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落的戒指

成 刚

　　贝•布托之死让我想起了马拉(Jean-Paul Marat)，后者的下半身浸在浴缸的药液中，血从裸露的胸部涌出，低垂的右手握紧羽毛笔；前者的上半身迎出丰田越野车的天窗，子弹穿过脊髓嵌进颅腔，四周聚拢着几达沸点的人潮；马拉遇害时年届五十，贝•布托五十过四；两人临终前的举动、政治处境与抱负，太多相类。区别在谋杀工具，两百一十四年过去了，匕首被手枪与人肉炸弹替代，此外，贝•布托的死更扑朔迷离。基地组织？穆沙拉夫？谢里夫？抑或别的隐匿着的？
　　这都不是我关注的。盖棺定论，那是理想状态。很多时候，当棺木被掩埋，耸起了圆弧的坟与直方的碑，棺中人俨然就成了一个哑谜，无法自申自辩，只得任尔东南西北风。活着的人本着各自的立场或利益，说些难辨真伪或半真半假的话，每个人都有证据佐证自己的诚实，每个人都通过谴责别人洗刷自身，死者成了一种奇特的语言，他们利用他结盟或分裂。贝•布托罹难后，长子比拉瓦尔或被贬作浪荡子，或被褒为救世主，然而他仅是一个19岁的巴基斯坦青年，一个大一的学生，架着一副在校园中风靡的眼镜，稚气未脱，匍匐在母亲的棺木前。
　　当死者无法开口时，最道德的做法也许是沉默，用看待一个普通人的眼光去面对他，奉承或糟践，已经与他不相干，非他所乐意见到的。相对于政治突发事件的贝•布托被杀，更震撼我的是她的自传《东方的女儿》；相对于自传高大的标题，我更愿意注目于封面上的肖像照，即便过大了一点；相对于书中走马灯般的政权更迭、京戏般夸张的党派倾轧，忠诚、友谊、坚韧、悯惜、勇气，人在非人的条件下迸射出的人性之光让我屏息静气。
　　贝•布托下葬布托村家族墓地的新闻照片足以令喧天的尘埃落定：边上积着新土的墓坑，头裹白布的丈夫，垂眼低目的孩子，大木匣样的棺材，周围的物和人，皆昭示着即将躺于此地的是一个男人的妻，四个孩子的母亲，一群人的亲眷。人民党领袖的遗痕似被全部抹去，虽然她因是而亡。“1979年4月4日凌晨，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他们杀害了我的父亲。”贝•布托自传起首就如是写。曾任巴基斯坦总理的阿里•布托将在凌晨五点钟被处绞刑，贝•布托和母亲在污秽的监牢里颤抖着，一分一秒迎向噩耗。看守来了，送来很少几件遗物，衣服、铺盖、餐盒、水杯和一枚戒指，“最后的日子里，这枚戒指经常从父亲枯槁的手指上滑落下来。”淡定的语气，入骨三分。
　　置身舆论洪流中的比拉瓦尔，让我们在测量了贝•布托对父亲的挚情后，见识了她的母爱之深沉，及身不由己触发的痛楚。“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时的情景，比拉瓦尔穿着白衬衫、蓝条裤、白袜子、小黑鞋，呆呆地站在走廊上，背靠着墙，棕色的眼神从满悲伤，茫然、默默地望着我。没有哪个母亲忍心把两岁的儿子丢下不管，也没有哪个孩子能想到母亲会带走另一个孩子却把他丢下。”这是自传序言中的一幕。无论从长辈还是后辈的视角看，都不禁让人动容。现在的比拉瓦尔，回望深寂墓地中母亲的新坟，可否想起1991年发生在伦敦的这桩旧事？他记住了她的另外一句：“民主是最好的复仇。”
　　对人称“10%先生”、两度把她拖下总理职位的她的丈夫扎尔达里，贝•布托的自传中看不出丝缕的埋怨，“我丈夫十九年来始终和我站在一起，和我相濡以沫，我为他的勇气和忠诚感到骄傲。这些年来，他要么住在总理府，要么蹲在大牢，被当成挟持我事业的人质。”尽管同扎尔达里结姻并非是自主，党内人众一开始就对扎尔达里十分抵触，认为他不配她，扎尔达里因所谓腐败而声名狼藉，她却和他一起生活了十九年，直至死亡，他们有了四个孩子。丰富的政治经验让她不会轻易相信任何话，包括对家庭的离间，她信赖自己所看所感，她对亲人保持信心，亲人间的信任成就了她的家庭。
　　有人说，透过《东方的女儿》看穿了政治黑幕，不得否认，在读过历史和政治的书后，贝•布托的叙述仍让人连连瞠目，比小说更小说，比电影更电影，并且它是非虚构作品。书不复杂，说白了，讲了一个女人跟亲友一起抗争命运的故事。“我的父亲、两个兄弟先后被杀；我的母亲、丈夫，还有我本人都坐过大牢，后来我还长期流亡海外。”又让人想起悲情的肯尼迪家族。威廉•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里有这么一句话，“人还年轻，还不到应该做鬼的时候，不过由于他出身长大在南方边远地区，他仍然不得不做一个鬼。”
　　（摘自《狗屁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