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棱镜里的复仇——《清道夫》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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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建 波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复仇母题源远流长,大凡不外乎明暗两种,明的是当面锣当面鼓;暗的是玩弄阴谋诡计。明的以决斗为典型。决斗在欧洲蔚然成风是由于法国国王与西班牙国王率先垂范,于1528年曾声言要行决斗。不过西方文学中的复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迂回暗斗。暗斗复仇是西方经典传统,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一般不当面厮打复仇,他们(尤其是她们)通过操纵人类的战争以使对手不悦。当人类有意停战的时候,他们会想方设法让一方的箭手向对方放冷箭,重挑战事,颇有点不择手段。不少西方传世之作都与复仇有关:《哈姆莱特》、《麦克白》、《基督山恩仇记》等等。

    多伊特曼的《清道夫》所写的正是这个古老的传统话题——复仇。其中主要的复仇线索是:加兰兹,这个被美军遗弃在越南丛林的“海豹”,向他认为是宿敌的舍曼少将进行复仇。虽是通俗小说,《清道夫》的复仇母题还是扎根于西方文学的传统,轻松中有其沉甸甸的内含。加兰兹(即“清道夫”)继承了自希腊神话以来迂回复仇的传统模式,与圣经文学中的撒旦共性颇多。约翰·弥尔顿在他的长诗《失乐园》中对撒旦进行了生动的描写:撒旦因对上帝处事不满而率众造反,被上帝之子用“掌心雷”打入地狱,撒旦身居地狱仍处心积虑,图谋复仇,最终想出绝招:让上帝喜爱的人类——亚当与夏娃——背叛上帝,以令上帝心碎。摧毁宿敌舍曼生活中所喜悦的一切也是加兰兹的基本复仇策略。加兰兹得手和未得手的凶杀计划主要是针对两男两女的,即果真被杀死的舍曼的“女朋友”和舍曼的恩主盖伦、遇大难而不死且可能终成眷属的“火车”和卡伦。从圣经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不妨说这两类受害人是变了形的亚当和夏娃。从受害人的性别搭配设置中,似乎也看得出作者受西方文学传统中撒旦式复仇母题的影响之深。

    有人说,西方人的思维是以数学为基础的。西方的复仇母题中,乐趣多得于过程,复仇者往往窃悦于时间的精密计算、计划之周密圆满。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犹犹豫豫,行动欠果敢,他的复仇似乎计划性不强。不过,即使如此,他的犹豫中却也含有审时度势的成分。当篡夺父位的叔父独自一人祈祷的时候,哈姆莱特本可一剑结果了他的性命,但哈姆莱特心中暗算一番,却发现此时下手不妥,因为他叔父死于祈祷之时可能得进天堂。加兰兹也是精于计算的大师,他一方面尽量拉长舍曼经受复仇恐惧和丧亲苦痛的时间,另一方面在这一拉长的时间数轴上间隔有序地排列上凶杀和恫吓。对付卡伦和“火车”,加兰兹的计算可谓周密,似乎只是二人造化大、运气好,才幸免于难。例如卡伦和“火车”被困在翻倒的汽车里,加兰兹将点燃的烟头用线吊在车尾,按照计算,烟头烧断线时,从油箱内流出的汽油也恰可在车尾汇积成潭。而且似乎加兰兹也计算出了“火车”和卡伦从车内挣扎出来的时间,为了确保烟头点燃汽油时两位仍在汽车近旁,他又及时地拨打了他们的汽车电话。

    不过,加兰兹的复仇方法中有更多的预设战场成分,而预设战场,不仅需要数学思维,似乎更需要空间想像。尤其在“蛇山”双方短兵相接那一幕,加兰兹陷阱细布,不仅将激光致晕武器布置精巧,而且还心机煞费,将上山的路上摆满电子响尾蛇。虽有变形,但人们仍可感觉到,加兰兹是在模仿越南人的丛林战术。

    说到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越南战争,人们不禁会想起发生在美国轰轰烈烈的反战示威。当时的示威活动有很大成分是针对五角大楼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5万示威者挺进五角大楼:也曾有位示威者在五角大楼窗外自焚身亡。人们普遍认为五角大楼是将美国卷入战火的罪魁祸首。值得注意的是,《清道夫》复仇母题的表层对立面是所谓越战中的“战斗失踪人员”和身为五角大楼将军的舍曼,而深层次的或言实质上的对立却应当说是参加过越战者及其家庭与五角大楼的对立。其中蕴含着美国本国的越战受害人对美国政府的声讨。

