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与被书写
工 人 与 被 书 写
——读《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 胡大平
可以预见，《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中文形式登陆中国必将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这本书写成于１９６３年，由于它的重要性，作者汤普森已跻身有史以来２５０位被经常引证的作家之列，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建议干脆称其为“天才”。
通观本书，既没有博大精深的立意，也没有复杂曲折的逻辑框架，相反，作为一项兢兢业业的历史研究，其平实的叙述和精细的引证足以让那些偏好宏大理论的当代学者们心生“鸡零狗碎”之感。然而，就是在一种貌似不经意的敲打中，汤普森激活了整个历史，从而使这个历史在当代产生的回声能够被理解。因此，一本讨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著作，能够在不同的领域中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完整地评述它的全部内容，而只就其主题本身发表一点看法。
不仅在马克思主义而且在全部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中，阶级问题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可以说，如果不理解工人阶级的形成就不能理解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之后的历史，汤普森也指出，在１９世纪早期形成的两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人类秩序观——一种以互利为基础，另一种以竞争为基础——彼此发生了冲突，才使今天的历史学家感到需要做出选择。但是，关于阶级本身，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争论，这种争论甚至今天也没有结束。汤普森研究并非试图给予阶级一个本质主义的回答，这种回答模式是意识形态争论的特征，在他看来，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以及其它的“失去人性的文风”据此把人们引向一种“事后宿命的境界：人的能动性没有了，阶级关系的背景也被遗忘了。”（Ｐ２２４）因此，汤普森把阶级理解为一种关系，他强调，“‘它’之存在，既没有典型化的利益与觉悟，也不像病人躺在整形医生手术台上那样让人随意塑造。”（Ｐ３）他要求从那些遭受着时代变化之苦的普遍男女的共同经历中去理解工人阶级，这些人往往被后世不屑一顾。这就决定了他的独特视角，他不是把工业革命本身作为工人阶级自动完成的机制，而是把工人阶级视为１８世纪以来追求自由的传统的英国劳动人民，他们在剥削性质改变了的条件下一步一步超越自身的狭隘性并最终将矛头指向工业资本主义，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要求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劳动进行社会控制”（Ｐ９７６）。汤普森的任务就在于揭示在工人形成过程中，影响他们以及他们也改变着的那些文化传统。
毫无疑问，上述视角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大相径庭。不过，当汤普森说“我们决不能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社会或文化生活的动力之间存在着某种自动的或过分直接的因果关系”时，（Ｐ２０９），他并非要求从纯粹的意识方面来说明工人阶级的形成，而否定其实际的生活条件的作用。如果把生活和文化这两个方面分别用土豆和卫斯理宗教来比喻的话，汤普森事实上充分肯定了前者起着有效的稳定社会的作用。更为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揭示了土豆也是一种社会地位，当一部分人迫不得已选择土豆作为主食时，这意味着他们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被冷落。正是“被冷落”的共同经验使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职业的人在文化上形成同质的社会集团。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不是一个封闭性的文本，因为它业已说明：作为单数的工人阶级虽然是由特殊的文化蕴育的，它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受到新的社会与文化的影响，但只要那种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共同经历”存在着，他们就会顽强地实现业已形成的自由理想。具体地说，在空间上，汤普森虽然研究的是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复杂传统，这些传统在其它国家可能并不具有，如卫斯理宗教，英国人独特的民主思想等等，但是，诚如他指出的那样，“工业化的过程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条件下，必定都会带来苦难，造成可贵的旧生活方式的解体。”（Ｐ２２２）在这一进程中，只要生产关系和劳动条件施加在那些为生而自由而奋斗着的下层人民身上，工人阶级都会作为一种“新人类”而产生，“工人阶级被别人形成，同时也形成自己”（Ｐ２１２）。因此，在可以观察的历史中，工人阶级绝不是英国一个国家的历史现象。在时间上，汤普森业已证明，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既非传统煤矿里的“黑炭”，也非现代大机器旁边的“蓝领”，而是整个工业文明中那些被“冷落”、被“排斥”、被“贬低”、被“诅咒”并且因此被后世“不屑一顾”的劳动人民。他们既然拥有历史，作为一个阶级开始了追求“公民权利、个人尊严和价值平等”的历程，他们就不会没有未来。今天，在时间上，我们似乎已经走出了以“蒸汽机”命名的１８、１９世纪而步入以“电子”、“知识”标志的２１世纪；在空间上，似乎也将工业社会甩在身后而进驻“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梦想社会”（丹麦学者詹森语）或以其它更能激起人们想象和欲望的词汇定义的社会。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告别了我们的经验，成为仅仅存在于历史文献中的记录？这难道不是高举人文精神旗帜编织“终结历史”之梦的当代学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