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路标？

——试评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

孔新峰

　　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对于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的思索，的确向我们展示出一场巨人间对话的宏伟图景，单是该书的作者与题名就足使每位读者未闻其言便已心境荡漾、浮想联翩了。
　　须知，两人都是西方思想史上大名鼎鼎而又备受争议的人物。前者被认为是20世纪最为深刻的思想家，其对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与阐释方法独步士林，更具有宏阔的政治哲学研究视野，重启著名的“古今之争”（Quarrel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以检讨西方文明总体进程、批判西方现代性与自由主义的危机为己任，要为西方古典的“自然正义”或“自然法”（Natural Law）存亡续绝；而其弟子辈在承继乃师衣钵，打造颇重“心传”、壁垒森严的施特劳斯学派之余，更是广泛进入美国政界高层，公卿若过江之鲫，所谓“新保守主义教父”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晚近以来，施特劳斯学派登陆国朝，一时洛阳纸贵，多有学人击节称赏，趋之若鹜。
　　而我们对马基雅维里的定位要远比施特劳斯困难得多。在前彼五百年梅迪奇复辟后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在身处困厄之中，我们的这位政治活动家、史家、落魄文人……把毕生的知识写入小册子《君主论》和较长的《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篇》（以下简称《李维史论》），在那貌似平实的语言背后，这位前国务秘书是寄托了良善的期许还是包藏了邪恶的祸心？马基雅维里本人终未得志，郁郁而终，但在西方思想史上，上述“马基雅维里问题”却俨然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Complex），或一把颇具穿透力的利剑（德国史家梅尼克语），让几个世纪的方家达人皓首穷经、乐此不疲，有多少个思考者就有多少个面目迥异的马基雅维里——“文艺复兴巨人”、“罪恶的导师”、“君主的恶仆”、“嗜血如命的战争狂”、“钟爱和平的人文主义者”、“国家理性的始作俑者”、“共和主义式自由的信徒”……聚讼纷纭，不一而足。以至于伯林惊诧于研究文献的汗牛充栋，以至于克罗齐临终长叹：一个或许永远无法了解的问题——马基雅维里问题！
　　迫不及待了，现在让我们回到施特劳斯的这本书。应当说，该书所致力于论证的，还是马基雅维里乃是“罪恶的导师”这一相当老派的观点。然而，如果我们深究施特劳斯的论说方式，不难发现：这不是一部普通的论著，而是一部将施特劳斯式经典解读方法演绎得淋漓尽致的巨制，蕴含着深刻意图的“某种生活方式、某种哲理锦囊”（施特劳斯入室弟子阿兰•布鲁姆语）。与其说它揭示了马基雅维里深藏不露的意图，毋宁说它体现了施特劳斯本人某些讳莫如深的隐秘教诲乃至毕生的核心关注！
　　施特劳斯坚信：“蕴含在事物表面的问题，而且只有蕴含在事物表面的问题，才是事物的核心。”基于此，他对“罪恶导师”这一简朴观点与陈词滥调经过深思熟虑，予以升华。这位20世纪解释学重镇慧眼独具，目力无穷，不放过《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例如，他借助对经典文本的娴熟驾驭（其熟悉程度丝毫不逊我国宿儒对经传之把握），自如游走于两书及李维《罗马史》之间，在章节数目上大做文章，进而按图索骥，找出马基雅维里论说中至关紧要的篇章并揭示其深刻意图；又如，他不仅对马基雅维里的“微言大义”兴味盎然，甚至对马基雅维里三缄其口之处情有独钟，在他看来，马氏的沉默不啻于拈花微笑，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进而言之，在施特劳斯看来，马基雅维里精心构筑起了一个完备的体系，水滴不进，雷打不动，尽管其著作中“彰明较著的大错，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穿凿附会、隐瞒，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然而，施特劳斯劝诫我们相信：“所有这些错误都是蓄意所为，并且针对每一个错误都提出问题，他背后的用意可能意味着什么。”正是因为马基雅维里的这种“谨慎与克制”，才使得施特劳斯早年一度将近代政治哲学创始人的“殊荣”错加在了更为直白的霍布斯头上。
