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在那儿。他、布里尔、费伦齐和弗洛伊德围着一张小餐桌挤下，小餐桌在大房间中央，那间房既是厨房，又是餐厅，还是客厅。布里尔大叫大嚷，说我应该坐下来，尝尝露丝的鸡胸肉。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给我的酒已经倒上了。布里尔和费伦齐讲着他们被弗洛伊德分析的故事，布里尔扮成弗洛伊德，正讲到一半。大家哈哈大笑，甚至连荣格也笑起来。我注意到荣格的眼睛不断瞟着布里尔的妻子。
“可是，我的朋友们，”弗洛伊德说：“那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美国？”
“扬格，”布里尔解释给我听：“问题是这样的：心理分析在欧洲到处受到排挤，然而在这儿，在遍地清教徒的美国，弗洛伊德即将接受他的第一个荣誉学位，还应邀在一所享有盛誉的大学做演讲。这怎么可能？”
“荣格说，”费伦齐插嘴说：“那是因为美国人并不懂得弗洛伊德的性理论。他们一旦理解了，他说，就会将心理分析像一块热铁那样丢下。”
“我可不这么想，”我说：“我认为它会像野火那样蔓延。”
“为什么？”荣格问。
“恰恰因为我们都是清教徒，”我回答说：“但我有些事情要……”
“恰好相反，”费伦齐说：“一个清教徒的社会应该禁止我们。”
“它会禁止你们，”荣格大笑说：“只要它一旦弄清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
“美国人也算清教徒？”布里尔插口说：“我看魔鬼更像清教徒。”
弗洛伊德陷入沉默了，若有所思。我怀疑是不是布里尔的牢骚让他烦恼，我自己也觉得荣格有点不对劲。我还在寻思他说荣格“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还重要”是什么意思。
“布里尔是个偏执狂，”费伦齐突然对弗洛伊德说：“没事的。”
“偏执狂也不会把什么事情都弄错。”弗洛伊德回答说：“你听到荣格的口误吗？”
“什么口误？”费伦齐说。
“他说漏嘴了，”弗洛伊德回答说：“他说‘美国将会禁止你们’——不是我们，而是你们。”
弗洛伊德又陷入沉默。我们沿着百老汇一路来到联合广场，然后从第四大道转到波维利路，穿过下东区。经过赫斯特街市场那些打烊的货摊时，我们不得不减缓速度。虽然已经将近十一点，街道上还是挤满了犹太人，他们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子，打扮也很奇特，从头到脚一身黑。他们和很多移民一样，住在又闷又拥挤的廉价公寓，也许是天气太热了睡不着。他们臂挽臂走着，或者围成一小圈，大打手势，高声争吵。他们说着混杂的低地德语，也就是希伯来人所说的意第绪语，到处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这就是新世界了，”弗洛伊德从前面的座位评论说，有点不快：“他们千山万水来到这里，就为了重获被他们抛在身后的东西，这又是何苦呢？”
我斗胆问道：“你不信教吗，弗洛伊德大夫？”
这个问题冒失了。开始我以为他没有听到。费伦齐替他回答：“那要看‘信教’的‘教’是什么意思。例如，如果信教意味着相信上帝是由集体的俄狄浦斯情结激起的巨大幻象，那么弗洛伊德非常信教。”
现在弗洛伊德第一次用那种我在码头见过犀利眼光盯着我。“我来告诉你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思维过程。”他说：“我问这些犹太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对你来说，这等于说‘他们到这里来寻找信仰自由’，不过你犹豫了一下，因为这似乎太明显了。然后你寻思，如果我，一个犹太人，不明白他们是为信仰自由而来，一定是因为宗教对我来说无足轻重，乃至我无法理解它对他们有多么重要。所以你问了那个问题。我没说错吧？”
我吃了一惊。“完全正确，”我回答说。
“别担心，”费伦齐插口说：“他对大家都这样。”
“那么，你问了我一个直接的问题。”弗洛伊德说：“我会给你一个直接的答案。我是最不信教的人。每一种神经疾病对它的患者来说都是宗教，而宗教是全人类的神经疾病。有一点毋庸置疑：我们赋予上帝的特性，反映了我们在婴儿期和随后的儿童期的恐惧和愿望。任何人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有关人类心理的第一件事。如果你在寻找的是宗教，请别追随我。”
“弗洛伊德，你这就不公平了，”费伦齐说：“扬格可没说他要找的是宗教。”
“这个孩子对我的那些想法有兴趣，他应该也知道它们的言外之意。”弗洛伊德打量着我。刹那间，他的严厉消失了，几乎像父亲那样看着我。“因为我可能也会对他的想法感兴趣，我把问题还给你：你信教吗，扬格？”
我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父亲信教，”我说。
“你回答的问题又不是他问你的，”费伦齐插话说。
“不过我明白他的意思，”弗洛伊德说：“他的意思是：因为他父亲相信，他倾向于怀疑。”
“没错，”我说。
“但他也在寻思，”弗洛伊德补充说：“这样的怀疑是否合理。这让他倾向于相信。”
我只有目瞪口呆。费伦齐问出我想问的问题：“你怎么能够知道？”
“这是从他昨晚告诉我们的事情推断出来的，”弗洛伊德回答说：“他说学医是他父亲的愿望，不是他自己的。再说，”他自得地抽出一根雪茄，加上一句：“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