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面不散的毒气
——评《海变》
傅勇林

    翻开是书，一滴古墨幽然荡开——“丁香空结雨中愁”—— 因而，真“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
    这个故事发生在秋天，发生在海洋，发生在丝绸与翡翠般迤逦的海湾；秋高气爽，年轮如枫叶般燃烧，却只留下一片迷人的荒凉；任随灵魂跪地哭泣，罪恶却只管吞噬着美丽，留下希望的碎片漂泊在失望铺就的海水里。
    作者回味苦涩，像是一位甫出天涯又折归书斋的行吟诗人，愿意在现代文明虚妄的衣襟里为创痕累累的海洋、为人类的未来、为她们共同的身世而逐个敲打那些无辜死者的墓碑。他顶风冒雨，衔雷荷电，像是一位天涯游子久居海洋，乡情弥老而客思常新。“去国之悲伤”无日或已，“缈缈兮予怀”，于是发而为文，留下了这一曲海洋挽歌、一份久别的“家园情怀”。捧读字里行间，“我的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杀我的凶手”，这“我”是小鸟，是海洋，是秋天，是和平，是宁静，是喟叹，是呐喊，是呼吁！是自然的勃勃生机，是天籁与人的和谐密契，是人类对自己家园的庄严承诺，更是人类的尊严与自信！
    可是，当尊严变成傲慢、自信变成迷狂，当生物武器无情地查封了海洋那勃然流溢的绿色，当火舌的余烟叹息着荒凉的悲哀，那么人们便只能在寒冷的冬季用美丽的雪花写下如许哀切的诗句：“船完全被撞破之后/ 也就不会沉没了。它的/ 每块零散的木板/将永远漂浮在海上。”于是，海滨半山坡上的那曲牧歌和着海妖的游魂声声呜嘤，于激流暴跳的海啸声中焚烧以后，便已坠落到秋天的海底里。
    故事很简单。二十年前，美国国防部为研制一种生物武器，特请大学教授、生物学家查尔斯·哈蒙主持这项生物工程。工程完毕，其成果便是小说里肆虐成性的杀手——真核双鞭甲藻。其研制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对付美国所谓的“敌对国”。希望达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借此彻底耗竭该敌对国的全部海洋资源，二是想利用因此而产生的悬浮微粒使该敌对国的国民患上慢性神经性疾病，让其不战而退，取得战略优势。二十年后，真核双鞭甲藻不慎泄漏，在海上蔓延。渔民、鲸鱼、水手以及其他海洋资源纷纷遇难。容克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哈蒙的儿子——在真核双鞭甲藻肆虐的海域做野外考察时也惨遭毒手，于是便引发了一场触目惊心的搏斗。故事主人公加纳和前妻卡罗尔积极投身于这场战斗，最后在多方援助下，终于将真核双鞭甲藻焚烧于海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就像胜利以后主人公加纳还半信半疑：胜利了，但还只是暂时的。虽说这场胜利来之不易，但因为类似的生物武器还会存在，还会被人类基于各种目的炮制出来，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旷日持久，海洋危机乃至人类的生存危机还会因为这些武器的存在而存在，永远不会消失。因此，这部小说便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是呼唤环境伦理，二是警惕战争威胁。然而单纯的环境问题尚可借助可持续发展战略加以解决，只要人类善待生命，能够在相关问题上取得必要的共识；假如环境破坏辅以战略目的，那么文明将会遭到破坏，却还不足以毁掉整个文明；可怕的是釜底抽薪，让支撑整个文明系统的生命链断裂，让生命系统的基因组产生变异。而本书横行于海洋、处处肆虐的杀手——真核双鞭甲藻便是这样一种可怕的元凶，完全可能达到上述目的；可是，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这些——可怕的是人性迷失、道德沦丧、理性断裂。于是，本书因为倡导环境伦理便有了不同寻常的特殊价值。
