小说中,莱辛以倒叙的方式,从玛丽被黑仆谋杀开始,循着白人妇女玛丽在非洲殖民地的生命历程,从不同的侧面向读者展示了这片土地上的被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扭曲了的人性。在这里,白人与白人、白人与黑人、人与大地的关系失去了应有的自然与和谐,人们面对的只有人与人、人与大地的搏斗。
　　在小说中,女主人公玛丽无疑是白人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最大牺牲品和受害者。她在殖民地成长的过程也正是她的人性被逐渐扭曲而最终走向毁灭的过程。莱辛在塑造玛丽这一人物时,运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的声音既是叙述的,同时也是批判的。这使得读者不仅能够深入地透析她的思想,而且可以更进一步地看清她心灵畸变的过程。
　　人的个性的发展会因个体的差异而不同,但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却是另一个关键的因素。在殖民主义社会长大的玛丽,当然不可能是个例外。从童年时代玛丽就深受那些保守的英国殖民者价值观念的影响。她不但被告诫要远离黑人土著们,因为“他们是肮脏的,并且可能会对她作出可怕的事情”(第61页),而且也不能接近其他欧洲白人后裔的小孩,因为这些少数的白人是在这片土地上唯一能与英国殖民者对抗的人群。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作为英帝国白人殖民团体中的一员,年幼无知的玛丽便被剥夺了与自己的同类一起相处玩耍的权利。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使玛丽无法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之美,使她永远生活在缺乏关爱和心灵交流的世界里,她的心被无形地禁锢了。在心理上,幼小的玛丽是个孤独的流浪儿,“对她来说,‘家’这个偶尔被忆起的词只是意味着遥远的英格兰”,她在异乡的土地上孤独地成长着,她从来没有去过自己的家乡。二十岁时玛丽在镇上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但可悲的是,在她获得经济独立的时候,她实际上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心理不健全者：她害怕人与人的亲密接触,情愿孤独地面对那些“非人的”事物。玛丽的自我幽闭症无疑是殖民主义社会造成的。
　　三十岁时玛丽仍然单身一人,这使得她在白人殖民者的社会里形似一位孤独的异教徒。面对同类们异样的眼神和窃窃私语,玛丽陷入了焦虑之中。她忘却了自己对情感和婚姻的恐惧,开始迫不及待地寻找一个丈夫。与白人农场主迪克•特纳的邂逅和闪电式的结婚成了玛丽人生的转折点。尽管她对迪克的情况一无所知,但至少他可以使她逃离世人的闲话和异样的眼神。她把农场生活设想为“外出野餐”,怀着“走向自然”的美梦开始了新的生活。可是她却万万没有预料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殖民主义为她铺设的陷阱里。我们看到在黑佣面前的玛丽完全是一位悍妇。长久以来所受的殖民教育在玛丽身上培植了强烈的白人优越感,她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执行者。虽然她从小对黑人就有着无名的恐惧感,但“现在她不得不去面对它,面对与黑人的斗争”。她理所当然地把与黑佣的关系视作一种斗争,虽然她并不想加入这场战斗,但是身处殖民社会的她别无选择。实际上,这场斗争并不是单纯的个体之间的斗争,它完全是由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造成的。这是殖民者所谓的“优等种族”与“劣等种族”的斗争,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在这里,玛丽自幼便被扭曲了的心灵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她依然有着应有的良知,可是作为一个种族主义者,她必须在黑人面前维护白人特有的尊严和统治者的地位。她在灵魂的夹缝里行走着,心惊胆战,摇摇欲坠。黑仆摩西的出现使玛丽本来就已经岌岌可危的心理进一步走向崩溃。
