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犯罪现场》是一篇“好看”的小说，这是最初的和最感性的印象。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扫荡之后，小说的“好看”曾一度成为文坛努力追求的目标，也一直是广大读者的吁求。不过，对于这部作品而言，意义并不止于此。在伴随着表层结构的故事讲述的同时，它还完成了一次对于人性的探索。
   

    “不在犯罪现场”是司法程序中摆脱嫌疑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这一作品因题目本身的侦破意味而很容易成为“悬念小说”。事实上正是如此，在《不在犯罪现场》中，故事从一声尖叫呈现的犯罪现场开始，然后是例行公事的侦查，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互相猜疑，结果出人意料……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快就会被情节所左右，一种被吸引、被支配和被俘获的感觉，使阅读成为在故事的裹挟中顺水漂流的轻快的事。理性的推测无须插手，完全把自己托付给了故事，有一种类似童年听故事时的“不用操心”的感觉。阅读成了一种很难得的感性愉悦。
    与常规的“犯罪—侦破”小说在故事走向上的设置方式相似，“寻找破案契机”成了作品中驱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子。不同的是，故事中的“寻找”有两条线索：警方人员（最初是斯米洛和斯蒂菲）寻找杀人犯；哈蒙德寻找曾经一见钟情并有了一夜情的女子。两种寻找的交汇点在于：哈蒙德的检察官身份和他自身在中途成为此案的主要负责人。在故事发展到一半时，两条线索有过瞬间的合二为一，即，哈蒙德寻找的情人拉德医生成了本案的嫌疑犯。在这次交汇之后，寻找向两个互为反方向的方向继续：寻找证据和寻找反证据。寻找反证据原本应该很简单，哈蒙德本人就是拉德医生不在犯罪现场的证人，而案发的时候正是他们邂逅的时间。只是，由于各人不同的顾虑，这一“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一直“不能说”。由“不能说”引发种种猜测，种种混乱。
    两条线索的发展，三个主要办案人员都在不断地调查拉德医生以取证：斯米洛与斯蒂菲是在寻找作为嫌疑犯的拉德医生是否与此案有关的证据。哈蒙德也在取证，以了解作为情人的拉德医生的过去与现在。两组寻找的着眼点都是拉德医生和卢特·佩蒂约翰之间的关系，但斯米洛和斯蒂菲是在试图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而哈蒙德的内心愿望则与之刚好相反。理论上讲，作为本案负责人的三者应该是在向同一方向努力，事实上却是一种类似《天鹅、梭子、鱼和虾》这一古老的寓言中的那种背对背的推进。表面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而事实上总是相反。或者，手段是一致的而目的相反。在情节的推进中，“行动的意义”看起来是一致的，事实上却是不断的互相拆解、阻挠，从而在总体上延宕。
    《不在犯罪现场》在情节的总体指向上，是两条线索的“寻找”。“寻找”这一动词在作品中却可以做出多层面的阐释：（１）寻找嫌疑犯和寻找情人，两者之间的目标相同，目的相异；（２）寻找证明有罪的证据和寻找证明无罪的证据，手段相同，目的相反；（３）司法取证和情感追寻两条线索的过程平行，指向相背。对两组寻找的每一层面上的阐释，都是看似相似实则相反。情节指向上的相背，构成故事叙述中的张力。
    作为美国的畅销作家，桑德拉·布朗的作品以“悬念”和“罗曼司”著称。《不在犯罪现场》的两条线索，刚好对应了这两点：一条线索的主角是斯米洛和斯蒂菲：无头的谋杀案，年轻的富孀，沉毅阴冷的探长，精力充沛得像个拍一下就会弹起来的皮球的女检察官；另一条线索的主人公是哈蒙德和一神秘女子：一次完美的一见钟情的邂逅、清晨的不辞而别、无休止地寻找……
    在一个缺乏激情的时代里，“罗曼司”无疑可以成为小说吸引人的另一要素。作品中作为背景出现的哈蒙德与斯蒂菲之间、达维与按摩师之间都只是一种与情感无关的肉体上的情人关系。在这种单薄而苍白的底色上，哈蒙德与拉德医生的一见钟情显示了动人的力量。
