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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青年”与“反抗的悲歌”
在英国文坛,20世纪的50年代被称为“愤怒的年代”,因为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一批被称为“愤怒的青年”(Angry Young Men)的小说家和剧作家称雄文坛,引人注目。这批作家包括约翰·韦恩、金斯莱·艾米斯、约翰·奥斯本、约翰·布莱恩、艾伦·西托利、科林·威尔逊。他们的创作表达了战后人们普遍的幻灭感,渲泄了青年一代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愤怒情绪。
约翰·韦恩生于192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5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1953年发表长篇小说《误投尘世》(Hurry On Down),这是他的成名作,也是“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此后十余年间,他相继创作了《生活在现世》(Living in the Present,1955)、《竞争者》(The Contenders,1958)、《女旅行者》(A Travelling Woman,1959)、《打死父亲》(Strike the Father Dead,1962)等。这些小说的故事多有不同,但它们的主题是共同的:愤怒。韦恩以现代“流浪汉”或称“反英雄”(antihero)的形象塑造、大胆直率的文学语言和下层社会的观察视角构成了他对战后英国现实的嘲讽和批判。60年代中期,随着这场文学运动的慢慢退潮,韦恩的创作也逐步转向诗歌和文学批评。
韦恩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愤怒”的青年的形象。他们对战后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对现存秩序持批判态度,具有强烈的叛逆情绪,并拒绝接受传统的道德观念,从而与现行的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他们的愤怒首先是针对教育的。他们大多出身于中下层阶级,但比起他们的父辈来,他们有了较多的受教育的机会,甚至可以进入名牌大学深造。应该说,较多的受教育机会也就意味着较多的就业机会及较多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机会。这无疑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这也正是人民大众长期斗争的成果。但愿望与效果,理想与现实常是矛盾或不统一的,而况,等级思想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因此,即使是大学教育也并不保证就能把一个来自中下阶层的子弟造就为国家的“有用之材”或“社会栋梁”,40年代中期英国工党实施的教育法案无法兑现让他们凭借所受教育出人头地甚至飞黄腾达的金色梦想。这样,那些受过系统教育的青年一旦走出校门,就会发现自己在现实面前进退失衡,难以立足。于是,他们对所受的教育深感失望,不禁满腹怨恨。韦恩的小说由此触及到了一个十分现实且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受过教育的来自中下层的青年或平民子弟的出路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19世纪的小说主题:一个青年如何在社会立足?但在韦恩笔下,这一主题具有20世纪的或者说现代特征:这一代青年对社会和人生缺乏足够的信心。谈及创作《误投尘世》时韦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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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误投尘世》时,生活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这些青年如何适应“生活”的问题。在这里,生活指的是在他们诞生以前就已存在的外部世界的秩序……这一切由于我们的文明中存在的一些实际情况而复杂化了,因为在我们的文明中存在着教育制度和作为我们生活实际基础的种种臆想。我们的公众和私人都为青年的教育花了一大笔钱,让他们学会欣赏文艺杰作;我们养了很多教授来指导青年们学习哲学和其他高雅的学问,然后又把他们推到一个完全不需要这些学问的世界上,推到一个以“不要尊重物质权力和物质占有以外的东西”为其行动指南的世界,所以, 我自然要写一个人如何受了教育又被人像稻草一样叉起来,掷到世界上。”