　　玛丽家的最后一个男仆摩西是迪克在万般无奈之下从农场上抽调回家的。高大健壮的摩西在农场上是个好劳力,在家中也是个好仆人。一次,玛丽无意间撞见了正在树下洗澡的摩西,她看到“他正用肥皂擦着粗壮的脖子,白色的泡沫在他黑色的皮肤上显得令人吃惊的白”。摩西,这位在白人玛丽眼中的劣等黑人,却唤起了玛丽内心深处被压抑已久的对异性的感觉和渴望。事实上,这对她来说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不仅证明她并不是生来的性冷淡,她是一个真正的正常的女人,而且无声地驳斥了当年人们对她“不能那个”的议论。可玛丽却不敢承认和接受这个事实。她想辞掉摩西,但一想到迪克对她的警告只好作罢,因为他们不可能再找到比摩西更好的佣人。深受煎熬的玛丽只能用更加严厉和挑剔的态度来对待摩西,以维护自己的威严和掩盖日益崩溃的心理。终于摩西提出要离开的请求使玛丽第一次在黑仆面前痛苦失声,她一直竭力维持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屏障崩溃了。由于迪克的重病,玛丽与摩西有了更多的接触。玛丽无法不也不得不接受摩西真诚的关心和帮助。在这片土地上她已经没有任何朋友,她害怕看到她的白人同类异样的眼神。
　　玛丽和摩西的关系却在慢慢地发生着细微的变化。长时间精神上的折磨已使玛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她说话经常有始无终、前言不搭后语。也许正是因为没有了理性的束缚,玛丽才能在潜意识里承认摩西——一个黑人身上不可抗拒的男性魅力。这个“可怜的变了形的”女人在摩西为她穿衣时脸上洋溢着“欢快和天真的”表情,“她用双手拨弄着头发,好像一位漂亮的女人在欣赏自己的美丽”。可怜的玛丽只有在失去理性的状态下才能逃脱殖民主义的束缚,实现真正的自我,感受自然的人性。可是一旦面对白人质疑的眼神,她的种族理念和微弱的理智又一次顽强地跳了出来,她又一次在别人面前把自己和黑佣之间的关系虚饰为黑白对立的种族关系。因为她深知她所处的白人社会绝不会承认和容忍黑白之间的平等关系。在强大的种族主义势力面前,玛丽屈服了,她把自己与摩西之间正常的人与人关系和自然的情感又一次随意地踩在脚下践踏。可是她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忽视了摩西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尊严和情感——为了掩饰她和摩西之间的关系,她附和着别人像狗一样地呵斥着摩西。可当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摩西复仇的镰刀已高高举起,她再也没有机会向摩西道歉和解释。一个普通的白人妇女终于在经历了长久的斗争——强大的社会和与弱小的个体之间的斗争之后倒下了。
　　与玛丽一样在殖民主义土壤上生活的白人们在处理与黑人的关系时,同样显示出他们人性被扭曲的一面。
　　白人们为了给殖民主义标榜上“正义”的标签,他们首先把黑人贬低到“劣等种族”的地位：这些“懒惰自私野蛮”的人,“他们只知道使自己开心。他们不懂得劳动的光荣,更不知道要通过艰辛的劳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对黑人的鄙视和憎恨也是他们因种族歧视而扭曲的人性的产物,“他们憎恶这个种族,他们憎恶他们甚至有点神经质了。”他们只是把黑人看作“狗一样的动物”和为他们工作的机器。白人农场主查理•斯莱特就曾经一气之下杀死一个黑人劳工,他所受的惩罚不过只是几十英镑的罚款。就连表面软弱温和的迪克在内心深处同样深埋着种族歧视的种子,“如果你想让他们干活你就必须学会怎样对付他们。他们根本只是野人而已。”
