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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风格  细致的分析

任绍曾

 

 

一

 

    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所著《夜幕下的大军》一九六八年问世。一九六七年四月在纽约爆发了有二十五万人参加的反战游行，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此后日益高涨。同年十月美国各种反战力量在全国动员同盟委员会的组织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向五角大楼进军的示威游行，作者参加了这次反战行动，随后在杂志上发表《夜幕下的大军》，不久成书，获一九六八年普利策非小说奖和全国书奖，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此书的梗概。梅勒在布鲁克林家中接到老友米契·古德曼的电话，邀他参加十月二十日星期五在司法部门前的示威。届时将有代表全国若干学校和组织的反战青年向司法部长拉姆赛·克拉克交回征兵卡，以表示他们反对越南战争的决心。梅勒十月十九日到达华盛顿，因为在与古德曼通话前，他曾接到邀请，将会同罗伯特·洛厄尔、保罗·古德曼以及德怀特·麦克唐奈三位作家于华盛顿恩巴萨德影剧院召开的反战集会上发表演说。参加这一集会之前，他应邀参加了自由派大学教授的聚会，喝足了波旁烈酒。到达恩巴萨德影剧院时，听众已等候多时，梅勒因寻厕所迟到。他软硬兼施，替代了格雷齐厄充当司仪，主持大会，讲话出格，使用秽词，引起听众不快。他本想哗众取宠，结果适得其反。随后，他在海—亚当斯大旅社下榻，次日参加在司法部门前举行的反战集会。由于酒后宿醉影响，演讲平平。星期六，秋高气爽，他先与友人参加了林肯纪念堂前的群众集会，随后以名人身份置身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与四五万示威者，过阿林顿纪念桥，到达五角大楼的停车场。梅勒独自跨过警方为划定示威活动地区而设置的绳索，越过了警戒线，因而被捕。当晚被转移两次，在狱中度过。次日由于一位能言善辩的律师的辩护，他得以具结获释。星期天梅勒飞回纽约家中。至于声势浩大的游行，由于军警冲击而遭破坏，但它却震动了整个美国和世界。

 

 

二

 

    《夜幕下的大军》分两卷，副标题分别为《作为历史的小说》和《作为小说的历史》。显然作者把这本书既看做历史，也看做小说。历史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而小说则可以虚构；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揭示历史事件的意义，而小说家的目的在于通过虚构的事件和人物，获得各种不同的感情效果。我们说这本书是历史，是因为它详尽地记载了这次反战游行的实况；说这本书是小说，是因为它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游行对于小说主人公梅勒的影响。

    首先我们把它作为一本历史著作来考察。作者在第一卷第一部分的末尾，为了强调他忠实于历史事实，曾这样解释：“假如这是一本小说，梅勒就将与一位女士度过当夜剩下的时光，但这是一本历史……”第一卷第二部分第一节作者用“历史学家”作为标题，并一开始就说明要写这一事件的详细历史。第二卷第六节作者谈到第一卷的写作时指出，“……他是尽量根据自己的回忆来写的。他在回忆时非常注意事实，所以他写的只不过是一部记录”。

    不论是第一卷还是第二卷，作者都是紧扣一九六七年十月进军五角大楼，反对越南战争示威这一主线来展开他的叙述的。第一卷的三部分的标题分别是“星期四夜晚”，“星期五下午”和“星期六的行动”，清楚地表示了作者是按照时间顺序来陈述这一反战事件的发展过程的。第二卷作者交代了游行的政治背景和组织酝酿过程，分析了各种政治力量组成同盟的可能性以及分裂的危险，随后描写了斗争的形势，在五角大楼前文明抵制行动的发展和示威者与士兵对峙斗争的实际情况，因此也不失为纪实。

