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斯大林格勒
ffice
ffice" />
伏尔加格勒，这个位于伏尔加河西岸的城市，曾经拥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斯大林格勒。在1942年到1943年那个极度严寒的冬天，入侵苏联境内的德国军队，在这个城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英勇抵抗，可耻地丧命在冰天雪地之中。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因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标志着法西斯主义开始走向灭亡。
维尔加奇 战争从这里开始
4月22日，是个难得的好天气。伏尔加格勒的朋友弗拉基米尔开车载记者去城市以西60公里处顿河岸边的维尔加奇。这是一个只有几百人居住的小村落。1942年8月23日，正是从这里，保卢斯率领的德军第6集团军开始对斯大林格勒发起了进攻。
在德军最初制定的作战计划中，彻底攻占斯大林格勒其实并不是1942年攻势的最重要目标。1942年初，希特勒的经济顾问告知他，如不能从高加索获得石油补给以及小麦和铁，德国不可能继续作战。基于这一点，他制定了兵分两路的计划，A集团军向高加索方向发动攻击，夺取那里的油田；另一路B集团军则以斯大林格勒为目标，攻占它的目的，只是为了掩护向高加索进攻的一翼。
然而，本来作为辅助的B集团军攻势，却因为苏军的一次贸然行动而产生了转变。5月12日，苏联红军的铁木辛哥元帅下令对哈尔科夫的保卢斯第6集团军进行攻击。这次进攻的后果，是24.1万苏联红军被分割包围，做了俘虏。这个出乎意料的胜利，让德军信心大增，进军计划也相应作了调整。阴影，开始笼罩在伏尔加河边的斯大林格勒上方。
沿着当年保卢斯走过的路，我们从维尔加奇向斯大林格勒驶去，两旁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当年战争留下的痕迹依稀可见，曲曲折折的反坦克壕沟，炸弹炸出的弹坑，曾经被充当掩体的水坑。草原上靠近村庄的地方，有一些被耕种过的田地。弗拉基米尔对我说，左边种的是冬小麦，右边是西瓜。西瓜是斯大林格勒的特产，既大又甜。然而，对于许多经历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人来说，西瓜却可能是他们永生都不愿提起的疼痛伤疤。安娜·斯特尔塔索瓦就是其中之一。
1942年8月23日，当防空警报拉响的时候，17岁的安娜刚从市场买西瓜回家。就在她母亲把西瓜剖开，一家人准备美餐一顿的时候，一颗炸弹击穿了屋顶。她的小妹妹被玻璃碎片击中，血流不止。她的母亲随手抓过一件衬衣，为女儿草草包扎，就抱着她冲向了医院。而身为志愿医疗队员的安娜，却不得不被派出去救护其他的伤员。从那时起一直到战争结束，安娜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母亲和妹妹。那触目惊心的沾满了血迹和西瓜汁的衬衣，是亲人留给安娜最后的印象。从此以后，安娜再也没有吃过或买过一次西瓜。
事实上，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最初的一个月中，因轰炸而死或失踪的平民不计其数，直到现在也没能完全统计清楚。记者看到苏联内务部后期解密的一份文件，其中指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总指挥在德军发动攻势前就已预料难以抵抗，曾向斯大林请示疏散居民，得到的答复却是，如开始疏散或在工厂突围，会让人们以为我们要放弃斯大林格勒，因此，不许疏散，必须坚持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
巷战印记 为一块砖一寸土而激战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全景博物馆里，有一份1942年8月26日发布的一号命令原件：“从1942年8月25日24点开始，斯大林格勒被宣布进入被围困状态。”但此时，德军还没有攻入市区，只是调动飞机、大炮进行了远距离轰炸。大约有42000座建筑被摧毁，占当时城市所有房屋建筑的85％以上。
当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总指挥部，就在今天全景博物馆附近的暗堡中。9月10日，当62军败退回城内时，总指挥部已处于德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下。叶廖缅科、赫鲁晓夫在这里指挥战斗。暗堡里的空气糟糕，连火柴都没办法划着。第二天，在获得斯大林的同意后，总指挥部撤到伏尔加河东岸的树林中。60年后，这里的森林依然郁郁葱葱，不过，周围的大片原野成了许多中国移民租种的菜田。
