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雯
“自白派”代表人物西尔维亚·普拉斯最新传记出版，关于她的生平和作品的争议一直没有平息
伦敦一个奇冷的早晨，普拉斯倒了两杯牛奶放在熟睡的孩子旁边，用胶带封好育儿室的门，将冰冷的脸颊贴上瓦斯炉口，诀别人世，年仅31岁。
她说过，“死是一门艺术”，主动实践这门艺术，这个念头一直缠绕着她。如今她在作品的封面上向你微笑，温暖平和，仿佛一切都已了解，所有疯狂的想法都已归于平静。然而，在她身后，有关她的生活、她的作品，种种声音沸沸扬扬，莫衷一是，她真实的面貌因此模糊。维京出版社推出戴安娜·米德尔布鲁克的最新传记，在这本名为《她的丈夫：休斯和普拉斯的婚姻》中，作者以冷静客观的笔调记述了普拉斯的爱情婚姻生活和艺术生涯。
1956年，西尔维亚·普拉斯与泰德·休斯相识在剑桥，两个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一见倾心。她那么幸福，她景仰崇拜他的一切。他也在诗歌《粉红色针织衫》中记录下自己的感受，见证这段幸福的时光。他们的生活、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普拉斯来说已经不可分。然而仅仅相守了六年，休斯移情别恋，普拉斯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伦敦的寓所。她不停地写作，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达到了创造力的顶峰。这些冰冷凌厉的诗行是她最后想说的话，她对人世已没有留恋。这些闪耀着天才光芒、凝结着痛苦的诗篇在她身后出版，诗集命名为《精灵》，奠定了她作为美国自白派主要代表的重要地位。
热爱她的人伤心、愤怒，认为休斯对普拉斯的自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女权主义者更是将他看作面目可憎的男性原型加以指责，甚至有人一再将他的名字从墓碑上抹去，因为他们不想看到普拉斯用他的姓氏。她的诗作被唱诵，她成了女权卫士，她的名字进入圣徒行列。
为休斯辩护的人则声称，普拉斯天性极端敏感，甚至病态，自杀的欲望总是在召唤她，这在她的生活和诗作中都有例证。在她的诗歌中混杂着不同的声音，她一时是温柔的爱人和母亲，一时又被黑暗冰冷暴力的意象所控制，甚至会对亲人的善意起疑。她的世界本来温暖如春，是她自己分裂的人格、波动的情绪将一切变成了地狱。
1998年，普拉斯去世35年后，休斯出版了《生日诗集》，由88首诗歌组成，记录了他与普拉斯相识相恋以及分手的过程，不久之后，他也离开人世。这似乎是他面对指责保持沉默多年后，第一次向读者交代两人之间的恩怨纠缠。这一次是否盖棺论定了呢？
他说，写这些诗的“整个着眼点是除去胸中的某些郁积——用亲密的方式对她直接倾诉。”他怀念那段家庭生活，他似乎了解普拉斯的一切梦与恐惧。在他的笔下，普拉斯成了一个情绪时阴时晴，言行常常激烈失控的形象。他辩解说，8岁时普拉斯父亲病逝给她带来的心理阴影要大过他给她的折磨，她天生的孤独恐惧感，痛苦与愤怒的情绪伤害着别人，也伤害着自己，最后在绝望中沉沦。他认为他自己的诗篇虽写暴力，但主旨是求生，而普拉斯则一心想死，要“用唯一的死亡来证明唯一的生存”。
谁是谁非，这段公案看来很难了解，其中的戏剧性四十年来吸引着众多的传记作者，关于普拉斯生平的小说、电影和戏剧也仍然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此前，已经有至少六部关于她的传记问世，但它们的角度、内容、风格、观点是如此不同，普拉斯的形象在不断演变，人们仍旧不能了解她生平和作品的全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她的一切都被“保护”起来了：休斯自己毁掉了普拉斯的最后一部日记，理由是保护子女幼小的心灵不受伤害。他又任命自己的姐姐全权管理普拉斯的作品手稿，负责版权谈判事宜。而普拉斯与这位姐姐素来不睦，她对天才诗人怀有嫉心，如今她掌控着探究普拉斯世界的通道，任何人想要查阅档案都要经过他们同意，而经过他们编辑出版的普拉斯文字总让人怀疑是否作品原貌。
结果有些传记作者只好另辟蹊径，寻找关于普拉斯的种种野史传说充实内容，或者凭借对她作品的理解想象成文。凯特·摩西试图在她的传记体小说《逾越冬季》中再现普拉斯最后一段时光的所思所想，既然那段时间的日记已被毁，她借助了虚构。她精读普拉斯的《精灵》，其中的词语成了她借以罗织全篇、营造气氛的手段。每一章前面都有摘自《精灵》的引诗，然后是她对普拉斯当时生活的推测。
有些传记中普拉斯常常显得不可亲近，不近人情，因为作者们往往会被他们的采访对象休斯迷住，这主要是些女性作者。她们面前的休斯还是那么富有魅力：敏捷的才思，睿智的话语，适时的沉默。他偶尔也回复她们的信件，他总有办法让人信服，他那么有诗才，信当然写得不坏。因此她们会袒护休斯的过失，指责普拉斯的不宽容。她们似乎忘了让休斯离家而去的维维安后来也步普拉斯的后尘，因为不能忍受休斯的背叛开煤气自杀，在他续娶之后，仍然有许多风流债。这些作者还会渲染普拉斯的神经质，说她就是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
除了这些“心理病态报告”外，另一些传记、文章似乎更有兴趣展示一个家居的普拉斯形象：一个面色暗淡的主妇，老是自怨自艾，喋喋不休。而小说中的普拉斯形象更糟，似乎成天在奶瓶和尿布中打转，侍候孩子成了她生活的中心。而实际上，普拉斯在诗作中流露了为人母的喜悦满足，也表达了这个角色带给她的强烈困惑，甚至对立的情绪。
无论是神化普拉斯，把她看成为女权运动殉道的战士，还是一味渲染她的孤独病态，或者是让她穿上围裙，扮成尽职主妇，都不能完整地展现普拉斯的生动个性，她作品的长久生命力，以及以死亡完成人生最后一笔的艺术主张。
普拉斯天生的敏感和幼年的经历无疑让她对人生有更丰富的体验，幸福与痛苦都会在她心灵上百倍地放大，生活中的细节也会被赋予超越现实的幻影，这既是负担，又是她诗意的来源。她张扬自我，用大胆鲜明甚至怪异的意象表达灵魂的冲突、焦虑以及绝望，但是她又始终是健康和自制的。普拉斯曾经这样自述创作动机：“我已学会从我的愤怒与我的快活以及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炫耀两者中取材，创造一种对读者强有力的可诵读的诗歌。”她还说道：“我相信有一个人是能够控制把握体验的，即使是最为恐惧的体验；像发疯，遭受折磨，这一类体验，一个人能够用一种清醒的智慧的大脑把握这类体验。”她的诗歌记录她复杂真实的情感体验，同时传达她对人生的冷静思考。
无论是她的诗歌还是日记，对于她都是一种需要，需要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证明自己爱恨的能力。她热情地生活过，像她诗中的蜜蜂一样忙碌，料理家务，回复信件，会见编辑，还要为她亲爱的泰德整理文稿。她勉力让自己活得快乐，不让自己坠入绝望的深渊，但是当这一刻来临，她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结，她不想掩饰孤独和痛苦，因此决绝地离去，用这样的选择证明自己曾经真诚地活过，真实地存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