    第二卷第一节作者交代他的创作方法时，曾谈到撰写历史难免有误差，第六节在比较了一些有关报导之后明确地指出“要不偏不倚地写一部有关进军五角大楼的历史永远都不可能”。由于视角不同，立场不同，历史学家或作家会对同一事件做出不同的描述，甚至对诸如参加集会人数的统计也相差甚远。由于这个原因，诺曼·梅勒不仅希望报导这一事件而且力求解释这一事件。“用写史书的方法是无法解释那些发生在五角大楼的神秘事件的。只有依靠直觉写作的小说家才能胜任这一工作。”作者在第二卷把小说比做显微镜和望远镜。他认为新闻媒介的宣传制造了一片模糊的森林，挡住了历史学家的视线，而小说则提供了看清事实的工具。要把握一个事件的精神，描写这一事件参加者的感情和精神、心理和道德，就必须用小说取代历史。所以梅勒采用了小说的方式创作这部历史，因而这本书成了人们所说的非虚构小说（ＮｏｎｆｉｃｔｉｏｎＮｏｖｅｌ）。

    新新闻报导是六十年代美国现实主义文学里出现的一种文学形式。一方面汤姆·沃尔夫（Ｔｏｍ Ｗｏｌｆｅ）、吉米·布莱斯林（Ｇｉｍｍｙ Ｂｒｅｓｌｉｎ）等一批记者、专栏作家在写报导时一定走出报社，亲临现场，了解有关人物的谈吐、举止、容貌以及环境等细节，不仅对事件做客观的报导，而且对人物的主观的内心感情做细致的描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采用了从传统的对话到意识流等所有的小说手法。而另一方面像杜鲁门·卡波蒂（ＴｒｕｍａｎＣａｐｏｔｅ）、詹姆士·鲍德温（Ｊａｍｅｓ Ｂａｌｄｗｉｎ）、乔治·普林普顿（Ｇｅｏｒｇｅ Ｐｌｉｍｐｔｏｎ）以及本书作者诺曼·梅勒等小说家都坚持深入生活，做实地调查，搜集大量的资料和录音，在事实基础上，以小说的手法，对事件进行生动的叙述和分析，结果产生了美国文学中的重要作品，如《残杀》、《纸狮》等著名的非虚构小说。新新闻报导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文学形式，经久不衰。读一读Ｊ．安东尼·卢卡斯（Ｊ．Ａｎｔｈｏｎｙ Ｌｕｋａｓ）所著的《共同立场》便可了解。作者以社会历史学家的宽阔的视野和小说家的叙事技巧，通过对三个家庭的记述，描写了七十年代的波士顿。作品问世以后受到美国文坛高度重视，一举获得普利策等四项大奖。这说明新新闻报导是美国文学中应该受到重视的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形式。

    梅勒从写作生涯初期就十分重视生活。为了创作战争小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便带着明确的目标，入伍当兵，历时两年，退伍之后便创作了他的成名作《裸者与死者》。随后的写作生涯中，他长期为报刊撰文，也为颇有影响的刊物撰写报导，这些为他写非虚构小说《夜幕下的大军》打下了基础。

    菲利普·罗斯认为在创作中“事实与虚构混淆不清”。在斯蒂芬·马柯斯（Ｓｔｅｖｅｎ Ｍａｒｃｕｓ）所著《采访诺曼·梅勒》一文中，征引梅勒的话说“在经验与想象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这种想法促使梅勒在写实的同时充分发挥他小说家的想象。在这本书中就反战事件而言，梅勒并未虚构，但是他任凭想象驰骋，在叙事、议人之中不断出现丰富的联想和出人意料的比拟。从拿在一个年轻黑人手里的一片白面包，他联想到黑人的斗争！他忽而把自己比拟为约翰逊，忽而又把自己比拟为西班牙的著名斗牛士。在展望两个儿子的未来时，他把他们放在橄榄球场上加以考察，让他们担当不同的角色，来说明他们个性中的特点。在他被捕之后，有一次把自己说话的声音描写成像马龙·白兰度，而一位作家的眼神竟像克伦威尔！就连五角大楼也跟古埃及的建筑联系了起来，而波多马克河也成了美国的尼罗河！

