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出版风雨三十年（三）

李景端

面向市场阶段（1994年以后）

　　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版主管部门在整顿调整之后，强调要进行出版改革，狠抓出版繁荣。在这种形势下，加上渐渐适应了“先买版权才能翻译”这种新观念，于是从1994年开始，翻译出版界又迎来了新一轮面向市场的快速发展。
　　一、出版业向市场经济转型，翻译出版更加开放。
　　随着出版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出版社确定选题的自主性更大了，而主管部门出台的各项繁荣出版的措施，更激发了出版社多出好书的积极性。新闻出版署原署长宋木文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要下功夫抓出一批健康有益的、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出版读物，特别需要一批真正优秀的通俗文学读物”，“为党政机关和教学、研究单位提供各种资料，包括反面资料，今后也要在正确的指导思想下继续做好”。这种局面带给翻译出版的变化就是更加开放了。例如，商务印务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以前大多翻译20世纪以前的外国学术著作，后来大大增加了当代名著的比重。三联书店更推出了“学术前沿丛书”，首次翻译出版了哈贝马斯、哈耶克等富有前沿思想的理论著作。一度沉寂的萨特、庞蒂、巴特等反映法国新思潮的作品，又活跃在翻译图书市场。
　　在外国文学领域，西方各种获奖小说、流派新作、争议作品，几乎没有限制地出版了中文本。翻译图书已不存在“内部发行”了。引人瞩目的是，曾在西方引起争议、又备受世界文坛赞誉的当代名著《尤利西斯》，在问世72年之后终于在1995年在中国出现了两种中译本，而且一字不删，这件事曾被外国煤体广泛报道，认为这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信号。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翻译的开放程度，那就更不用说了。
　　二，翻译出版空前繁荣，引进图书趋向注重实用。
　　1978—1990年我国出版翻译书2.85万种，年均2192种；1995—2003年增为9.44万种，年均1.05万种，年均增幅大约4倍。这期间不仅翻译总量大增，翻译出版的门类、体裁、题材、出版形式等等，更是琳琅满目，空前繁荣。社科类除老牌丛书持续看好外，又涌现一批较有影响的新译丛：如商务的“文化与传播译丛”；社科社的“国际学术前沿观察丛书”、“点金石译丛”；上海世纪的“东方编译所译丛”；南京大学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译林社的“人与社会译丛”等等。文学类更是翻译得又多又快。近几年西方文学大奖的获奖作品和影响大的作品，几乎全有中译本。除小说外，外国政治家、大企业家、明星、球星等的人物传记和回忆彔也备受青睐，以至引进的版税率不断被抬高。进入新世纪以后，跟风追逐市场的现象有所转变，引进的书目趋向注重实用，例如重视引进经管、企管、生活、心理、健康等方面有更多实用价值的书。
　　这个阶段形成“翻译出版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引进版获利很丰。近几年来，引领畅销书风骚的有不少都是翻译书。如文学类的《廊桥遗梦》、《马语者》、《致加西亚的信》、《挪威的森林》、《魔戒》、《达•芬奇的密码》；经管类的《穷爸爸、富爸爸》、《谁动了我的奶酪》、《蓝海战略》；少儿类的《哈利•波特》、《冒险小虎队》等等。特别是《哈利•波特》，以7卷累计发行5000万册的巨量，创造了翻译书发行的奇迹，并且带动印刷、纸张、书店、物流等相关行业跟着升温，被誉为出版业的“哈利•波特现象”。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优秀翻译图书的奖励机制。
　　2003年以前我国图书版权贸易，输出大约仅占引进的6%，2006年上升到18%，当年输出的图书版权也只有2050种，因为有部分是原版输出，实际的对外翻译出版还更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实施了“走出去”战略，鼓励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加快翻译出版跻身世界的步伐。主要大事有：（1）举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大力扩大书刊、音像制品对外版权贸易。（2）推行“国内翻译、国外出版”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国外的翻译出版资源。（3）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由政府实行资助翻译费，鼓励外国出版机构和译者翻译出版中国作品。仅2006年，就向19个国家的210个项目，资助了人民币翻译费一千多万元。（4）在外国建立孔子学院，既传授中文，也传播中国文化。（5）国家拨款，并组织有实力的出版社，联合出版外文本《大中华文库》，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中国古典名著。英文本100种出版计划现已接近完成，即将展开法文本和西班牙本的翻译。
　　为了提高翻译图书的质量，向读者推荐优秀的翻译图书，从1991年起，先后组织了6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的评奖，还有三十多种翻译书，分别荣获了“国家图书奖”及该奖的“提名奖”。此外在“中国图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彩虹翻译奖”中，都设有优秀翻译图书的奖项，这些对鼓励多出优质翻译书，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四、受到利益驱动，翻译出版无序现象令人关注。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于追逐利润，翻译出版领域译德淡忘、诚信缺失、竞争无序的现象日趋明显。表现在：翻译结构失衡，翻译质量下降，重复出版严重，抄袭屡禁不止，盗版依然猖獗，评论不受重视，导向声音薄弱，以及翻译资质缺乏必要监管，等等。这些问题，我在2008年1月16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的《引进版图书现状浅析》一文中已有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翻译出版三十年走过的道路，留给翻译界和出版界诸多思考和回味。最令我感触至深的：一是，翻译出版出现的反复，是与思想解放的起伏相同步。八十年代头几年以及面向市场阶段，翻译出版所以能够振兴、繁荣，莫不与这个时期思想解放有关。如果说，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那么，解放思想就是实现这个主题的必要条件。二是，正确的导向，是翻译出版健康发展的保证。宋木文同志说过一段话：“对待外国思想理论著作也要讲兩点论，避免片面性；既要重视翻译出版，同时又注意选择，做好评论工作”。我理解这就是翻译出版的导向原则，对所有翻译书都应该适用。什么时候坚持了上述两点论，翻译出版就繁荣了，反之，不讲导向，非出问题不可。最后是，翻译出版界当前面临企业改制、竞争激烈、数字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等等众多新的挑战，出版人必须认真吸取三十年来正反兩方面的经验，继续解放思想，深入改革，与时俱进，努力构建和谐翻译出版的新局面。
　　（摘自《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