    加兰兹是越战受害人。他在越南丛林中执行任务后试图搭乘舍曼指挥的接应快艇撤退,接应快艇不小心触发地雷。在火光中,舍曼与近岸水中的加兰兹四目相对。由于危险太大,舍曼撇下加兰兹,急令返航。同样因为太危险,军方取消了后续接应计划,致使加兰兹历尽磨难。为了掩盖这一丑行,军方于1968年正式将加兰兹列为“战斗失踪人员”;为了掩盖这一丑行,五角大楼的高官企图修改原始文件。这一切实为美国政府在越战期间睁眼说瞎话、欺骗美国人民的写照。在美国卷入越战初期,肯尼迪有令:对美军在越战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予张扬。因此,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国人称,在越的美国士兵仅“当顾问”。而实际上当时美军已卷入战火,他们的伤亡事出无名,成为冤鬼。其情状与加兰兹的遭遇颇为相似。

    舍曼也是越战的受害者。舍曼接应加兰兹未果,曾向上司报告他看到了等在岸边的加兰兹。但是上司担心再度损兵折将影响自己的军旅记录,便隐瞒了舍曼的报告,不再做出接应加兰兹的安排。加兰兹不知内情,对舍曼仇恨倍增,并在复仇过程中使舍曼的儿子彻底堕落,还杀死了与舍曼亲近的“女朋友”和盖伦。同时,也可以说,舍曼是五角大楼的受害者。他所受的残害体现为他本人沦为军队的机器,一味谋求升迁,置家庭于不顾,终致家破人残,妻离子散。值得注意的是,舍曼的头脑还算清醒,他似乎无意向加兰兹复仇,而是不断地表示自己的悔恨。如果说舍曼对这一切有什么复仇举动的话,当数他在五角大楼用剪刀将自己的军官证件剪个粉碎,对五角大楼表示了自己的蔑视和愤怒。

    在舍曼身上有小说作者多伊特曼的影子。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多伊特曼的身世便一清二楚.T.多伊特曼1941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父亲是海军军官,多伊特曼小时候,全家时常随父亲驻地的变更而迁居。1959年,他进了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1963年毕业后获得军官任命,被派往太平洋舰队。他在多艘驱逐舰上服过役、当过指挥官,也曾像小说《清道夫》中的舍曼一样,指挥炮艇在越南的河汊中逡巡。后来他在华盛顿大学读完研究生课程。而且同舍曼一样,他也曾在五角大楼工作过。他的陆地海军生涯包括四次到五角大楼任政治军事专家。他军中的最后一个职位是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属下的一个军控谈判小组负责人。退役以后,他一度在联邦航空总局工作,后迁居佐治亚,专事写作,主要作品有《清道夫》、《别无选择》、《官方特权》、《荣誉边缘》、《海中之蝎》,最近又有新作《火车人》问世。

    细读《清道夫》,读者会感觉到,多伊特曼在快艇细节和五角大楼的结构布局方面着墨颇多,如数家珍。这是因为这些描写来自他的生活。同时还应当看到,加兰兹以及舍曼对越战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自己的感受。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多伊特曼详细地谈到了这种感受/SPAN>

    越战期间,我只是一名下级军官,像其他下级军官一样,我弄不清美国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与其说这是一场计划失误的战争,还不如说是一场实施糟糕的战争。在西方和苏联进行冷战的整个过程中,越南战争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败……这种失败是一代傲慢自负而又天真无知的政客造成的。这帮政客自以为可以将数字统计运用于战争,结果到了战争末期,造成一片混乱。作为职业军官,我并不反对越南战争本身,我反对的是对战争的瞎指挥,即一帮自负无知的文职官员漫不经心地瞎指挥,其代表人物就是那个自己也供认不讳的登峰造极的自负傻瓜——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的惨败有最高层军官的辅佐和纵容,因为这些军官更珍视自己的职位而不是真理。而这正是我所有军事题材小说所致力于体现的主题。

    透过描写美国国防部和参联会成员的措辞,作者的愤懑跃然纸上。似乎可以说在加兰兹和舍曼的复仇怒火中也有作者的一份。

    加兰兹的遭遇原本有其值得同情的一面。然而他的复仇从一开始就找错了对象。舍曼对他的苦难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并不是冤头债主。而且他滥杀无辜,残害单纯的舍曼之子。这就使他从受害人的角色转化为恶魔的形象。他的残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要给舍曼剖腹,用舍曼自己的肠子将其勒死;他要挖出舍曼的眼珠,在神经还连着的时候,让舍曼自己吃下去,等等。这种残忍来自于他对以舍曼为代表的军方的仇恨,而且似乎也从反面揭示了战争机器对人性的严重扭曲,反映了越战中的残忍和战争的丑恶。