    梅勒认为作家执着追求的是“抓住现实”。在他看来“现实比想象更为曲折离奇”。在描绘林肯纪念堂前的群众集会时，梅勒的思想飞到了独立战争的年代，他见到了“像身穿绿色军装的联盟军新兵一样，向第一场布尔渊战斗进发”。“产生这些荒诞不经的联想”，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梅勒为其时、其地那些衣着不凡的人群和余音缭绕的音乐所陶醉”。在另一个场合，那壮观的示威场面甚至使他联想到法国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攻打巴士底狱。这种跨越时空的联想不仅描述了当时声势浩大的场面，而且烘托出了炽热的气氛。数笔勾勒出的素描固然可以逼真，但是通过色彩、光线、对比、层次的应用，却可以使一幅图画更为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梅勒确实利用想象，让读者感受到他笔下的人物和环境的真实。

    梅勒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根据描述的需要，他应用各种文学形式和各种语体。总的说来梅勒的语言凝练、浑厚，或由于阐述富有哲理，或由于联想过分离奇，因而有时近乎隐晦。一般地说，叙述事实时，他的文字流畅，描绘人物、场景或做心理分析时，他笔触细腻，文辞简洁，算得上散文的佳作；有时叙事中他想象丰富，热情奔涌，就连作者本人也感到有的段落富有诗意；有时他笔力雄浑，凝练的笔触，独创的见解使许多段落浑然一体，堪称上乘的杂文，如对小城镇的缅怀，对南方人性格的描绘；叙述中又有说理，这时他结构严谨，层层深入，自成一体，算得上具有逻辑力量的论述文。这样梅勒不仅打破了现实和想象的界限，而且熔散文、诗歌、杂文、报导、评论于一炉，创造了自己的语言风格。

    根据汤姆·沃尔夫的理论，新新闻报导体一般采用以下四种小说手法。

    １．采用新新闻报导体的作家继承巴尔扎克、狄更斯等现实主义大师的手法，着眼于场景的描写，而尽可能不拘泥于历史顺序的叙述。在对一个个场景的描写的基础上展开主题。这样他们便可以以目击者的身份来报导事件，记录当事人的感受和他们的对话。

    只须看一看《夜幕下的大军》第一卷的标题，人们便可以了解诺曼·梅勒是怎样以场景为基础来设计这本书的。三部分的标题体现了作者按时间顺序记述这次反战示威事件，可是他又不拘泥于历史的叙述，而是从一个场景跳到另一个场景地记述事件的发展。三个部分的每一节都集中于一个场景，从梅勒的陋室、自由派的家宴、恩巴萨德影剧院、司法部门前的抗议、教堂前的集会，进而写林肯纪念堂的群众场面、五角大楼前的斗争，最后以对监狱和法庭的记述结束，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２．在描述场景时梅勒力求刻画人物，而刻画人物最好的手法莫过于使用其对话。狄更斯利用对话使人物在读者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梅勒在这本书中也有效地使用了对话。主人公梅勒的无礼、虚荣、矜持的性格以及他的担心、胆怯、矛盾的心情作者都通过对话加以表现。至于评论家麦克唐奈、诗人洛厄尔、政府特派员、与梅勒同时被捕的纳粹分子、左派人物蒂格，以及最后帮助梅勒获释的法官赫斯考普等人物，作者都通过他们自己的讲话来刻画他们的性格特征。当然，这毕竟是一本非虚构小说，对话远不及一般小说多，但作者每用对话必对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有所揭示，如特派员的无能、纳粹分子的敌意、赌场老太对越战的冷漠以及法官的善辩，主要都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话语加以揭示的。

    ３．在描绘场景时，梅勒以第三者的视角进行叙述，让读者进入人物的思维活动，与人物共同经历感情现实（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从而使他们引起感情上的共鸣。梅勒区别人（ｂｅｉｎｇ）与人物（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他认为“一个人物可以从整体上加以掌握，可以清楚地加以了解，而一个人，他的本性在不断地变化”。《夜幕下的大军》通过第三者审时度势，发表议论，抒发感情。通过其视线审视一个个场景。这第三者使主人公不断变化，作者从社会的多样性出发，根据人物在不同的场合扮演的不同的角色，称他为“冥思者”、“畜牲”、“存在主义者”、“历史学家”、“小说家”、“将军”、“参加者”、“主人公”，或者索性叫“梅勒”，这为观察和反映现实提供了多个视角，因而可以使作品获得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效果。

