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达雅在文体中的异化(2)

吴仲湛

 笔者认为：作为文学作品的译文，应以信达为出发点，以雅为最终目标；作为科技资料文献的译文，应以达雅为出发点，以信为最终目标；作为科普文章的译文，应以信雅为出发点，以达为最终目标。

 翻译是一种创造活动，任何一篇文章的翻译过程都是一个既有内部相互联系又有外部互相关联的大系统。译者必须在翻译中综合地相互联系地分析观察每一个具体翻译对象，才能采用恰当的翻译手段处理原文的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以求得最优化的汉语译文。

ANG="EN-US">     在翻译不同文体时，面对信达雅关系的各组矛盾。倘若冀图面面顾及，执意要把三字融入自己的译文中，可能导致捉襟见肘，窘态万状。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常常只好舍弃一方而保存另一方。“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ANG="EN-US">(毛泽东《矛盾论》ANG="EN-US">)

ANG="EN-US">     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创作，要偏重于“雅”。 “不是结结巴巴地学舌，而是漂亮的再创造。”ANG="EN-US">(老舍)只要能把原文意思、感情、风格、神韵基本表达出来，不妨甩开原文形式，在理解原意基础上，选用最恰当的“中式表达”方式。有时甚至宁可“雅而不信”(指“死抠原文”的信)。

        一般说来，除了专家之外，普通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遣(这正是文学的娱乐性功能)，他们绝不会将译文与原文逐字逐句进行对照，去考究译文是否忠实原文。凡真正投过文学作品译稿的人都深有体会：出版社和报纸杂志的编辑先生们视“可读性”为文章第一生命。所谓可读性，即文章流畅明白，有文采，有新意。面对千百万自己的“上帝”——读者，编辑们显得比批评家们更“实在”一点。他们关心的是，读者喜不喜欢，买不买账，而不甚在乎译文是否与原文“一模一样”。那么，作为文学翻译者，又岂可不考虑工作对象的要求，只顾自己的“信达雅并重”的高标准呢？所以对文学翻译大可不必过于苛求。当然，这并非提倡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而是要表示：我们既要有严肃认真，经得起专家字斟句酌的翻译精品，也要有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译作(如编译、节译、意译的作品)。

     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纾(林琴南1 852—1 924)的翻译就是一个成功的“重创作”实例。林纾于清·光绪23年(1897年)与王寿昌合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揭开了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帷幕。林纾不懂外文，由他人口述，他记录下来。译文古而雅，凡180余种，其中40余种为世界名著，这在中国尚未有第二人(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

     毋庸讳言，林纾的翻译距“信"的要求相去甚远，而达与雅，特别是雅，却是无可媲美的。盖因其从事翻译之目的在于，不仅要把外国小说的艺术技巧介绍到中国来，更要介绍西方人文思想，把他的爱国热诚通过翻译感动读者。这个目的他成功地达到了。林纾汉语文学素养极高，弥补了某些原作的不足，以致他的译作竟往往胜过原作，像《鲁宾逊飘流记》，《十五小豪杰》，《魔侠传》，《黑人吁天录》等小说至今仍为老一辈人记忆犹新，林译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任何一种译文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和历史的烙印，任何一部作品的译文都没有也不可能亘古不变。用现在的眼光看，林纾的许多翻译已经过时，更精致的译作也已经或将会问世，但谁能否认林纡曾经为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立下了第一块奠基石呢?

     中国文坛上尚有金庸、梁羽生武侠小说的一席之地，翻译的大殿里也应允许“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