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创造性地借鉴西方经验

——访美国哲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教授

　　理查德•伯恩斯坦是位于美国纽约的社会科学研究新校研究生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曾担任美国哲学家协会东部分会会长、以南斯拉夫“实践派”为背景的左翼刊物《实践国际》杂志的两主编之一。他的著作已经被译成多国文字，译成中文的包括已经出版的《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和即将出版的《社会和政治理论的重构》。
　　在即将出版的伯恩斯坦教授七十岁生日祝寿文集中，当代欧美一些最重要哲学家撰写了文章，其中既包括像尤根•哈贝马斯这样的“新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也包括像理查德•罗蒂这样的“新实用主义”的哲学家。伯恩斯坦将近半个世纪的哲学生涯的特点之一，就是设法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实用主义哲学的本土资源结合起来。
　　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近日应华东师范大学邀请作了该校一年一度的“冯契讲座”报告，题为“创造性的民主：政治文化和公民德性”。伯恩斯坦教授在沪期间接受了《文汇报》和《社会科学报》的采访，并应允本报发表他与华东师大哲学系童世骏教授的以下对话。
　　童世骏：您与理查德•罗蒂和希拉里•普特南一起，在近几十年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复兴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您可能知道，上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实用主义曾被人与美国的帝国主义相联系。您能不能说说您致力于复兴这个传统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
　　伯恩斯坦：在美国、在世界其它地区都有人把实用主义看作是庸俗的哲学，是对美国社会的糟糕方面的辩护。但那是误解。经典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尤其是约翰•杜威，对美国社会一直持尖锐批评态度。杜威根本不是美国现状的庸俗辩护士；相反，我像哈贝马斯一样认为，杜威是青年黑格尔左派的传统的继承者。在把哲学的任务理解为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诠释世界这一点上，在相信我们可以争取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方面，杜威与马克思是站在一起的。杜威思想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想主义的向度。
　　童世骏：是不是太理想化？
　　伯恩斯坦：说杜威有乌托邦思想，我同意；但说杜威太理想化，我不同意。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太容易向现状让步，认为不可能有别的选择，认为凡是设想新的可能就是太乌托邦、太天真。美国实用主义的价值就在于批判这种封闭的、静态的、无所作为的态度，而倡导开放性、创造性和灵活性，主张一种有根基的多元论、有根基的世界主义，相信社会是可以改善，人的经验是可以更丰富、更有意义的，尽管大量历史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这种前景并没有客观的保证。重要的是要发挥我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感受力。对于实用主义来说，理想不是一个有待达到的东西，而是现在就可以活生生地感受到的东西。
　　童世骏：杜威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他还把科学知识和方法的运用当作民主的关键。这种观点是不是很容易导致专家治国论的结论？十年前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我提出这个观点，您在讨论中站起来说不同意我的评价……
　　伯恩斯坦：现在我仍然这样。杜威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们的普通［共同］信念”。这个题目也可以改成“我们对于普通人的信念”。杜威是非常相信每个普通人都拥有的民主能力或民主潜力的，并且赋予这种能力以极高的重要性。在杜威看来，民主的生命力不仅取决于民主的制度、法律的保障，而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有没有相应的民主气质或公民德性。过去的经历表明，民主社会并不会随着制度转型而自动形成。种族清洗、贫富悬殊、腐败成风、黑社会泛滥等等，这些事实都表明民众的民主气质和公民德性的重要性。
　　童世骏：这是不是恰恰说明杜威对普通人的信念错了？
　　伯恩斯坦：不是。在历史上民主制度曾经对奴隶、妇女、无财产者等等施加许多限制，说这种限制完全是我们的前辈们的虚伪的结果，那是一种年代倒错，因为民主的实施确实是需要条件的。但另一方面，说民主注定只能是一小部分人才有能力实施的东西，又是根本错误的。杜威强调要为民主的实现创造必要的社会的物质的条件，同时又强调完全有可能在民众中、在每个普通人当中培育起关心公共事务、能够参加合理讨论、愿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样一些公民德性。为此杜威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从出生起就开始、在学校教育结束之后仍然继续着的教育，而这种教育本身就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开放的。
　　童世骏：有一个现象我不太明白：2000年美国大选的全过程我都经历了，但我没有看到哪一位美国哲学家在电视上对当时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发表意见的。而这种事情恰好发生在您说的具有如此公共关怀的实用主义传统复兴的时候，这是不是有些具有讽刺意味？