    ４．新新闻报导的另一个艺术方法是描写象征性的细节（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ｄｅｔａｉｌｓ），如手势、习惯、姿态、衣着、对人的态度等等。梅勒在写人物时总是把人物的身材、容貌、肤色、头发、神情、举止、衣着，就连衣服的颜色、衣料的质地都一一做细致入微的描写。主人公梅勒的西服、背心、领带都有交代。女主人客厅中的陈设，墙、地毯、桌布、窗帘的颜色，油画和雕刻品的风格也都在他描写之列。在写场景的细节方面，应该说“巫师和摇滚乐队”一节最为突出。一批企图为五角大楼驱魔的嬉皮士在梅勒的笔下可谓活龙活现。他们的奇装异服，使用的乐器，嘴里哼着的调子，做的动作，所取的姿势都跃然纸上。作者还执意重复他们哼唱的内容，不仅烘托出当时的狂热气氛，也把颓废派的荒谬写得淋漓尽致。

    当然诺曼·梅勒所采用的艺术手法不限于此。内心独白、意识流、视角的变换等手法在这本书中都有体现。在简洁的描述中掺杂着点点滴滴的学识，零零星星的回忆，有时又突然插入对社会的议论，有时又有第三者发出的直接呼语（ａｐｏｓｔｒｏｐｈｅ），甚至还有呻吟、废话、脏话！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在感情上打动读者，在理智上影响读者。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本非虚构小说，从不同的意义上说，它既是历史又是小说。梅勒在一九六七年反战游行之后不久，即在《哈珀》杂志上发表了《夜幕下的大军》。成书时又写了第二卷。第二卷是不是为凑足字数？如果不是，那两卷有何联系？又有何异同？第二卷开头梅勒便交代：“小说家把接力棒交给了历史学家，脸上露出愉快的微笑。”第二卷第六节他又指出：“第一卷显然是披着小说伪装或外衣的历史，或者是表现为小说的历史，而第二卷则是一部用史书风格写成的货真价实的小说。”从这两段话看，作者在第一卷中是作为历史学家用小说的艺术手法写历史；第二卷则作为小说家以写史的方法写小说。说到底梅勒是力求打破历史和小说的界限，他自己也就一身二任。但是紧接上面这段话，他在括号里补充说：“当然，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的人都会继续把第一卷说成小说，而把第二卷说成历史。”这话不无道理。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看法？理由有三：一、第一卷自始至终以主人公的活动为线索展开，从梅勒接到邀请，参加示威，直至被捕入狱。作者在第一卷末尾谈到本书的创作时说“他随即撰写进军五角大楼的历史，但写来写去还是成了他个人这四天的历史”，也就是说第一卷主要是写个人，围绕个人写事件；而第二卷则以整个事件的进程展开。尽管偶尔也提到梅勒，但他不再处在中心位置。如果说作者在描述梅勒进入五角大楼的停车场前还兼顾到整个事件，在梅勒与士兵对峙之后，特别是他被捕之后，注意力已完全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至于整个行动的筹备组织、目的任务、策略运用、各种政治势力的分歧和联盟的可能也不得不在第二卷前五节加以交代，梅勒被捕之后的斗争形势，五角大楼前事态的发展经过，作者也不得不根据各种资料在第二卷中进行阐述，所以第二卷中引用的报刊报导很多。二、第一卷通过第三者的视线描写事件，同时又着眼于写事件对主人公的影响，包括主人公在不同场景中的思想、情绪、联想和议论。尽管作者力求真实，但毕竟是主人公梅勒的亲身感受，因而带有主观色彩。第二卷则是客观的陈述，尤其是前五节基本上是直截了当的叙事，第六节以后大段大段的引证更给人以记载史实的印象。三、在创作方法上第一卷以小说的艺术手法为主，因此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同时并不排斥写史的笔法，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分析一书就没有多少文学上的渲染。第二卷以写史的方法为主，第六节以后开始用小说的方法以期用小说的“显微镜”和“望远镜”修正各种报导造成的“误差”。随后的描写，如几个黑人示威者对一个黑人士兵的奚落，姑娘们以她们特有的方式开展斗争，警官逮捕群众，以楔形队伍驱散示威者等等，都用了小说的手法，但这些描写是为了客观地记述这次示威活动。也许可以这样说，作者在第一卷将光线集中在舞台上的人物身上，第二卷则将整个舞台呈现在观众面前。第一卷是第二卷的准备，第二卷则是第一卷的补充。