　　小说中白人畸变的心理不仅表现在他们与黑人的关系上,在殖民者内部也同样散布着它异样的阴影。玛丽被谋杀后,白人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明。白人们在报纸上看到玛丽被杀的报道时,只是“感到一阵气愤,而且这气愤并不是太强烈,还夹杂着一种几乎是满意的感觉,就好像他们的某种想法得到了证实一样”。白人殖民者并不关心玛丽的死,他们在乎的是玛丽一直在丢白人的面子,玛丽的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脱,只是她死的并不体面。在周围农场的白人群体中,特纳家从一开始就不讨人喜欢,因为他们太孤僻,他们几乎不参加本地的社交活动。在当地的大多数白人眼里,他们脱离了自己的团体,在这片异国的土壤上“他们看上去并没有意识到‘团结精神’的重要性：那正是他们被白人们痛恨的真正原因”。这所谓的“团结精神”正是白人殖民团体的第一条社会准则,是殖民者们格外珍惜的东西,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时时刻刻都要与另一个种族进行斗争,他们要维持白人的霸权和并非“正义”的事业,他们只有“携起手来作战”才能不被这片辽阔的黑土地吞没。
　　使白人们感到恼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特纳家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因为“有些土著的房子与他们的不相上下,而且如果让他们看见特纳家住在那样的地方肯定会影响白人的形象。”这对殖民者来说,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令白人焦虑的政治问题,而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在殖民者貌似强大的外表下却时刻隐伏着殖民主义崩溃的危机和殖民者虚弱的心理。但是顽固的白人殖民者决不允许自己在与黑人的斗争中甘拜下风。在白人眼中,像玛丽这样“不能适应社会的人”,最终被黑仆杀死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小说中,莱辛用客观冷静的笔触描绘了白人殖民者身上许多陈旧有害的种族分离和种族歧视的观念和行为,大胆地揭露了白人殖民者道德堕落的罪恶以及殖民主义下被扭曲的人性。对于白人殖民者和被压迫的黑人,莱辛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憎之情。莱辛笔下的黑人也首次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完全不同于以往为白人大唱赞歌的英国殖民小说。玛丽的黑佣摩西善良宽容,他不但不记恨玛丽对他的鞭挞,反而尽心尽力地照顾她和她的家庭。然而当玛丽忽视他作为人的尊严时,他终于忍无可忍而陡起杀心。玛丽死后他并没有逃走,而是挺身接受应有的惩罚。他所具有的质朴、善良、勇敢、坚定的品质,使白人也感到自愧不如。
　　如果没有殖民者的侵入,黑人们现在依然应该在自己辽阔的家园里享受着幸福安宁的生活。可罪恶的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同样扭曲了他们质朴纯真的天性。在白人殖民者面前,他们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变成了没有感情的机器。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野草》是一部对白人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自我解剖的优秀小说。莱辛在小说中不仅揭示了殖民文化中畸变和扭曲了的人性,而且深刻地预见了殖民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的命运。人性的扭曲是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产物,同时也是殖民主义最终走向毁灭的根本原因。
　　玛丽,这位白人殖民主义和种族文化的牺牲品,在小说中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她代表了生活在南非大陆上千千万万的白人大众：“她的身上有着白人民主最普遍的体现。……她的声音是成千上万白人中的一个”。从她的身上,我们透过白人殖民文化的失败看到了殖民主义的虚弱,正如作者在小说的开篇所引的那段文字所说的：“通过一个文明的失败和不和谐之音,人们可以最清楚地判断出这一文明的弱点”。