　　就这样，施特劳斯以其钩深索隐、缜密稳健的论证引领他的读者走完全书，“霎时间，一道神奇魔幻的公式，豁然展现，他拨开云雾，就像太阳的烟霞，普照千岩万壑，洞天福地。”这种魔幻体验当然是施特劳斯弟子阅读时的快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施特劳斯最终引致的“洞天福地”，与其终生寻求的宏大主题——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以贯之的，本书之所以不容置喙地宣称马基雅维里是传授邪恶的魔鬼，端赖于这种全盘的考虑，端赖于在施特劳斯看来，恰恰是马氏开启了西方现代性浪潮的第一波，将德性服从于政治，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进行了剧烈的颠覆与反动，降低了人类的可能性，成为现代人的鼻祖，借助评论李维的《罗马史》，马氏事实上是要为自己的“新模式与秩序”（New Modes and Orders）张本。《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虽非施特劳斯晚年压卷之作，但却的确承载着哲人的良苦用心。循此，我们当可获知为什么他的弟子——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们——对于这部著作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认其为哲理锦囊、孤岛天籁，并几近顶礼膜拜地捍卫它了。完全可以说，《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是我们理解施特劳斯的一把锁钥，一块路标。
　　然而，对于施特劳斯本人及这本书在整个马基雅维里学界的地位，却的确不敢恭维。我想这恐怕根植于施特劳斯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见，即对于历史主义乃至历史方法的强烈批判与拒斥。然而，施特劳斯及其门生们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之嫌，他们的逻辑看来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历史主义者，所有的历史主义者都是道德相对主义者；因此，对于有严肃道德感的哲学家而言，所有的历史信息都是不值一哂的。作为一本研究马基雅维里的专著，该书对于马基雅维里研究史（特别是20世纪之后）极少提及，不管是否出于对（当代）史学家的轻蔑，至少在既有文献的梳理方面，哲学家的这本书告以阙如。施特劳斯声称，“必须从一个前现代的视角出发”去观察一个崭新的马基雅维里，“除非我们摆脱马基雅维里的影响，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清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真实性质”。而当代学者的研究之所以不足为训，乃是因为他们就是“马基雅维里的学生”！更有甚者，在施特劳斯自己的学生曼斯菲尔德那里，更诋毁在马基雅维里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意大利学者们，说他们不过是“历史学家眼里历史的马基雅维里狂热的拥趸”。于是，一系列在马氏研究中至为重要的名字——齐亚佩里（Chiappelli）、赫克斯特（Hexter）、维特菲尔德（Whitfield）——在施特劳斯学派的著述中鲜获提名之荣。而正如许多研究者针对《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一书Index的抱怨，对于理解马氏颇有裨益的同时代人（如其后学、友人兼批评者圭恰尔迪尼Guicciadini），也从未进入施特劳斯法眼。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本书在主流马基雅维里学界和在施特劳斯研究界的迥异地位了。尽管施门弟子对该书奉若圭臬，但在固陋的外人看来，该书不啻一部“误读的杰作”。1958年初版之际，学界反映萧然，伯林在“马基雅维里的原创性”一文中也只是一笔带过；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本施特劳斯寄望颇高的书伯林反应平淡，倒是对施特劳斯自己很不满意的早年（1936）之作《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称赏不已。而施特劳斯逝世之后，以剑桥大学昆廷•斯金纳、J•G•A•波考克为主将的共和主义历史学派蔚然兴起，对于施特劳斯学派的马氏研究进行了更为直接和激烈的批评。他们力图借助所谓“历史情境主义”（Historical Contextualism）重新读解西方思想史，并发现了将“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传统继往开来的马基雅维里，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施特劳斯“古今之争”的历史观念（尽管他本人不一定承认这一点）。而今，这些被施特劳斯当年称为“马基雅维里的学生”们仍在与“施特劳斯的学生”们进行着激烈的论辩。
　　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里借助李维的权威伸张自己的新理念，则我们庶几可以认为，施特劳斯借助马基雅维里的批判吐露自己的真胸襟。循此，在研究施特劳斯时，本书着实是合适的纲目，“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但是，既然施特劳斯已经轻轻地将马基雅维里的历史解读丢在了“孤岛”之上，我们也不要指望这本书可以在马氏学界激荡动人的“天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