    历史和小说，现实和想象，写实和虚构之间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讲有着辩证的联系。虚构不等于臆造，文学中虚构基于现实，而基于现实的虚构又能更真实、更完整地反映现实。古今中外的文学巨著莫不反映了有关的时代，再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一阶级或阶层。阿Ｑ、祥林嫂、麦考贝、盖茨比等人物虽然不是历史人物，但却可以在人们脑子中唤起那一类人的特点，因此具有典型性和真实性。即使这本以小说手法写实的著作也并非没有虚构。赌场老外婆一节从场景到人物，显然都是虚构的，然而却集中反映和批判了美国有闲阶级对越战的冷漠，而这种政治态度和精神状态却是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和历史，虚构和现实，又是交织在一起的。

 

 

三

 

    作家梅勒在这本非虚构小说里究竟向读者阐明了些什么呢？

    先让我们看一看梅勒其人。美国文艺评论家理查德·普伊苗尔认为“梅勒是能拿出作品与福克纳、詹姆士的最佳作品媲美的唯一作家”。但是他离经抗俗，行为奇特，还往往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所以被人称为“文学恐怖主义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甚至“文艺歹徒”（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ｏｕｔｌａｗ）。哲学上他的观点是存在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杂烩，但又怀着悲观情绪支持嬉皮士。政治上他自称是左翼保守派。这些在本书中都有充分反映。在创作的早期，他就发现作家可以写自己的生活。为了创作，他参与生活；而另一方面他力求把他在文学作品中的思想、观点、表现、信仰、希望，以至想象在生活中加以实践。这样，他就把艺术和生活结合了起来，从而成了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同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早在一八三七年埃默森就预见到一种新型的作家，他们既不牺牲自己作品的艺术价值，又能积极投入时代的重大事件并加以评论。诺曼·梅勒希望成为这样一个用他的作品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作家。在生活中以及在作品中他都顽强地表现自己。一九五九年梅勒明确宣布了他“在我们时代的意识领域里进行一场革命”的目标，所以他的作品具有明确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

    《夜幕下的大军》向我们展现了六十年代美国的政治图景。读者在这本书中首先见到的是一股席卷美国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洪流。在这支向五角大楼——美国统治的象征——进军的队伍里，有大学生、嬉皮士、彻底革命者、和平主义者、专家学者、家庭妇女、艺术家等等，尽管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却在反对越战的大旗下采取了声势浩大的同一行动：林肯纪念堂前的集会和五角大楼前的文明抵制行动。诚然，这次行动的目的并不明确，正如作者指出的，“向五角大楼进军是一次模糊不清的事件，其实质性的价值或荒谬之处，十年二十年都难以确定，甚至永远确定不了”，同时这次行动也未必立即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它毕竟检阅了正在觉醒的美国人民的力量和反对侵略战争的决心。与此同时，读者也可以清楚地感到美国统治集团在六十年代所推行的战争政策和侵略行径即使在美国也不得人心。

    《夜幕下的大军》还向读者揭示了美国民主的真相。游行是经过游行的组织者与政府代表反复交涉、对话之后安排的。美国政府为了标榜“民主”，不得不同意示威者集会游行，但前提是不得防碍秩序，于是从集会地点、游行线路、进入五角大楼停车场附近地区的时间以及活动范围都一一作了具体的限制。政府规定游行队伍过波多马克河只能通过阿林顿这座桥，而不能同时通过两座桥，以致数万人的游行队伍发生拥挤紊乱，从而达到涣散其士气的目的；政府还规定示威者不得接近五角大楼，为此，大楼前警备森严，除了原有军警之外，还从外地调来伞兵部队加强把守，严阵以待，结果越过警戒线者皆遭逮捕，示威者惨遭毒打，示威结束时上千人被捕入狱。美国民主如何，由此可见。