《误投尘世》的主人公兰姆利步出大学校门,感到无所适从,无路可走,前途渺茫。他将他遭遇到的这种失败,这种处境归咎于教育。因为他觉得他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十分虚幻,在现实生活中一无用处。而且更糟糕的是“大学里三年盲目又不像样的填鸭式教学并没有给他训练出一个适合认真思维的头脑”。多年的教育已将他弄得十分虚弱、十分呆板,根本无法适应社会,甚至还不如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他愤愤不平地想:那些劳动者从生活中获得了激励,进一步磨砺了自己的锋芒。而他自己呢?他的锋芒却已被自己所受的教养和教育有步骤地磨掉了。从育婴室开始,人家就一直教他说话时要把声音压低,教他尽一切可能避免出头露面,教他听从别人的旨意。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他被掷进这20世纪50年代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前,他所受的教育都是为了适应别的更幸运的年代的需要而设计的。”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曾为知识的虚幻,年华的虚度而痛心不已,甚至想以自杀来了结灰色的人生。兰姆利式的大学生及他们的困境和痛苦则显示了现代教育的重大弊端。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将人的个性大肆砍伐,将原本鲜活的个人造就为符合社会规范的群体的一员。这一过程带有强制的性质,暴力的性质;在这犹如中国古代女子裹小脚一样的过程中,益智开慧的喜悦被扭曲和束缚的痛苦大大抵消淹没了。兰姆利离开学校几年后仍心有余悸:他仿佛看到自己埋头在书本中,听着别人的训导,屈从别人的纠正,像泥团一样由人无休止地塑造。因此他难以打消对学校的厌恶情绪,“因为正是学校害得他今天无论如何耗费苦心也还是无法适应生活”。
教育不仅授业解惑,而且重在传道。教育是维护传统的重要手段。因此韦恩的青年也自然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传统。兰姆利离开学校,想就此摆脱种种责任心的约束,不仅没有恐惧和内疚的约束,也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的重压。他大醉一场,呕吐一番,以便让过去的一切就此结束,让自己从此新生。小说形象地说明了一个脑袋里尽是些无用的知识、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书生一旦被抛入无情的现实世界,将会遭遇乃至沦落到何等危险的境地。
“愤怒青年”的愤怒还表现为对现有社会结构的反抗。社会层次化,网络化;人被投入社会这个大棋盘,被固定在一个个格子内。人的出身、职业和地位有高下贵贱之别。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等级制度一再遭受冲击,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之间也有了更多流动的机会。但时至本世纪中叶,等级思想仍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顽强地存在并起着作用。兰姆利的冲动和抱负之一便是要从这个格子化的等级社会中逃出来,他发誓要摆脱金钱和地位的控制。因此,他曾摈弃出人头地的名利思想,拒绝所受教育可能提供的向上爬的便利;他鄙视生养哺育了他,并对他寄予厚望的庸俗势利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他决心冲破社会为青年,尤其是为平民子弟规范设置的重重牢笼(1954年《误投尘世》在美国出版时,就易名为《置身牢笼》Born in Captivity),给自己闯出一条路来。犹如传统小说中的流浪汉一样,他四处闯荡,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他先后做过擦窗户工人、汽车司机、医院杂务工、有钱人家的车夫、夜总会的把门人,最后是为一家电台编撰低级趣味的笑话。但在那些有身份、有教养的人看来,这无疑是自暴自弃,是不负责任,是疯子行为。兰姆利的一个大学同学就当面羞辱他:“那种工作是生来就下贱的人干的,虽然我看你的行为举止有失检点,可毕竟你也受过一定的教育,有一定的教养。你本该找个体面的,和你的教养及教育相称的工作。把这种该死的倒尿壶的事留给受过倒尿壶训练的人去干。”
然而,等级观念已经通过教育等途径渗透到这些叛逆者反抗者的思想中了。兰姆利尽管流落到社会底层,自食其力,但他并不心甘情愿地同劳工阶级进行认同。当他目睹下层生活犹如“活地狱”般的黑暗和悲惨之后,不禁大为惊骇畏而止步了。而说到底,在一个分层的网络社会,要达到“无阶级”的境界,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
“愤怒”的青年发动的这场反叛是以失败告终的。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非常勇敢。当她认清社会道德、法律的虚伪,认清女性在家庭和婚姻中的不幸处境,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时,确实是迈出了力求自尊自立的不平凡的一步,但离开了“玩偶之家”的娜拉下一步迈向何处?娜拉的前途实在让人不放心。门外的世界也许精彩,但也很险恶。鲁迅先生写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文章,预感到后面的故事并不美妙,并以《伤逝》中子君的故事说明,在社会制度没有得到改革之前,娜拉的出走难免是悲剧: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兰姆利一气之下逃离了自己的家庭,逃离了自己的阶级,但他能逃向何处?