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初本真人性的回归

刘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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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袤无垠的非洲大草原与原始森林的交界处，栖息着原人群落。美国年轻的考古学家凯恩·劳德和肯尼亚考古学家盖利·盖厄米那在一次考察活动中不期而遇地发现了一位原人男孩的脚印，进而又找到了原人存在的确凿证据。回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之后，他们对原人的好奇心萦绕不散。不久之后，凯恩只身回到了道格拉尼大草原。从此，美国作家佩特鲁·波佩斯库的《接近亚当》这部小说带着读者连同凯恩开始了一次寻访和走近神秘原始人群部落的旅程。

    但就在凯恩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次科学考察活动时，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出于纯科学探索动机的考察活动卷入了一场利害冲突之中。于是非洲的原始大草原和茂密森林从此失去了往昔物竞天择的自然生态境况，被争名逐利的人境喧嚣扰乱了，变成了善恶争斗的角斗场。随着情节的发展，这部小说一步步从三个生存界面对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的本性进行了剖析和反省。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是由猴子、猩猩、猿人、类人猿逐步从低级到高级进化而来的。这种逐级进化的理论表明，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其自身拥有一种优于他类的优越感，但几千年漫长的人类历史却充斥着争战、阴谋、欺诈以及非人性、反人性的族类间的厮杀，远远比不上在自然生态环境下栖息、生存和繁衍的动物类。凯恩身为科学家并未单纯从科学的宏观角度审视、观察这些栖居在原始环境中的“亚当们”，而是怀揣着一种自然的亲和力试图走近他们。这种对他们的认同倾向驱使他融入他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当代人类与原始人种之间有三类接触方式。第一类是通过对古人类化石的挖掘，在地质化石层中去对原始人类寻踪觅迹，对古人类进行纯科学意义上的考察研究，其中不乏大量的推断与猜测。当代人类大多都局限在这一层面上的接触。第二类接触则是寻觅到了原始人种遗留下来、仍然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原始部落踪迹，但没有进行面对面的接触。《接近亚当》这部小说的开篇就叙述了这两类接触。凯恩和盖利在进行考古活动时，他们乘坐的飞机遇到巨大气流的冲击，在剧烈的颠簸中凯恩拍下了在一道马乌山山脊上的原始人脚印。迫降之后，他们又发现了原人的头骨化石。如果说这些还属于第一类接触的话，那么当凯恩独自一人去打猎时发现了一个小孩刚踩过的脚印，并且断定有原人活动时，第二类接触则开始了，即他开始掌握了当代原人的踪迹。这意味着人类只能通过原始人骨化石研究原人的方式将会得到革命性的改变；人类与原人的第二类接触证明了原人活化石的存在，为科学家更有效地研究原人，切近原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但是正当凯恩的科学梦想快要实现的时候，一股以肯尼亚化石馆馆长安德森为首的、打着科学幌子的恶势力介入了进来，打破了他的梦想。幸运的是，凯恩九死一生，意外地融入了原人群落之中，开始与原人进行第三类接触——即一起生活。

    在身处道格拉尼大草原与原人度过的日子里，凯恩渐渐地感到这块蛮荒原始的草原是一块存在着真人性和真人情的地方。虽然人间尘世的阴谋魔爪仍然到此追杀他，但他逃脱了魔掌，被原人男孩“长脚趾”引入了鸿蒙未辟、蛮荒无际的原始人境。这时，凯恩的生存境地让他抛开了一堆堆所谓文明社会里的虚妄概念，单单纯纯生活在原始界，在这里寻找和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去经历一次从社会人到自然人的历程，亦即一次人性纯化的过程。凯恩这位被社会俗世濡染的人，重新回到了人类发展初期“亚当”的生存状态，去经受一次异乎寻常的人性洗礼与归化。