    除此之外，另一组潜隐的情感因误会、爱恨情仇的纠葛和极度的克制而显出足够的力度：在  达维（死者遗孀）和罗里·斯米洛（警官）之间，多年前的一次芥蒂阻隔了多年的爱。斯米洛娶了一个不爱的女人，达维为了报复，嫁给他最恨的人以让他痛苦。小说总体上按犯罪——取证——指控——惩罚这么一整套严格的司法程序，在故事情节的丝丝入扣中推进，似乎没有给这组情感以融入的机会，使之在小说中一直被推向边缘，幻化成一个背景。但作者在不多的笔墨中，一样地写下了瞬间激情的爆发与克制，写得很洁净，把欲念的成分过滤得恰到好处。
对于越来越机械和平淡的日常生活而言，激情的丧失，可以在故事的悬念和罗曼司中获得补偿与替代。文学阅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求。

    事实上，如果就“寻找”作为探索和发掘的意义来讲，文本中还有另一层意义上的“寻找”，即对犯罪动机的寻找。小说中不断有人受到猜疑，伴随着对动机的寻找过程的，是对人性的探索和挖掘。《不在犯罪现场》中，人性探索的基点，是对人性弱点的同情。曾经因酗酒被开除公职的洛雷塔在请档案管理员哈维帮忙时说的一句话“我同情人性弱点”，似乎恰好可以显示作者在小说中揭示“人性”时的立场。这一立场，使作品在人性探索上，不会是伦理层面的“善与恶”的简单的二元对立。
    作品中拉德医生是一名心理医生，故事常常借拉德医生的专业视角对众多人物做出的“人性——心理”探测，使小说本身蕴涵大量人性和心理分析。无论是拉德医生、达维，还是探长斯米洛、检察官斯蒂菲和哈蒙德，甚至包括一出场就已经死去了的佩蒂约翰的身上，都有很到位的对人性的揭示，让人想到“缺失”、“替代”、“创伤”等与精神分析有关的词。
    每个出现的人物，都会接受一次或多次人性的审视。在作品关于人物生存际遇介绍中，可以看到散落其间的、容易让人想起精神分析的句子：
    “通过咨询和自己研究，我意识到我是个典型的病例：一个受到摧残和伤害的孩子，感到自己应该为所受的虐待承担责任。”
    这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她微微笑了笑。“我就是自己最早的病例之一。我必须治愈自己，我必须学会爱自己，学会认为自己值得别人来爱……”“但是治疗一直没有间断过……”“……我是专门研究人类情感和行为的。我知道，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别人有意或者无意造成的伤害会对我们产生多么持久的影响。每天给病人治疗，我都看得到这种伤害造成的后果……我自己也深受其害……”达维点点头。“我想儿时给我们大家都留下了伤痕。”“只是，有些伤痕较之其它的更显而易见。”阿丽克丝对她的说法表示同意，“我的工作让我明白了人们能够把自己的伤痕隐藏得多深多好，有时藏得连自己都弄不清楚了”。
    这样，每个人似乎都可以与一种精神缺失的病例有关，而事实上，如果真的将其作为一种精神分析的文本来解读，无疑会因牵强而产生某种程度的误读。对于小说而言，精神分析只是一种无意为之的、擦边的东西，真正揭示的，是深层的人性的内涵。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说法：拂去情节表面的扣人心弦动人心魄的悬念和罗曼司，它还做出了相当深度的人性的诠释。明明是在写人性的“恶”，但似乎从写的那一刻起，作者就并不准备把这称为“恶”，称之为“人性的弱点”或“非善”更合适些。讲述者对一种弱点的成因的讲述，同时就是解释和原宥的过程。故事中人物的讲述和叙述者的讲述在立场上重合，进而把这种评价传递给了读者，形成了“写作——接受”过程中接力式的对于原宥的次第传递，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形成一种中性意义上的“共谋”。
    不妨以达维和斯蒂菲这两个女性为例，非常态的性格源于非常态的成长空气：
    达维：
    “……小时候，严重的家庭问题全被扫到珍贵的波斯地毯的下面去了。三个女孩从小就知道，无论出现什么令人不快的情况，都不要感情外露。这样比较安全。家里的气氛极不稳定，而且难以捉摸，父母性情暴躁，动辄发脾气，往往拳脚相加……”
……