在东岸的指挥部中，崔可夫被任命为新的62军总指挥。赫鲁晓夫问崔可夫：“崔可夫同志，你如何理解你的任务？”“只要我活着，就不会让一个婊子养的德国人从我身上跨过去，”崔可夫说。叶廖缅科与赫鲁晓夫同时赞许道：“你对任务的理解完全正确。”
在德军方面，希特勒下达了要在最短时间内拿下斯大林格勒的命令，9月14日，被定为发动总攻的日子。这一天，德军派出了7个精锐师，500辆坦克，上百架飞机。
在柏林，电台的播音员已经开始满怀信心地宣布：“战斗几个小时后就会结束，本台随时准备播放斯大林格勒被攻破的消息。”今天，斯大林格勒战役全景博物馆中还保存着一块德军宣传单印版，上面用俄语写着，“斯大林格勒沦陷了！莫斯科是苏联的头，斯大林格勒则是心脏”。据研究者考证，它的大概制成时间，就是在9月13日到9月15日之间。一位苏联历史学家回忆当时情形时说：“在9月15日的那个晚上，除了还在战斗中的第13近卫师，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斯大林格勒还能够坚守得住。而他们之所以会这样相信，也只是因为，他们不愿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还要思考死亡。”
然而，罗季姆采夫率领的第13近卫师和此后的增援队伍，虽被逼退到离伏尔加河只有几百米的地方，却顽强地坚守下来。巨大的伤亡让进攻的德军开始却步，试图在其他地点寻找突破口。沿河西岸的工厂、街垒、广场、磨房和粮仓，都成了双方反复争夺的地点。在这种近距离的巷战中，两军都发现了狙击手的重要性。10月9日，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发布命令，要求10月20日之前，每个作战小分队至少要有不少于2到3名狙击手。也是在这段时间，大部分士兵来自西伯利亚、原本猎手出身的284步兵师，成为保卫斯大林格勒最强有力的力量。
在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寻找当年血战的遗迹，是一件极容易却也极困难的事。容易，是它们大多都在原来的位置，按图索骥，并不难找到。困难，是因为它们在战役结束后不久，便被重新修建加固，投入使用，并且沿用至今。
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建筑大多使用灰白色的砖。然而，在60年前，这里绝大多数的建筑都以红砖砌成。在德军的连番轰炸下，城市上空曾布满棕色的尘雾，累月不散。现在，为了迎接庆典，城市里许多地方都在施工，挖出的渣土里，仍有许多红砖的碎块，默默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关于60年前那场战争的记忆，就像诗人叶芝在1937年写到的那样，“一切都遭毁坏，一切又重新建造起来，那重新建造它们的人，个个欢乐”。
中心商场 保卢斯的最后轨迹
1942年10月14日，是希特勒计划攻下斯大林格勒的最后期限。德军虽然奉命发起了总攻，但一些将领已经开始对未来的前景产生了忧虑。寒冷的冬天马上就要到来了，拿破仑的命运不时出现在德军的梦魇中。一名士兵写信给他的妻子：“我有一种预感，我可能会永远留在这个寒冷的地方，回不去了。”
11月11日，已经开始绝望的保卢斯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最近时冲到了距河岸只有100米的地方。然而，这次攻击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功，反而暴露出了侧翼的空虚。11月13日，苏军正式开始实施代号为“天王星”的反击计划。1942年11月19日，苏军的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同时发起了反包围进攻。到11月23日，西南方面军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会合，保卢斯的22个师、33万士兵，完全陷入了苏军的包围圈中。他多次向希特勒请求从西南方向突围，12月12日，曼施坦因元帅率领的顿河部队也开展了对保卢斯的解救行动。但是，这些尝试全部以失败告终。
当时间进入1943年1月8日，苏联向德军发出了最后通牒。感到后援无望的保卢斯开始向希特勒请求，“为了国家和人民，在这种已经没有希望的情况下，请允许我们投降”。希特勒却断然地拒绝了他的请求：“绝对不允许投降。集团军必须坚守自己的阵地，直到弹尽人亡。”两天之后，苏军向德军发起总攻。10天后，德军最后一个机场被红军占领，保卢斯和他的士兵的最后一条生命线，被彻底切断。