    原人男孩“长脚趾”帮助凯恩脱离险境、进入原始人境后，他们俩开始朝夕相处，一同面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与神奇。他们这种当代人与原人的关系使人联想到英国作家笛福  小说《鲁宾逊漂流记》中的鲁宾逊和“星期五”的关系。鲁宾逊完全是以一名殖民者的形象和意识接近、利用进而控制“星期五”。从他为这位土著人起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星期五”这个字眼就纯粹属于文明社会的概念。这种命名权的被剥夺和名字的强加则是这位土著人失去自主的表现，自然而然地沦为了殖民者的仆从，成为殖民者们奴役与压榨的对象。而凯恩则以全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原人。他利用原人男孩身体上的某一特征来为他命名。进入原人部落群后，他又用肯尼亚的土著语“尼阿乌”为原人女头领起名。这表明他是以科学家的身份即客观冷静却又不乏良知地出现在原人的眼前，并非出于自私功利的目的，也决无惊扰与破坏原人们的生存环境之意。当他被引领进原人群落时，则表现出一种对原人群体的亲和力和融入倾向。他的科学考察目的此时已全然淡化了，他已从冷眼旁观的科学家身份过渡为亲身经历原人生活的体验者身份，去仔细“聆听”男孩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

    一个在被各式各样话语淹没的社会里生活已久的人，来到这个只有鸟鸣狮吼而没有人的聒噪的自然界，凯恩感到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美妙与神奇。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名言“是话在说人，而不是人在说话”，向人类社会提出了富有哲理的警示。人在话语面前失去了自主，更受到权力话语的制约。当凯恩面对这位“长脚趾”原人男孩时，人与话语的关系获得了一次全新的调整。现代社会中扭曲人、压抑人、异化人的饶舌话语被打压下去，那些肢体的、表情的非语言表达形式成了他们俩交流的方式。凯恩“亲眼目睹了出现在这位稚童脸上的各种表情：好奇、犹豫、怀疑、肯定、果敢，还有期盼”。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人往往身不由己地被界定在强制施令与被迫受气的话语关系之中，而凯恩与“长脚趾”之间则转成了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不受渗透了权力的现代话语的约束，相互平视对方、观察对方和接近对方，达到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理想境地。就这样，凯恩渐渐喜欢上了“长脚趾”，并且闯进了他的童年生活，这种亲和感“难以言传，它来自远比思想和语言深遂的脑海深处”。这种难以言传的脑海深处的感受正是人的原初本真人性，它体现在人类发展阶段的临界区间——介于类人猿与原人阶段，既富有人的灵性，又不失猿的自然性。它经过漫长人类社会的沧桑、侵蚀，退隐到人的内心深处，渗入到了人的潜意识中。人们对它业已懵懂不晓，只有在图腾、祭礼中才能寻觅到它的遗迹残存。但是凯恩的这种嵌入意识深处的原初感受经过男孩的催化被激发了出来，尽管它难以言传，却仍保有原初的本真。凯恩对这种人性回忆的向往甚至使他认为“他与盖利多年的友谊，以及和茵卡亲密的时光，在这片充满敌意、与世隔绝的世界里是多余的”。这说明凯恩已全然浸润在这种纯本真人性的境界当中，乐不思返了。