    对舍曼恨之入骨的不仅是加兰兹,舍曼的儿子杰克也恨不得将其父碎尸万段。杰克是越战老兵后代的化身。而舍曼和加兰兹则是父辈的化身。舍曼是一类越战老兵的代表,他们受战争机器驱使,或者阵亡,或者失踪,即使像舍曼一样幸存下来,也无暇顾家,形同乌有,母亲不堪夫与子的双重精神折磨酗酒成性,在这样的家庭里,杰克从小就畸形发展。杰克后来认加兰兹为父,这就写圆了越战老兵后代的典型生活环境。加兰兹是另一类越南老兵的代表。他们在战争中精神变态,嗜血成性,回到和平环境,凶残有加,并将残忍和仇杀影响传授给了下一代。杰克的堕落相让人觉得他不无理由向舍曼复仇。他的复仇形似滑稽,实则意义幽远,这是越战罪行的历史性回响,不由令人深思。

    根据小说人物的分类,舍曼算是《清道夫》中惟一的一位“圆形”人物,即与一成不变的“扁形人物”相对的、多面的、有发展变化的人物。舍曼是多面的,他的一面是标准的军官,一意为军方效劳,谋求高升;另一面却不乏人性,常在周末去探视成为植物人的前妻,病床前面,喃喃忏悔,令观者唏嘘。小说将军方利益与家庭相对立,家庭因此成了真与善的象征,家庭的悲剧是对军方残害真与善的揭露。而舍曼作为小说人物的发展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他决心抛弃五角大楼,响应家庭的呼唤。

    在小说结构中,有四条复仇线索交织发展。三条是有形的,构成三维世界。它们分别是加兰兹针对舍曼的复仇、杰克针对父亲的复仇以及舍曼针对五角大楼的“复仇”。而作者本人的复仇潜意识则弥漫于人物、情节及各要素的关系之中,形成第四维。无论是加兰兹、杰克、舍曼还是作者本人的复仇,都是从侦探的角度来展现的。也就是说用来衬托小说复仇母题的是侦探故事。美国著名评论家沃伦·弗伦奇在评论福克纳的侦探小说时曾指出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比普通侦探小说的见长之处:一是福克纳小说不仅仅给读者讲故事,而是让读者加入案情分析;二是福克纳“也在思索某种社会现实”。这两种优点似乎也都存在于《清道夫》。至于小说中关于“某种社会现实”的思考,前面的分析已揭示了大概。而要谈及让读者加入案情分析的问题恐需对作品的写作特点稍加分析。

    多伊特曼在给笔者的信中称:“我在小说写作的技巧方面不曾有意识追求全新和独一无二的东西,我所使用的技巧基本上属于现代悬念小说的技巧。”《清道夫》长于制造悬念,而这种悬念是邀请读者参与猜测和分析的悬念。为此,作者一是采取了摆迷魂阵的手法。“火车”人高马大,武艺高强,但似乎心胸不宽,嫉妒心挺强。他对卡伦与舍曼频繁接触醋意大发,因此作者便顺理成章地让他扮演了摆迷魂阵的角色。“火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坚持认为:舍曼是真正的凶手,只是为了混淆视听,舍曼才编出加兰兹的故事。“火车”对这一点的分析头头是道,令读者对舍曼是否清白顿生疑窦。等舍曼的儿子出现之后,“火车”又大摆迷魂阵,认为几次凶杀只不过是其儿子所为。“火车”和卡伦两位案件调查人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迫使读者介入分析评判。多伊特曼邀请读者介入分析的另一个技巧是奇出平凡。例如卡伦、“火车”和警长麦克奈尔到圣·玛莎收容中心看过舍曼的前妻之后驱车离去,一辆样子像警车的汽车跟在后面。不仅卡伦和“火车”,哪一位读者也会认为那是麦克奈尔的坐车。可后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那是一辆经过伪装、里面坐着杀手的汽车,结果是卡伦和“火车”险些丧命。这种令人惊奇的转折诱使读者不断分析每一个平凡的情节,预测后面是否会出现离奇惊心的突变。

    卡伦和“火车”虽历经风险,但仍然毫毛无损地将案情侦察得水落石出,而且两人大有可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似乎结局挺圆满。但是从复仇的角度来看,结局是悲剧式的。“只有神仙才有可能圆满完成复仇,”多伊特曼在给笔者的信中写道,“而人类尝试复仇的损失则往往比其伤害的对象还惨重。沉溺于复仇的人靠复仇而生存。一旦完成复仇的行动,他的心理动力便不复存在,他便一无所有。在西方传统中有一条古训:复仇等于被剥夺。这便是我为什么让加兰兹活下来的原因。这是对他的惩罚:让他活下来咀嚼自己的失败。”(作者称,让加兰兹活下来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拟写的作品中还要用到这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