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溃疡的异化区
吉 琛
《虎口》是一部畅销小说。1996年由俄罗斯“大舰队”出版社作为“祖国侦探小说丛书”中的一本出版,名为《虐淫者的情妇》。小说发表后即有《图书评论》采访作者并发表采访记,《文学俄罗斯》也发表了评论。1998年小说修改后,又由“埃克斯莫”出版社列入“俄罗斯畅销小说丛书”出版,更名为《虎口》。据作者告知,现又有“ACT”出版社注意到小说的流行,要求作者扩大篇幅再出新版。在出版业市场化、书刊竞争激烈的俄罗斯出版社竞相出版此小说,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这是一部受欢迎的畅销小说。
这是一部犯罪小说。作品叙述了刑事探长安东·科瓦利因侦破几起连续凶杀年轻女性案而涉及到黑手党的罪恶活动,最终铲除了黑手党教父谢米亚尼诺夫。如这类小说通常描绘的那样,小说里充满了流血和暴力,形形色色的丑恶景象,同时也塑造了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孤胆英雄,结尾则是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作为侦探小说,情节曲折,紧凑入扣,揭露的罪恶触目惊心。
但是《虎口》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犯罪小说和侦探小说。确切些说,在“犯罪小说”和“侦探小说”的形式下,小说包容了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内容,有着严肃的现实意义。正如《黑手党正走向政权》一文中指出的,“在这种体裁中最准确地反映了目前在俄罗斯发生的那些过程。”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究竟是一种什么社会状况?这一点也许是许多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经常提出的问题。《虎口》虽然没有从正面来描绘俄罗斯社会的面貌,却从刑事犯罪的角度向人们展示了当今俄罗斯社会的某些侧面。
犯罪活动猖獗是这个社会的侧面之一。这里有虐淫狂的凶杀,更有黑手党的谋杀;有淫乱、虐淫,更有拐骗少女,卖买美色;有贩毒,更有制毒;有把人任意残害,取其活器官出售;有非法武装、私设牢狱;有……犯罪门类之多,手段之恶劣,是平常人所难以想像的,也是令人发指的。小说中有一句话为当今俄罗斯社会的犯罪现象作了概括:“整个俄罗斯已经像长满溃疡一般布满了这样的背离法律、精神、道德的异化区。”这并非是作者的杜撰。作者在给译者的信中强调指出,“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建筑在现实的事实基础上的。”诸如虐淫狂西古恩就是以长期在莫斯科州进行犯罪活动的里亚霍夫斯基为原型的。
苏联解体才不过七年,为什么犯罪活动会如此猖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就是在解体前苏联社会也已经遍布脓疮了。作者揭示了早在安德罗波夫当政年代,为了追求90%—100%的虚假的破案率,公安部门就只能报喜不报忧,隐瞒报案数,许多案件就不能或只能半地下进行侦查。小说里安东·科瓦利侦查的几起凶杀案就是属于此种情况。这样,自然无法有效地打击犯罪活动,长久以来就造成了一个隐性的犯罪社会。其次,政界、金融界、社会的精华中有许多人犯有刑事罪、经济罪、政治罪,这些人如今身居社会上层,他们自身犯了罪,又怕被揭露,一旦发现有被揭露的危险,立即就罗织罪名,轻者把人打发得远远的,重者置人于死地。小说里描写的正是这样的事实。被米努欣用摄像机偷摄下来的男女淫乱者中,有的是在电视上向公众发表讲话的人,有的则是上层人物的子女。谢米亚尼诺夫正是发现自己女儿也在其中,怕被揭露,就先是谋害了米努欣,继而加害于掌握录像带的安东·科瓦利。在这样的背景下,犯罪活动怎么能得到遏制?再有,打击犯罪活动的警察队伍又怎样呢?小说主人公说了这样的话:“有些人在把自己做买卖,有的人在斗争,有的人在牺牲。”斯多布诺夫作为内务部的将军本应领导与犯罪活动作斗争的警察队伍,可是他却成了掩护罪恶,听命于黑手党的帮凶,而原来曾经领导过与犯罪团伙作斗争的谢米亚尼诺夫及巴库洛夫都变成了作恶多端的罪魁祸首。而保持着良知的安东·科瓦利又显得多么势单力薄呀!小说描写的状况正是现实的写照。有了上述种种原因,犯罪活动猖獗也就不足为怪了。
