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者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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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家约瑟夫·海勒经常讥讽美国总统候选人，说他们最重要的素质是能够当选，其他一切都是次要。艾森豪威尔就留下一个传闻:1952年1月他入主白宫时，站在办公桌前举目四顾，自言自语：“好了，我现在该做些什么呢？”传闻难辨真假，但局外人完全有理有怀疑他们的财大气粗的总统，是满腹经纶，脑子里装着完整治国规划，还是仅仅靠着一个庞大竞选团队，雇一批智囊和脱口秀专家打天下。

从艾森豪威尔往下数，世纪的后半叶里，美国民意调查证明克林顿所受的评价最高。或有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那些呼风唤雨魅力四射的伟人只能存在于18、19世纪，只能属于走上街头振臂一呼的游戏规则。然而，就在驴象之争向多媒体形式延伸、竞选游戏逐渐脱离底层的今天，克林顿却一直是“零售政治”的忠实实践者——零距离接触平民百姓，推销自己的政见。当然，百姓里的行政权威、地方豪强、宗教领袖仍是需要拉拢的主要对象，只不过在他的回忆录里，所有与他接触的人都成了政治参与意识浓厚的平等选民，这得益于他富有魅力的游说。海勒抨击组织和专家把竞选改造成肥皂剧，“但我们还在看，还做出了回应”，克林顿却一再地回忆，后来我在白宫与当年认识的某某聚首、把盏、相见欢。

年轻时的克林顿把自己打扮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才俊之士：他说他沐浴在冬日的阳光里晨读《喧哗与骚动》，他说福克纳逝世后他最崇拜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他说他追随马尔罗的《希望》到西班牙访问，他说他追随埃德蒙·威尔逊的指引访问苏联的芬兰车站。探访的地方一多，零售零买的机会也就多起来，当然那时进多出少，上至胡安·卡洛斯国王，下至爱沙尼亚拳击教练，都在稳固他的爱国主义立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我们国家对很多人来说依然是一座灯塔。”克林顿尤其赞赏捷克那些亲美的年轻人，坚决支持美国政府在越南的行动，“因为我们是为了自由。”但他心里明白，1968年以后的美国，新右翼势力正在剥蚀灯塔顶部那一点光亮。

肯尼迪个性激烈，约翰逊为越战所累，尼克松经过道德滑铁卢后彻底失去民心，这三位当政的时期，正是克林顿形成自己整套政治思想的阶段，他对左与右的基本看法是：左翼难免在狂热之下发生操作失误，但右翼动辄诉诸权力和制度激烈报复，更难容忍。肯尼迪原本是位条件优秀的过渡者，他既有保守贵族倾向，又能亲和工人阶级，从他开始，自由主义的锐气开始冲击冷战后保守的主流政治，只可惜冲过了头，六十年代的契机被暗杀、越战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断送。克林顿知道，进步主义事业固然是正道，但在右翼势力强悍的威胁之下，急于求成大搞全民福利，难免要重蹈覆辙。

1974年克林顿竞选参议院失败，随即把政治前途寄托在州中，两年以后他成功当上州检察长，时年仅28岁，屁股还没有坐热，又开始觊觎州长的位置。按照他自己普通中产阶级的出身，以及阿肯色州的州情，克林顿可以仰仗的只有“人和”这一项。1978年的州长竞选，克林顿在多佛参加了拔河比赛，浑身沾满泥水，起因是“有人对我的男子气概提出质疑”，几个星期以后，他有参加了沃伦“粉红西红柿节”上的吃西红柿比赛，时间五分钟，“我吃掉了三个，要么是四个西红柿，结果弄得我好几天都很不舒服”。结果，他赢得了沃伦大多数的选票。

漫画家乔治·费希尔在克林顿当上检察长的时候，给他画了一个坐在童车里的漫像，等他当上州长时，费希尔让他坐进了三轮自行车。后来，当上总统的克林顿才算坐进轻型货车。克林顿单提这件趣事，明显是要证明美国人民对他的善意，说明他的从政经历没有留下较大的漏洞。当然，他第一次州长经历还是留下了一个大大的话柄，在汽车牌照涨价问题上措置失当，导致乡村利益大损，此事直接导致了1980年连任失败。不过，当他时隔两年试图东山再起的时候，人民又站到了他的一边。美国人特别信奉这样的逻辑：一个人不会傻到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我们应该相信他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而给他新的机会。

克林顿尽最大可能接近人民，他回忆了自己在街头巷尾、球场酒馆里邂逅的形形色色的普通民众，追踪他们的足迹，对比历次相逢时的场景；他竞选总统期间采用开巴士踏访全国的方法，到处搭台演讲，结识友朋。很多人没有能够看到克林顿“登基”或退位的一天，但是克林顿仍然记得他们给他的支持，甚至参加了他们的葬礼，这些人中有小镇伯兹艾上可敬的老人莫里斯·史密斯，克林顿赞誉他“身体里没有一根种族主义或精英主义的骨头”；有牧师兼精神导师W.O.沃特博士，他临终时富有预见性地向克林顿提出了未来执政的三大主题——死刑、堕胎和以色列；还有成群结队的所谓“比尔之友”，这些人是克林顿的铁杆支持者，有的兼幕僚，有的还兼心腹，无条件地为他的一切政治主张摇旗呐喊。