他的反抗也很大胆,很勇敢,他为之进行的斗争也艰苦卓绝,虽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他未能得胜回朝是显然的。兰姆利的命运很惨。“误投尘世”不仅指他跌落到社会最下层,而且还濒临肉体与灵魂毁灭的边缘。他追求富商的情妇维罗尼卡,而她显然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她的圈子没有钱是进不去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兰姆利越来越多地想到钱,铜臭的毒性开始在他身上发作了。为了钱,他不惜以身试法从事毒品走私活动,并听任他的同学道格森被贩毒分子杀死,自己也差点葬身车轮底下。在“名利场”中生活,要拒绝诱惑,做到心中无欲谈何容易。面对心爱的女子,兰姆利禁不住要“奋斗”一番了。他要拼命工作,要多赚钱,最好当上个什么董事长,以取得进入上流社会的资格,这样就能娶上富家女,或把自己钟情的女子弄到手……这么做无疑会严重挫伤他的自尊心,但他不得不吞下自尊心的苦果,不得不承认他所鄙视的萨科斯的生活道路也是可取的。他痛苦地认识到:自己冲决罗网的一番苦心全落空了。“他曾坚决地摈弃萨科斯所代表的那个社会,他曾经公开宣布要和它决裂,而且不要它的帮助和赞同也能生活下去,然而他成了自己所憎恶的社会里的一条寄生虫了。”
我们不能就此责怪兰姆利放弃了原则,嘲笑其何必当初,要知道生活比原则坚硬得多。这乃是一个金钱社会,金钱到处散布下罗网,“你要么做一只蜘蛛,舒舒服服地坐在正中,并藏起身来,喜滋滋地等着坑害别人;要么就做一只苍蝇,浑身缠满着蜘蛛丝拼命挣扎。”他兰姆利是只苍蝇,而且“他一直打心底里看不起这些蜘蛛,那怕是翅膀被拔掉,自己被蜘蛛吃掉,那种蔑视他也不会改变。”但蔑视归蔑视,他不甘心只是做一只苍蝇,听任给蜘蛛吃掉。为了心爱的女子,他忍不住要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一样,热血沸腾:“咱们来拼一拼吧!”
如果套用一下《天路历程》的笔法,可以这样来概述兰姆利的故事/FONT>
这个名叫“无可救药”的青年冲破了“社会经济上的不适应”的牢笼,背负一块名叫“教育”的千斤石头。接着,他在一个叫做“滔天大罪”的假朋友的帮助下,和“性欲”之龙打了一仗,然后就来到一个叫做“自暴自弃”的虚幻城堡,等等。
确实寓意深刻。然而,这个城堡断然不是天国,上面也并不飘扬胜利的旗帜。这毋宁说是一个现代青年的“地狱历程”的寓言故事。
不过,地狱也是一种存在。地狱的经历亦是人生经验的一部分。兰姆利说他和社会长期斗争的结果是“打成平局”,这多少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因为明摆着,“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又一个目标,可结果没有一个能达到。”他说他在生活中终于找到了“中立地位”,即“不偏不倚地站在愚蠢的日常琐事之外,不想为人作嫁,又无求于他人,只想自己过个清静的日子”,其实,这种所谓的“中立地位”正像浮士德为之陶醉的“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一样,具有虚幻的性质,在生活中并不存在。而兰姆利最后感觉他和社会之间处于一种“休战”状态,我以为这种感觉倒具有更多的真实性。尽管有些无奈,但兰姆利终于平静下来,不再愤怒了!你不得不承认:社会比个人更强大。
但你不能说兰姆利的反抗只是一场胡闹,没有意义。应该说,他们的反抗表现了对种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的正义的愤怒,表现了人的青春朝气和生命活力,而这种朝气和活力无论对个人或对社会都是十分可贵的。他们的反抗是人的主动精神的体现,是对个人尊严的捍卫。成功或失败,其实并不重要。他们反抗的初衷就是要摈弃一种现有的生活方式,挣脱和拒绝别人的摆布。尽管兰姆利吃了不少苦头,但他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他确实为自己开辟出了一条生活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他通过探索和实践获得了人生经验,尽管这种经验未必是真理。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形成了他的自我,形成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准则。可以说,他是他们自我选择、自我发展的结果。
在“愤怒的青年”的众作家中,约翰·韦恩的小说并不是最出色的,比起三四十年代像乔伊斯、沃尔芙这些大作家来更逊色不少;但在英国小说史上,韦恩的创作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继承了18和19世纪流浪汉小说传统并发扬光大,他还和艾米斯等作家一起开启了日后在戴维·洛奇(David Lodge)手中蔚为大观的“学院小说”(university novel)新潮。而且,韦恩小说中充溢着的维护个人尊严、自我选择、承担责任等思想同当时欧洲大陆声势浩大的存在主义思潮相通,这使他在当代英国文学中能独树一帜。
唐建清
1998年5月于南京大学南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