    本书恍似一部好莱坞大片，但由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写来，却在英雄赴难的模式上被重新赋予极为严肃的主题。除却刀光剑影、战火横飞，该书易之以时下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高科技”，并慨叹人类“高智慧”深陷岐途，已经沦为现代技术理性的天然“婢女”。因之，“环境伦理”犹如草蛇灰线，成了本书潜在的主题。艾莉，一位普通大夫，来自艾伯尼港一家小医院，代表作者叩击那些无辜死者的墓碑，怀着“拯救人类，拯救地球”的善良愿望，同时也为其内在的伦理追求所驱动，专程赶到了真核双鞭甲藻肆虐的现场，与加纳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实践着新的伦理主张、新的科学理性精神。即便是和加纳第一次见面出海，适逢海上明月朗照，所勾起的也是一腔人文情怀，没有半点浪漫情愫。因此她便以其美丽冷静、精明干练和极为理性的态度成为该书环境伦理诉求的真切代表。而哈蒙，真核双鞭甲藻的始作俑者，却由显而隐，通过隐居、暗里援手相助等方式参与这场剿杀行动，无疑也是这种伦理诉求的隐性化身。但其杰出代表则无疑是加纳——本书的主人公，也是作者的代言人。从惊闻容克斯故去的噩耗到现场勘察，从彻夜检查菌落细胞到勘定肇事元凶，从出海围剿菌落到空中遇险，从现场指挥到飞身救险，他沉敛稳重，机敏睿智，处处都透溢出了一种磊落的英雄气质。然而，这种英雄底色却只是为了烘托加纳决意“拯救家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其间所流淌的仍然还是环境伦理赋予主人公的道德勇气。菌落焚烧完毕，战斗暂告结束，此时他与艾莉相会，在柔情蜜意之中还念念不忘为此向艾莉含蓄地表达自己诚挚的谢意。可见，以清晰自觉的理性精神、深沉蕴藉的人文情怀再辅以寄兴深微的道德勇气，才可能造就一代学人的学术品格，使他们具有清澈如水的思路，截断众流的气魄，坚不可摧的科学精神，并能以超然物外自得天抒的人生意趣徜徉在智慧的殿堂，自由地驰骋于自己最感兴趣的学术空间，充分地享受科学探索与独立思考的乐趣，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与人生智慧。实际上，纵观世界科学与文明发展史，可以看出，对以上三种“潜质”的悲壮追寻早已化为大科学家独有的气质和胸襟。爱因斯坦宁肯做哲学家而不愿做物理学家，认为自己从事物理学研究是因为想怀着宗教般的虔诚去终身追求宇宙间那种永恒对称的“美”；普朗克研究大自然全然是因为她的壮美与和谐；居里夫人辞世时曾有一番长叹，叹自己终身的劳作却换来了“核武器”和“核威胁”，并且为之懊悔不已。爱因斯坦的自觉选择、普朗克的寻寻觅觅和居里夫人的慨然长叹，其间所寄寓的无疑便是“理性、人文和道德”这三个词所凝聚的“精神、情怀和勇气”。人类从自然伦理过渡到环境伦理、从“现实”的基点向“应然”的境界迈进，所追求的就是一种“自律精神”，这便是作者在小说“尾声”最后所说的“按大自然特有的方式有节制地生活”，也就是康德所倡导的“道德自律”。这就要求我们“敬畏生命”、“善待自然”、“热爱海洋”，与周遭的一切相契无间、相依为命。英国诗人丁尼生唱道：“英国人家：曙色朦胧，草原沉醉，吸吮着甘露，那么的柔和静谧；万物只知宁静，低吟一缕思古幽情。”“情脉”不断之处即是境界之所在。环境伦理旨在感怀生命、关注生命、体认生命。“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倘是海洋——人类生命的绿床——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如灰色的监狱，死亡鼓着盆大的腹，在暗室里孕育”，那么“秋天，少女像忧郁的夜花投入海底，人们幽幽地指着海面不散的毒气”——这便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惨淡情。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类伦理思维的触角极大地向前延伸，“环境伦理”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也愈益受到重视，这体现着人类对生命和自身生存环境的关注，也体现了人类日益深厚的自律精神。历史的选择是一种生命的抉择，亦是人类对生命抑或自身生存环境一份持久的关怀。这种关怀是一种伦理需要、也是一种生存需要。回归自然就是回归人性、回归人类自身；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性、善待人类自身。