    《接近亚当》的作者为了表现人类在初始阶段的本真状态，特意选取富有童真的男孩“长脚趾”和富有母性的原始部族女首领“尼阿乌”来进行描述。孩童的纯真和女人的母性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这个人性被异化的技术时代里，这两者显得弥足珍贵。即将进入２１世纪的人类借助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周围世界以及自身在科学层面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解和阐释，而在人性层面上却不断被诸多困惑和尴尬所包围。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这是与人类自私本性的极度膨胀和对本真人性的悖离等遭破坏的人文生态相同步的。在这种人文生态环境中，《圣经》中的亚当作为人类男性的原型，成了人类向往的本真人性的化身。男孩“长脚趾”和原人女头领“尼阿乌”则是这种本真人性的具化。凯恩走近“亚当”，也就是走近以这两位男性与女性原人为代表的原始群落。这样他们就成了凯恩映照自身的两面镜子。他在“长脚趾”身上找回了人类久违了的纯真无邪，而在“尼阿乌”身上体会到了伟大的母性和女性魅力。当他进入原人部落之后，他被原人们剥光了衣服，一丝不挂，毫无遮挡，连“亚当”身上的遮羞叶都没有。这意味着大脑中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他在人性层面上已归化成了人类祖先“亚当”，也意味着他在意识和生理上认同了原人。凯恩在与“长脚趾”共处时，经历了一次从未有过的生命体验。在这种原始状态下，现代人的时间概念消失了，没有了时、分、秒的时间单位，而是只分为安全时分和危险时分，即追赶猎物时和被猎物追赶时。至于空间概念，“长脚趾”的头脑中则只存在三维的现实世界，不会理解诸如画画类的二维世界。从符号学意义上讲，他头脑中没有符号的能指概念，而只有所指概念，画（能指）与所画之物（所指）是完全统一的。在他看来画是毫无意义和用处的。而现代人则把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分离了出来，人们迷恋着空乏的能指符。于是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它们原本的实在性。难怪凯恩会惊诧地感叹到：“好聪明的一个原人男孩，既然有一把真刀，还要有一个不能拿又不能用的图画有什么用？”在被虚妄符号淹没的世界里，人们为着虚无的、无意义的事物争斗着，产生了诸如贪婪、阴谋、欺诈、虚伪等一个个空洞的字眼，人们在为此无聊而徒劳地奔走着。现代人类的这种自缚行为把几千年发展起来的文明变成了一座监狱，失去了洪荒野地的开阔自由。“长脚趾”则为凯恩提供了一把重新回归自由空间的钥匙。

    从某种意义上讲，男性身份必须通过女性来成全。如果说凯恩通过“长脚趾”对自我进行男性层面观照的话，那么通过原人女头领“尼阿乌”进行的更多则是女性层面上的观照。《周易》上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句话揭示了世界与生命的本源，说明世界原本就是由天地、乾坤、阴阳、雌雄、男女自然化构而成。在凯恩眼中，女性原人“尼阿乌”的性欲望的表达和实施正是这句话的具体体现。它们摆脱了诸如概念、范畴、推理、逻辑、法规、禁忌的束缚、实现了对“基因欲望”的本能而又淋漓尽致的发挥。从“示爱”到“做爱”，原人们发乎性情而并不关乎礼仪，决无半点世俗功利的算计与矫情，是一种自发的欲望流程。尽管“尼阿乌”多次向凯恩示“爱”而凯恩没有接受，他的情感世界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启发和净化，使他与茵卡之间的爱更加纯厚深切。

    在作者铺排凯恩的原始生存界面的同时，还交叉叙述了文明社会恶性发展的产物安德森之流的另一种生存界面。安德森不择手段，千万百计想找到原始人物种，以求沽名钓誉。他先后杀死了享德里杰斯、哈科萨、兰德尔等人，并且企图勾结跨国资本势力垄断对肯尼亚原人的“学术研究”，进而扰乱整个人类的物种秩序。以他为中心的情节线索与凯恩的原始生活构成了一组二元对立项，以凯恩为代表的向善的力量与以安德森为代表向恶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张力场。作者对这两个生存界面进行了交叉叙述和铺陈，使两者得以互相衬比、推动。此外，作者还对凯恩的好友盖利进行了第三种生存界面上的描述。这位肯尼亚玛萨伊族地质学家不得不在科学与政治两者之间做出定夺，前者是本人意愿，而后者则是父命。政治其实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父权社会的产物。在这种社会中，像以“尼阿乌”为头领的那种母亲社会中的本真业已丧失，人性遭到玷污，父性亦即强权，使得像盖利这种怀有科学抱负的人无所适从，产生了现代大多数人所具有的生存困惑。这表明现代人正受到善恶真伪等各种悖向力量的撕扯，在这一生存界面上的人性早已陷入了两难处境。当人类逐渐意识到那种初始的本真人性渐被弱化、淡忘、扭曲，甚至遭到灭顶之灾，从而造成人类处境维艰、危机四伏，需要反躬自省的时候，不免会发出些许怀旧之感。《接近亚当》中弥漫着这种世纪末心态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