　　小说中的白人青年托尼•马森可以说是唯一没有被殖民文化吞噬的“局外人”。作者通过他在这片殖民地上的所见所闻所思,以犀利的笔触大胆揭露了殖民文化的劣根性。马森来到南非还不到三周的时间,但他已强烈地感受到这里令人窒息的殖民气息。他亲眼目睹了玛丽被杀前后所发生的事情,他知道玛丽的被杀并不像白人所说的那样简单,但是虚伪的殖民者却不允许他说出真相,因为“白人文化”决不会承认这样的事实,否则“它就会彻底崩溃,无可挽救”。在自己同类的身上,马森看到白人殖民文化正在作着最后的挣扎。马森的美梦最终被残酷的事实粉碎了。他发现这片土地远不是他想象的充满着自由和平等。在这里,自由的人性被扭曲,黑白事实被颠倒。“他的正义的概念被颠倒了,他被弄糊涂了。”马森最终决定离开这片土地,他的“逃离”其实也暗示了白人殖民者最后的命运。
　　生活在这片殖民地上的人们,无论白人或黑人,最终都无法逃脱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重压。可正如威廉•福克纳笔下的主人公们一样,他们的命运却始终与生育他们的土地密不可分。
　　玛丽一生中从未走出过干旱的南非大陆,她被这片土地“围困”着,不得不与这片“辽阔荒芜的”土地斗争着。她与大地母亲的关系生来就注定是不正常和敌对的,这也最终决定了她灭亡的命运。她把自己和大地的关系视作一场“意志的战斗”,她喜欢“与农场对抗的感觉”。她想让迪克放弃无利可获的农业而改种烟草,和其他白人农场主一样,她认为农场只是“一台赚钱的机器”而已。对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她一直有着无名的恐惧,从不习惯也不敢走进身边到处可见的灌木丛。她知道在她走后,那些生命力强盛的植物很快便将吞噬和摧毁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因为“它们一直痛恨它的存在,它们沉默地站立在那里,随时等待着进攻的机会。”玛丽知道这片土地要抗议白人们对它的侵扰,要摧毁他们所有的居所和曾经留下的印记。她知道死亡在外面等待着她,“那些树木们憎恨她,但她无法呆在屋子里。”幽闭的屋子远比那些痛恨和威胁着她的树木要可怕得多。她知道,摩西——她的拯救者,将会出现在那里。当摩西手里拿着镰刀形状的武器向她走来,玛丽知道自己将要面对应有的惩罚,“然后,那些灌木们为自己复了仇,那是她最后的念头。”就在这一刻,摩西成了那些灌木的化身,与玛丽惧怕的这片大地融为一体。所以玛丽和摩西——白人和黑人的对抗也正是白人和南非大陆的对抗。这正是白人殖民者的悲剧所在,他们强占了别人的土地,而这片土地永远也不会承认和接纳这些侵入者,他们与土地的割裂将是他们永远的悲剧的根源。辽阔的非洲草原上,生命力旺盛的野草在歌唱着,那是一曲大自然的胜利之歌,也是白人殖民者的悲歌,这也正是莱辛赋予小说篇名的深意。
　　迪克是小说中唯一真正热爱着这片土地的白人,但这也正是他生命的悲剧所在,因为他根本不属于南非大陆,这片土地也不属于他,他的选择根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像白人青年马森一样,当年他也怀着勃勃野心和美好的憧憬来到南非,他要开拓一片新的土地,建立起自己美丽的家园。他把农场看作自己的生命：“他了解自己居住的这片草原,就像每一个土著人一样。”如果他离开这片土地,“他就会枯萎和死亡。”他从未像玛丽那样梦想着种烟草发了财然后离开这片土地。然而与马森一样,他们的美梦最终都被无情的现实击破：迪克在农场上年复一年的辛苦劳作最终换来的也只是永远的歉收,但他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这片黑土地对他无声的抗议。在小说的最后,当他知道自己最终要被迫与深爱的土地分离时,他的精神彻底地崩溃了。一夜之间妻子的被杀和土地的失去无情地击碎了他多年以来的美梦,精神的彻底崩溃结束了他与这片土地的恩怨。从迪克和马森身上我们已经清晰可见白人殖民制度日渐衰落、行将就木的命运。
　　这是这片土地,也是作者对白人殖民者绝妙的讽刺,他们从黑人手中抢走了土地,而他们得到的却只有土地对他们的报复。正如莱辛在许多描写非洲的作品中一再强调的一样：非洲属于非洲人,在强占的土地上白人殖民者最终不可能拥有幸福的结局。
　　（摘自《当代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