黑手党势力嚣张是小说揭露的另一个侧面。这一点也不是危言耸听。1996年第46期俄罗斯《星火》杂志曾刊登过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最有影响的前二十名犯罪头目和“合法窃贼”在全世界分布的一览表,由此表可见俄罗斯的黑手党不仅横行俄罗斯、独联体,而且遍及全世界。以索恩采沃犯罪集团为例,它吞并了三百多个犯罪团伙,拥有伏尔加汽车制造厂、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波兰、捷克、匈牙利、奥地利、德国、法国、意大利北部、纽约、佛罗里达、旧金山、希腊、塞浦罗斯、加内里群岛等势力范围。他们的战斗队员十七至四十岁。据俄罗斯反集团犯罪局负责人说,俄罗斯黑手党的触角伸向的国家不少于十四个。在那里他们完全是合法的,很多人是商行、大银行的合伙注册人。在国内刑事犯罪的首领们都有直接进入州行政部门的门路,而在国外则与当地的黑手党联合起来。意大利反黑手党事务顾问就曾公开宣称,“意大利和俄罗斯的黑手党在武器、毒品交易以及外币业务中联合得越来越紧密。”这一切在小说里得到了真实的反映。种种罪恶活动正源自于黑手党,可以说,他们无恶不作。尤其危险的是,他们有自己的武装,有侦察队、反侦察队、战斗队、总司令部,这些武装人员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他们的首领则都曾经是前苏联克格勃的高级特工、警察部队的干警。过去干特工的经验使他们形成了具有严密组织、严格纪律、严酷手段的黑社会。这使他们有很强的社会渗透力。正如小说里说的,“黑手党控制着生活的所有领域。”黑手党之所以能这么骄横恣行,是因为他们披着合法公司的外衣,聚敛着罪恶的资本,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还因为他们凭借过去的工作关系,与现今仍在官方任职的高级官员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高级官员成为他们的保护伞。小说中谢米亚尼诺夫手中可利用的一张牌就是内务部将军斯多布诺夫,这位黑手党教父甚至有时还陪总统喝茶。在作者看来,黑手党和被收买的官方上层人物的结合并竭力想获取权力,这正成为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过程。
作者在给译者的信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使整个全民所有制崩溃的私有化进程,大概,必然产生这样的毁灭性过程。犯罪资本合法了……上层被收买了,也就是说,与社会的犯罪分子紧密结合起来了。这些过程当然早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就已开始了。几十年来国内建立起供地下黑生意的工业。基本上生产日常用品(衣服、鞋子及其他用品)的许多工厂建起来了,同时这些厂背着国家也生产其他产品。这就是说,当时法律机关,权力机构,党和苏维埃高级官员都掩盖了这种黑色经济。他们都必须使自己的生意合法化。黑色经济的利润是巨大的。通过收买和贿赂,一方面是半刑事犯罪分子,另一方面是首都的高级官员,因为共同的利益而渐渐联系起来。这一切为犯罪社会创造了异常有利的土壤,刑事和半刑事犯罪分子开始在生意、生产、贸易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在我们国家犯罪资本和犯罪分子急欲攫取政权,我认为这是未来最大的危险。”
也许因为受到侦探小说的限制,小说未能明确地揭示黑社会产生的这种背景以及它与上层官员结合起来攫取政权这一本质,但是作品毕竟使我们对黑手党在当今俄罗斯社会中的作用有了具体感性的认识。虽然小说中谢米亚尼诺夫、巴库洛夫以及斯多布诺夫都死了,可是现实生活中黑手党依然存在并扮演着它的角色,这不能不让善良的读者为俄罗斯的命运忧虑。
除了描写上述现象,作者还通过人物之口对当今俄罗斯社会的改革也发表了不少议论,诸如“俄罗斯的向市场过渡好像是向另一种生活,即西方生活过渡,在贿赂成风、苛捐杂税横行的国家里会有什么样的市场?”“总统与议会矛盾不是为俄罗斯,不是为人民,”“无政府、骚乱、群众性牺牲,迟早会导致冲突、流血事件,”“美国恐怖片成了我们改革的象征。凶杀、残酷不再引起人们的震惊,”“我们生活在暴力的社会里,我们的社会崇尚暴力,”等。这些议论同样为我们补充了这个社会的画面。
小说向我们描绘的一个个侧面,常常使我想到过去揭露的资本主义的罪恶世界,今日的俄罗斯正是这种写照,这不能不是一种悲哀,也不能不令人震惊。
在小说第一版里,主人公安东·科瓦利在与黑手党交锋中不幸牺牲。作家在新版中作了修改。安东·科瓦利虽然被打瞎了一只眼,遍体鳞伤,但是他活下来了,而且深信将开始另一种新的生活。这样的改动自然是作者的一种希望寄托。因为作者相信,“依靠人民中的健康力量和政府的积极决策,这种危机很快将被克服。”安东·科瓦利虽然不是那种高大的英雄形象,但他是一个现实的斗士,代表的正是人民中的健康力量,还有娜塔莎、巴图林、索科洛夫……
最后,感谢安德列·瓦西里耶维奇的信任,主动把作品寄给我,让我翻译。在理解作品和翻译过程中又给了我具体的帮助。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原是科学副博士,数学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有关电动力学、电磁相容性的文章,同时他又是作家,发表过《困难的范畴》、《最后的区间》、《是变革的时候了》、《瘟疫》。苏联解体后他开始侦探、犯罪小说的创作,因为他觉得在这种形式的小说中“最好不过地反映出目前俄罗斯经历的激烈动荡、骚乱不安,但又使人极感兴趣的时代。”他已经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