克林顿最喜欢的一个电视宣传广告，还是他第一次竞选州长时，由一个乡村歌手主演的片子，与其说他喜欢歌词——“比尔·克林顿就要到来，他也无法再忍耐。他和我相仿佛，说他像你也不奇怪”——不如说他亲近这种宣传的形式。在偏远地区当官地往往容易受到提拔，克林顿也充分利用了自己出身于南方小小的阿肯色州的条件，当官十余年，颇有点“爱民如子”的风范。同时，克林顿还把他的人情味到处传播。1993年，他作为总统发布的第一个法案是《家庭和医疗休假法》，让大多数美国工作者在孩子出生或家人患病的时候得以享受3个月假期。他得意地说，签署法案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和切尔西共同度过的她的生命中最初的几个月。”

“一个人的生活不仅仅是由你接受了什么样的机会造成的，往往还是由你放弃了什么样的机会造成的。”克林顿的这句名言给他画上了一副世事通达的哲人的容颜，表面上是夫子自道，实则暗示他的读者，自己的政治生涯一直得道多助，故而才能涉险峻如履平地，挫败斯塔尔和新右翼的种种阴谋。最典型的例子，克林顿对1998年拉链门事件的全部回忆，让人感到这件事充其量只是一个“触底反弹”的过程，是与新右翼较量的战线之一而已，因为同情他的人从来就是占多数的，有他们做后盾，道德丑闻也能融化在“我的生活”里，到他的履历表上再添一段化险为夷的神话。

这就可以说明克林顿在1987年春下定竞选总统决心的时候，何以归结出这样三个原因：第一，共和党执政八年给了民主党崛起的机会；第二，美国政府激起了民怨说明改革势在必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并能够向美国人民解释清楚。”能说这话的人，自然得有非同一般的群众基础。

二百年前，杰斐逊总统的办公室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不为外宾举办国宴，也告诫人们不要庆祝他的生日。历史学家麦克唐纳推崇他是两种职能——君主的礼仪职能和总统的行政职能——的完美结合者，但这样的人只能产生于那个时代。麦克唐纳说，美国民主愈是成熟，总统便愈是沦为取悦于民的游说者，难以展现政治家个人的伟大魅力。但是，克林顿却不这么认为。我们看到，他一次次提及那些在竞选中给予他过帮助的人后来的命运，明白地追记他们的生老病死，祸福遭遇，以及接受总统邀请时的意外和激动。竞选也不是一种纯技术性的活动，讲坛上的口水仗，或电视里的肥皂剧，而是关于未来执政的许诺和彩排，是一种面对民众的自我约束：

“作为一个进步主义者，要想在选举中取胜，在制定和提出政策的时候就必须小心谨慎，训练有素，同时还需要制定一个纲领和计划，使民众对改革充满信心。社会在一个时期只能接受一定程度的改变，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做事的方式必须符合机遇与责任、工作与家庭、力量与同情等问题的核心观念，因为这些观念价值是美国成功的基石。”

为了给民众以信心，克林顿甚至动用他的出生地“霍普”（Hope）的英文谐音，声称他来自一个名叫“希望”的地方，要把希望带给大众。令他欣慰的是，父老乡亲们果然知恩图报，干脆把霍普镇命名为“克林顿诞生地”。

复兴进步主义事业征途漫漫。里根的共和党步调一致，而民主党在世纪过半后就甚少统一性，1968年罗斯福的新政联盟溃散以来更是如此。克林顿平生最重要的一次演讲，是1991年5月在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大会上的讲话。这次讲话迈出了他复兴民主党的决定性的一步：共和党一味地否认、躲避和疏忽，在此情况下，民主党需要做的是“创造选择”，“一种提供机会、强调责任、让公民更能当家作主、让政府更能体恤民情的选择”。这种思考摈弃了60年代被约翰逊简单化的福利社会改造计划，而把促进机会的丰富和均等作为政策的主导方向，形成了新民主党精神的核心。作为进步左翼和知识精英，克林顿向往的境界始终没有脱离肯尼迪和金博士开辟的民权主义的方向，但作为政治家，他明白不可能“同时把民权、和平和反对贫困的计划都推上政治的小山”，他也“永远不可能说服每一个人都投我的票”。美国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进步主义者得有权衡的智慧，温和的姿态。克林顿得遂大志，也算没有辜负前任的流血牺牲。

在美国的治国体系里，政治家与政客之辨干系重大：政客是纯为一己私利的游说者，而克林顿竭力让他的读者相信：他的游说不仅给所有跟他亲近过的人带来了由衷的欢乐，而且为他奠定了政治家的调子——他是经过千百次竞选锤炼的堂堂正正的领袖，决非约瑟夫·海勒讽刺的弄权能手。在这本“尽可能展现我生活中人性的一面”的回忆录中，克林顿把他的人情味一直延伸“后记”里：《我的生活》的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阅读书稿时“说服我去掉无数个帮助过我的人的名字，因为普通读者根本不可能关注这些。如果您是其中之一，我希望您能原谅他，也能原谅我。”长袖善舞是一种智慧——在一个当了总统的家伙面前，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