1月31日，希特勒发布了一条命令，将保卢斯提升为帝国元帅。据说，当保卢斯接到这个消息时，苦笑着说，“这不就是在催促我自杀吗？”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德国元帅投降过。然而，保卢斯却不打算用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次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就在被升为元帅后的第二天，1943年2月1日，保卢斯向苏军投降。
当保卢斯投降的消息传到柏林后，希特勒暴跳如雷。据说，他曾经十分恼怒地对手下说，如果保卢斯自己没有胆子自杀，难道就没有他的手下能帮个忙？从2月2日开始，柏林为斯大林格勒的德军举行了三天三夜的哀悼仪式。
保卢斯被俘后，居间调停的瑞典红十字会曾经提议，用被关押在集中营的斯大林的儿子，交换保卢斯。斯大林并没有接受这个提议。他说：“我是永远不会用一个元帅去换一名士兵的。”“二战”结束时，保卢斯作为证人，在纽伦堡的国际法庭上作证。1953年，他被苏联释放，定居德国。一直到去世，保卢斯没有留下任何回忆性的文字。
罗索什卡 一切有始，皆必有终
在伏尔加格勒寻访的几天中，记者到过许多地方。带来最大震撼的并不是马马耶夫冈上高耸入云的雕像，也不是从筹划到建成花了几十年时间、汇集各方力量的全景博物馆，而是郊外罗索什卡草原上，那埋葬着苏军和德军士兵的一堆堆黄土，以及面积不足10平方米、就设在一个极其简陋的铁皮棚子中的战场博物馆。
从伏尔加格勒市区开车向西30分钟，就到了罗索什卡。以公路为界，左边的草原上，埋葬着数百位牺牲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苏联红军，右边，则是一组纪念死亡或失踪于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士兵的建筑物。它们都还没有全部完工，一台吊车仍在右边忙碌地工作。
在这之前采访一位老兵时，他曾抱怨说，政府有钱修高大宏伟的纪念碑，却没钱给那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阵亡的将士每人修建一座体面的墓。的确，在90年代以前，为普通的阵亡将士修墓虽然多次被提出过，但却因为资金等问题一直搁置。直到最近，才被列入议事日程。
现在，在每一位有姓名可查的苏军士兵墓碑上，都摆放着一顶从旧战场挖掘出来的钢盔，钢盔的边上，还压着朵红色的康乃馨。看着那些不是生卒年月不详，便是仅剩下名字缩写的墓碑，会有一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悲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是胜利的一方。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活到体味胜利喜悦的那一天呢？而那种胜利的喜悦，又是否足以弥补他们失去亲人和爱人的惨痛？
战场博物馆的值班人员娜塔莎指给记者看一个苏军士兵用过的水壶。在那个铝制军用水壶上，刻着一颗被爱神之箭射中的心。心形图案的左边，是黑海边的一个城市，右边则是一支船锚的图案。在它的上方，是两个名字的缩写。“爱情故事，”娜塔莎对我说。很显然，这是一个当年服役于黑海舰队的士兵的物品。这个水壶的所有者，后来怎么样了？那个让他念念不忘、把名字刻到水壶上的姑娘，后来的结果又是如何？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完全不知道。
娜塔莎又递过来一个黑色塑胶小管。从许多相关的纪录片和照片上，我已经知道了它的用途：盛放表明士兵个人资料的小纸条。直至今日，当地人还能时常在田野中发现这样的小管。与苏军的黑色小管对应的，是德军的铝质名牌。这种名牌可以一分为二，当有人战死，队友会取走一半，归队后统计在册。有人认为，正是因为这种材质上的差别，令苏军的失踪人数远远超出德军，许多人战死沙场，甚至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1942年12月，德国反对希特勒统治的秘密组织“红色合唱团”一名主要成员被军事法庭处决前，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里说：“世界上正在发生那么多的事情，相形之下，一个人生命的消失显得无足轻重。”当我们在60年后，重又记起那些血腥残酷的往事时，我们要找到的，绝对不应是仇恨、报复和斗争，而是爱、自由与和平。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