    罗伯特·迈内厄指出，梅勒在《夜幕下的大军》中分析了美国社会的政治潮流，向读者展现了六十年代美国的社会现实。六十年代的美国矛盾重重，内外交困，有人甚至用“分崩离析”来加以形容。而这幅动荡不安的政治图景又通过光怪陆离的色彩呈现出来：新左派、反主流文化和嬉皮士的出现，民权运动的高涨，校园危机在全国范围的蔓延，马丁·路德·金的被害，约翰·Ｆ．肯尼迪总统的遇刺……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约翰逊就任之后不断将越南战争升级，引起美国人民强烈的不满。

    本书的书名取自马修斯·阿诺德的诗作《多佛海滩》。这首诗的最后三行为：

        我们犹如身处黑暗笼罩的旷野，

        斗争和逃跑交织成一片混乱与惊怖，

        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互相冲突。

    这几行诗不仅勾画出游行示威的状况，也勾勒出美国政治舞台上的情景。美国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分裂了。左派脱离了工会，新左派的出现，年龄差异和种族不同使左派四分五裂，青年对左派中老一代表示轻蔑，黑人激进分子自行其是，自由派和中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又自有主张，嬉皮士则不愿受任何约束。就拿这次反越战的示威游行来说吧，各种力量的目的和策略各不相同，给组织工作带来了困难，抗议行动开始之后，矛盾就暴露了出来。所有的黑人都撤离了在林肯纪念堂前的集会，在华盛顿自行组织游行；在监狱里革命者蒂格谴责游行组织者“禁锢游行示威的潜在革命力量”，“德林杰错过了大好时机，没有动员真正的斗士”，“目标不明确，计划不周全，因而未获得什么效果”，而主人公梅勒认为“蒂格的话颇有些道理”。在五角大楼面前，颓废派荒唐的驱魔仪式，突击队在盲目进攻受挫后的惊慌逃跑，示威人群在军警楔形队阵冲击下的溃散，确实“交织成一片混乱与惊怖”。

    《夜幕下的大军》体现了梅勒多年来审察美国的结果。正如迈内厄指出的，在写作中“梅勒所关注的是对事件做出解释并发现它的意义”。作者不仅在读者面前展现美国的现实，而且还提供细致的分析和解释。美国为什么发动侵越战争，梅勒做了自己的解释：“基督教的信仰和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心神不定，精神分裂。”他说：“对于基督教神秘的喜爱与对一切神秘的冷漠使这个国家处于一种抑制性的精神分裂状态之中，病情之重以致只有越南战争的残暴行径才能暂时加以治疗。”在多年研究美国弊病之后，梅勒“得出了更为悲哀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超出了越南战争。他逐渐认识到美国失去了理智”，已经陷于一种狂热之中。他以嘲弄主人公梅勒的手法嘲弄当权者的代表约翰逊总统，而且不断地谴责“公司王国”和“技术王国”的技术官僚的统治。一方面他憎恶集权主义，视其为洪水，侵袭着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对付集权主义的唯一办法是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到头来又会使集权主义得到加强。“这两种选择所呈现的阴暗前景”体现了“牢房里的阴郁气氛”。“死神像烟雾一样笼罩着美国。”在这种悲观的情绪中梅勒展望了美国的未来。“可怕的分娩期到了……她（指美国）会生下什么来呢？——是世界上迄今最为可怕的极权主义政权……”，也许“能够产下一个属于新世界的婴儿，一个智勇双全，既刚强又多情的孩子来”。这道出了美国人民的恐惧和希望。

    梅勒是一位深入生活，善于观察的作家。他通过对反越战游行示威的描写，进行了两个层次的分析：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美国民主的实质以及六十年代美国进步政治力量四分五裂的状况；美国“失去理智”，“精神分裂”以及发动越南战争的原因。这些都不能不说是这本书的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