自然生态的变化势必导致人类生存状况的变化，同时也必然诉诸不同的伦理要求。古巴比伦文明、地中海的米诺斯文明、腓尼基文明、玛雅文明和撒哈拉文明等古文明的最终消亡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各种各样的生态学原因，因为那里原来充满绿色底蕴的土地已经变成了黄色的沙漠，支撑和养育这些古文明的自然——社会——文化复合生态系统在失去自身的动态平衡以后，便使原来的自然生物链断裂，导致这些文明最终湮灭。但是，必须注意到内在于这些原因的自然伦理诉求，倘若人类早期作出伦理决断的价值源头不是“善待自然，敬畏生命”，而是相反，那么必然会有这些文明的渐次消失。让人痛心的是，这又恰恰成了人类永远不堪回首的历史悲剧！然而，让人尤为担心的是，本书里肆虐于海洋的真核双鞭甲藻却又恰巧是人类自身通过生物工程改变生物细胞结构而炮制出来的、试图打破现有生物链、破坏现代文明之自然——社会——文化复合生态系统自身动态平衡的新型杀手，其内在的伦理动机以“伤天害理”喻之当是恰如其分！
    环境伦理相对于自然伦理和社会伦理而言，已是现代人“善待自然，敬畏生命”时做出伦理决断的价值源泉。自然伦理旨在将“人命”托付于“天命”，人类跪伏于自然的神威，本身并没有自觉的生命意识，体现为一种“无我的境界”；社会伦理分为“共生”和“分存”两大原则，前者要求“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其伦理真谛尤为强调个人对他人或整个社会所应具有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后者则相当重视“天赋人权”，重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体现为一种“有我的风景”，两者共同诉诸自然便有了清醒的生命意识，但还没有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毋庸讳言，环境伦理便体现了人类更为深刻的生命意识，它强调“物我交融”、“天人合一”，强烈的主体意识已让位于与自然“和和亲亲”的伦理选择，其伦理真谛便是海德格尔所倡导的要“诗意地栖居”于这片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大地。因此，当现代人面对如今惨遭蹂躏、满目创痍、不堪重负的自然“家园”时，这种伦理选择和生命意识便透出了更多的悲壮色彩，而这或许便是作者以一位海洋生物学家的身分命笔行文写下如许佳作的主要原因。细细捧读小说的“尾声”部分，在那些冷静刻板的叙述之中，不正有悲情四溢、悲怆澎湃？鲍里克——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曾经走过小说主人公加纳所走过的路，经历过加纳所经历过的许多事情，他奋笔写下这部小说本身便体现了一种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高贵的道德力量。这让我们不禁想起了如下诗句：“因我的呐喊而嘶哑的天空/雷声是无人能听到了/因天空的呐喊而嘶哑的我/呼吸是越来越轻了//谁来接着喊？……和平的、宁静的大雪/正把枪械库里的铁融化/一支军队整齐地进入墓地获得永生/和平的、宁静的大雪/使你一点儿也看不见天上/还有我，在呐喊//我的心逐个敲打着/无辜死者的墓碑/我的心啊，要让整座墓园或世界醒来。”
醒来的应该是寂寞的大街、沉寂的春天、落寞的海洋和孤寂的人！
    那么，海洋——小说里被蹂躏的那片海洋——是否有权利要求我们：“选择最美丽的春天/走最光明的道路/来向我认错……/要向蓝天认错向白云认错/向清山绿水认错/最后向我认错/最后说——要是心焦还活着/该有多好！”
    因此，我们说，一切的有所作为都是那么卑鄙，因为生灵涂炭，万物凋敝；一切的有所作为又是那么的美丽，因为有芳春柔条，有劲秋金叶；优雅的苦涩与血腥的搏杀两相携手，依偎着西西弗般不屈的意志——这便是小说所蕴蓄的力量、动人的启迪。
    这里的海洋静悄悄，“秋天，少女像忧郁的夜花投入海底，人们幽幽地指着海面不散的毒气”——但愿这是在过去、在小说、在诗里！
  “疯狂的睡莲在黎明开放/木桨柔软如同翅羽/和夏日在一起的幽灵/狂跳的心充满忧虑”——但愿这忧虑能涣然冰释，换来一座温馨的家园，换来一种“诗意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