    达维表面上像太妃糖一样柔软而有韧性，实际上却像钉子一样坚硬。坚硬得经常戳出来。她什么都经受得住。
    斯蒂菲：
    （哈蒙德）：“确实，她这人有野心。可她一直不得不为每一次成功而奋斗呀。她有一个飞扬跋扈的父亲，他对任何人的评价都是用睾丸激素来衡量的。他对斯蒂菲的期望就是下厨房烧饭，打扫卫生和侍候家里的男人，首先是她的兄弟和父亲，然后是她的丈夫。那是一个虔诚信奉东正教的家庭……她上大学或者法学院期间，没有得到过家庭的任何援助或鼓励。当她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毕业时，父亲却对她说：‘现在你也许可以停止这种愚蠢的行为而结婚嫁人了吧。”
    作品写出了每个人内心属于所谓的“人性本恶”的东西，然后又解释它们产生的合理根源。从童年经验、家庭阴影和成长经历上寻根求源，从而使人性的所谓“恶”获得了理解和原宥。
由此出发，在真相大白之后，斯蒂菲本人对于自己杀人的辩解，就水到渠成地具有了一种“迫不得已”的意味：
    “我别无选择，哈蒙德。我一直遵守游戏规则，可那些规则对我没用。进办公室工作以来，我的工作一向最辛苦，最努力。可是上回成为特别法务官助理的是你……”
    这一点，容易让人想起《红与黑》中于连对自己“不择手段”的辩解。二者的区别，恰好可以对应两种写作方式的差异。《红与黑》中，是个人奋斗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前者终于被后者吞没。１９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关注的是对黑暗社会的无情的鞭挞，对于连的毁灭所给予的解释，是社会对个体的扼杀。而《不在犯罪现场》则对斯蒂菲的行为，作了全然不同的理解：是源于人性的弱点、家庭的影响，是与创伤记忆有关的对缺失寻求补偿的一种过激行为，是过分压抑之后的反弹。与“宏大叙事”中习以为常的把所谓的人性之“恶”推给“时代”和“社会”等无形的罪魁祸首这一处理方式相比，《不在犯罪现场》在审视人性时更关注家庭的作用，注重私人化的家庭和个体的创伤记忆对人性的影响。
    事实上，把一切过失推给“时代”、“社会”这种公共的、无人认领的主体，因为通常不会遭到质疑因而显得方便。既然是公共的，与每个人有关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认为与自己无关。这样，谁都可以轻松地历数时代和社会的罪恶。而时代和社会，则因很少有人主动和有能力承当它们的代言人这一角色，通常是沉默和不会反弹的。所有的指责都是单向地指向它们，人们习惯了这种指向的方式，把罪恶交给时代和社会，从此不用再操心。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和中国大陆１９８０年代前后的伤痕小说都有此倾向。在时代与个人的关系中，把一切责任交给时代，个人摆脱重负后，一身轻松。一古脑地将时代和社会视为万恶之源的写作，由来已久，习以为常，也使批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章可循”。
    那样的写作要轻松和容易得多，“时代”和“社会”这两个分别具有时间和空间意义的词，承担了几乎所有的人性的弱点，无需细察。而《不在犯罪现场》把解剖的细胞缩小到了更小的个体单位，则要相对细密复杂一些。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一引用甚广的名句，事实上以一种隐喻的方式颇有意味地体现了两种不同写作的切入方式。“相似”是共性的东西，有一种“集体”和“公用”的意味，一种谁都可以用的模式，因而应用广泛却大而无当。与之相比，《不在犯罪现场》对人性弱点的成因作一种个体化的分析，这种方式的写作则要细致、贴切得多。
    作为一部在阅读之初就很容易定位为悬念小说的作品，《不在犯罪现场》在故事讲述的悬念和罗曼司中，伴随着详细的侦破过程的推理，无疑是“好看”的。除此之外，作品对人性的深度展示，和由此可以引发的对一种写作方式的思考，使其区别于一般的通俗小说。在纯文学不断地世俗化荒漠化的过程中，它以一种相对轻松的方式部分承担了文学作为人学的严肃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