　　伯恩斯坦：确实如此。杜威曾经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表态，那时许多人都知道。但现在，可以说知道罗蒂、普特南的美国人极少。在德国，哈贝马斯发表一个什么意见，全国许多报纸马上就会登出来，但美国哲学家对大众传媒和全国政治的影响确实极其微弱。九•一一事件以后，应邀向公众谈论这个事件的不是哲学家、知识分子，而是各种各样的“专家”：反恐专家、穆斯林问题专家，等等。黑人知识分子在大众传媒上的声音也比较响。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社会影响或许要从另一个方面去寻找。杜威曾提倡把一个“伟大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伟大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民主的基础应该是人们之间彼此合作、对话、商量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契约的关系。他所说的这个“伟大的共同体”，是一个“诸共同体的共同体”，换句话说，在美国这样一个大国，民主的真正的基础在于诸多地方共同体的日常的民主实践。当然，这些实践当中有一些普遍主义的核心，但与理论家们有关普遍的东西的谈论相比，培育这些实践对于民主政治和社会改良来说是更为重要的。美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往往更重视在社区、基层、实际的社会运动等等当中发挥作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当然，许多人确实更愿意做一个讲坛的、学院的左派。现在的年轻一代，他们对皮尔斯、詹姆斯、杜威、米德、甚至哈贝马斯等等的兴趣，更多地是学术上的。这与我们年轻时很不一样。
　　童世骏：我是不是可以为这种局面做这样一个辩护：对于这些学者来说，甚至对于哈贝马斯这样的批判理论家来说，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的任务，恰恰是要通过“诠释世界”来完成的。当哲学家们通过理论工作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的时候，世界的现实也会因此而逐渐得到改变。毕竟，改造世界是要通过人们日常的活动——包括去投票站投票——来进行的，而人们的日常活动是受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的影响的。我由此想到罗蒂有关教育的一个说法：“教育”这个词覆盖两个完全不同但同样必要的过程——社会化和个体化；基础教育的任务是前者，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后者。尽管罗蒂声称这是杜威的看法，但我猜想这里是不是存在着新实用主义与古典实用主义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古典的实用主义者更重视基础教育，而新实用主义者更重视高度教育？罗蒂说，美国高校的社会功能是帮助学生看到，他们的社会化过程所围绕的那个民主叙事是一种开放的叙事，他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完全依赖于他们的自我塑造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做一名讲坛实用主义者、“学院派的左派”，也是在介入一种社会实践。
　　伯恩斯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我任教的社会研究新学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但对于杜威来说，基础教育不仅是一个社会化过程，也是一个个体化过程。在一些成功地实行杜威教育思想的学校里——我妻子上的小学就属于这种类型——学生的创造性和探索性、学生的民主的人格是受到很大重视的。应该自我批评的是，我们这一代的实用主义者都没有对教育给予足够重视。
　　童世骏：刚才讲的都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与美国国内社会和政治的关系。您能不能讲一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与我们这个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相关性？
　　伯恩斯坦：我们正处在一个相当关键的时刻。虽然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化，但可以说没有人真正理解全球化。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许多重大决策，是在我们对之完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做出的。尤其危险的是，人们似乎一不小心就把“自由主义”的重点从政治滑向经济，把民主等同于私人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在这个时刻，实用主义所强调的实验性、可错性、开放性、创造性，对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寻找新的民主政治形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童世骏：您是如何看待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的？
　　伯恩斯坦：我对中国所知甚少，只能姑妄言之。杜威曾经在中国住过两年。他后来非常珍视他在中国的经历；这种经历对他后来的哲学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某个时刻，杜威和实用主义对中国也产生过积极作用。当然后来有一些批判之类的事情。在我这次访问之前，我的直觉是，杜威哲学中的最好的精神、实用主义当中的最好的东西，与当代中国是具有很大的相关性的。我这几天的经历证实了这个直觉。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是可以而且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的。美国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中国的朋友们应该知道，美国仍然有许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生活在没有医疗保障和社会尊严的境况之中。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国家已经极度富裕、根本没有匮乏之虞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朋友们还应该知道，在美国并不只有一种声音；许多美国知识分子都像我一样认为布什政府的许多政策是灾难性的。对于中国来说，是轻易地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不加选择地模仿西方，还是对西方的经验作一种创造的借鉴、维护自己特有的东西，包括自己的革命传统中的最好的方面，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就此而言，实用主义的精神是与当代中国完全相关的。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