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o泰勒(Charles Taylor)在北美思想界可谓是鼎鼎大名，一直被奉为社群主义的主将之一，但是相比来看，在中国的影响却还是非常小，这一点从这次他造访中国所引起的观众效果就可以看出，当年哈贝玛斯来华讲学一圈，竟赢得上海白领之热衷，可见其影响之大，学术明星气味十足了。相比哈贝玛斯而言，泰勒为人不仅低调，希望作小规模的座谈而不喜欢演讲，并且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思想精英的气质。他的这一特点从其求学经历就可以看出，他早年曾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攻读历史学，然后远赴牛津攻读哲学博士，并且一直和牛津全灵学院的那帮著名哲学家，如艾耶尔、柏林以及汉普希尔等人保持着良好的学术关系。笔者的老师在聆听泰勒演讲之后，感叹在他弥身上漫着英国的贵族之气，可见其来有自。
正因为泰勒横跨欧洲北美学术圈的背景，他的思想旨趣不落于北美学术之专业琐碎化，而能见欧洲思想之宏大。他在社会哲学、政治理论、思想史、语言哲学以及道德哲学诸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因此他能充分关注到当今社会历史的变迁，以此作为自己思想应对的问题来源。
虽然泰勒著作等身，《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Modern Idenity）、《黑格尔》（Hegel）以及《真实性的伦理》(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等等都是恢弘巨著，但是综观泰勒其人其说，他所关心之最终问题正如他的一本书所言，是"现代性之隐忧"（The Malaise of Modernity）。
何谓现代性之隐忧呢？所谓隐忧又有哪些内容呢？在泰勒看来，所谓现代性的隐忧就是现代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却引发出人类深刻的伦理价值以及政治的危机，人们都认为道德是个人选择的问题，社会无法就伦理获得一致性的看法，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的繁荣背后，隐藏着分裂的隐患。而这三个隐忧则是个人主义、工具主义理性的主导性以及前二者所导致的政治层面的后果。泰勒解释道，个人主义虽然有积极的价值，但是它却导致和道德主观主义结合，致使人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孤独的面对外面的世界，"伟大的存在之链"被个人主义所割裂，人不在是一个社会性的，而是单一和原子化的个人。而工具主义理性这一韦伯对现代性的诊断也被泰勒认为是现代性隐忧的一个方面，在现代社会中，外界成为人的手段，人们使用效率以及收益的观念来审视这个世界，导致生命意义的平庸和狭隘。以上两点对于政治具备强大的侵蚀性，因为人一旦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而且工具性的审查自我与外在的关系，那么他们对政治缺乏公共参与的热情，从而让政府获得不受监督的权力，从而沦为托克维尔的"温和"专制主义，反过来，个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只会感受到个人的无助，从而退缩到私人的领域，最终导致专制的猖獗。
正是这三个隐忧，导致泰勒对现代性问题的强烈关怀，但是与列奥o斯特劳斯认为的现代性是死路一条相反的，泰勒认为现代性是可以自我孕育出批判性力量的。面对与托克维尔一样所关切的参与政治萎缩的问题，泰勒阐发出他的一套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为了凝聚一个国家里的公民忠诚感，我们必须要在法律的框架下，以一个个不同的社群来面对国家的压制和权威，而这些社群内部又可以拥有自己的共同体价值，从而既让个人不至于与社会相分裂，又使得国家政治充满了活力，这一点也是泰勒著名的"承认的政治"一文所处理的核心问题之一。
正是出于以上立场，泰勒同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发生了激烈冲突，他的学生桑德尔更因《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这本挑战自由主义巨孽罗尔斯的著作，而暴得大名，成为社群主义反击自由主义的阵前先锋。不管泰勒和罗尔斯谁对谁错，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得人类的思想不至于陷于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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