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雨果降温——浅谈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

韩沪麟

２００２年是法国作家雨果诞辰二百周年。世界各地，特别在法国，举办了盛况空前、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追忆这位十九世纪的文学巨人。仅在国内，年初在国际饭店、北京大学分别举办了雨果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四月在广西南宁，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和广西民族学院联合举办了《雨果和浪漫主义》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中山大学、四川外语学院、武汉大学亦已或将以各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国内多家出版社也先后纷纷出版了雨果的小说和诗歌（其实雨果的戏剧、文学评论、政治评论方面的著作也相当丰富），译林出版社在出版了施康强、张新木新译的《巴黎圣母院》之后，又力邀洛阳外语学院教授、著名翻译家潘丽珍独自一人重新翻译《悲惨世界》，历时四年，也终于在年初以崭新的面貌问世，从而把他一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小说出齐了。一时之间，学者们几乎全方位地分析了雨果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至高无上地歌颂他的文学成就，赞誉之词铺天盖地，大有把雨果推上神坛之势。

雨果当然是伟大的。论小说，他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也够压住阵脚的；论文艺理论，他的一篇《〈论克伦威尔〉序》也称得上是世界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论，不啻是浪漫主义向伪古典主义宣战的一篇经典檄文；论戏剧，　别的不说，他那个形象化地诠释他的文艺理论的《艾那尼》也够引起轰动；论诗歌，他则更被广泛誉为“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一向被认为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伟人，不仅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而且被路易·菲力普授于“法兰西世卿”的尊称。他于１８８５年去世时，法国举国志哀，被安葬在伟人公墓，其葬礼规模宏大隆重，为世人瞩目。

那么，撇开他的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不说，他的小说创作究竟如何呢？

就拿《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为例吧。故事是曲折动人的，小说技巧也是娴熟的，人物形象也是鲜明的，否则也不会成为传世名著了；然而，这两部小说都有通病。譬如说，他刻刻画人物喜欢极端化、脸谱化：他不惜笔墨营造情节，把《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形容得丑得不能再丑，而又把他的爱美之情推向精致；在《悲惨世界》里，让·瓦让之善也被他形容到神化的地步，那简直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尊神了。此外，他那种爱炫耀知识的癖好也到了令人厌恶的程度。他对圣母院的建筑细分缕析，一写就是几万字，与书中情节毫无关连，让人看了头疼；其实读者对此如真有兴趣，完全可以去看这方面的专著，何苦去读他的小说？《悲惨世界》里的滑铁卢战役如同一辙，也整整写了几章，他把敌对双方将领的名字、阵地布局、战役如何开始又如何收场，等等等等写得头头是道，也不知是真是假。——又与全文毫无联系，完全可以拿掉。当然不仅于此，他在小说中只要有机会就会卖弄他的学问，完全不顾小说自身的需要。

其实，就这两本书的内容情节而言，当不在《欧也妮·葛朗台》之下，作者原本仅需用二三十万字也能敷衍出两部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小说来的，但现在看来，其效果还不如只有十来万字的《欧也妮·葛朗台》强烈；而令人百读不厌、爱不择手的程度，也远不及《基督山伯爵》或是《三剑客》了吧。因此可以说，从小说的本意而言，雨果写不过巴尔扎克或是大仲马。

原因何在？在于巴尔扎克和大仲马是以小说的思维、方式、技巧去写小说的，而雨果把小说诗化、学者化了，因而写得松散疲塌，印证了“小说家学者化是一种反动”的论点。诚然，雨果既能写小说，又能写诗写剧本，但他不必把小说诗化、散文化或是戏剧化(有些场景确起到戏剧化的效果)，他首先是诗人、戏剧家，就该写出正宗的诗和戏剧，他要写小说，就该按小说的功能，按部就班地写。顺便提一句，他书中那些建筑上的学问或是滑铁卢战役的学问，据说也是从几本有关的书上拆零贩卖来的。

我向来不喜欢雨果：不喜欢他的“正人君子”，不喜欢他卖弄学问，不喜欢他见风使舵，也不喜欢他死时举国志哀，备极尊荣——古今中外有几个具有真正人格的文人学者像他那么走运?文人该与清苦、寂寞、流浪、多难相伴；文人一当官、一阔、一安逸享乐，不是变脸便是变心。

看看雨果的身世吧。他父亲本是平民，参加革命后才得到将军头衔，波旁王朝复辟，他又宣誓效忠新统治者。“有其父必有其子”，雨果早年有保王倾向，两次得到路易十八赐给的年俸，又被授予荣誉勋章并参加了查理十世的加冕典礼。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后，他在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精神，控拆起旧制度的封建统治来了。随着金融家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他在政治上采取与现实妥协态度，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学术地位爬到了顶峰之后，他居然在文学创作上沉寂了一个时期，而在政治上空前活跃起来。在推翻七月王朝的革命中，他坚决站在共和的立场上，被选为制宪会议议员。在1848年底的总统选举中，他投票支持路易·拿破仑，不久又成为这个野心家的反对派，成了社会民主派的领袖。后来，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宣布实行帝制，雨果才被迫流亡到国外。也只是在他流亡的19年之中，他才写出了一系列名诗及《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等名著。换句话说，他如不流亡一下，也许还会热衷于当他的政治领袖，去做他的政治美梦了。

至于他的“正人君子”好名声，我不知法国的标准如何，反正在私生活上他也不那么干净，他的情妇换手率不低，晚年在小巷深处撒野都是事实。

巴尔扎克呢，他长雨果三岁，其经历似乎要简单得多，他只是在博得了一些文名之后参加保

王党，参加议会选举，而表现在创作上，矛头一直指向上层社会；他的世界观始终充满矛盾，这本正常，并且是可以理解的。可贵的是，他在政治上既无坚定的主张，他也就不随风摇摆，比雨果实事求是，也不像他的社交活动那么频繁。他也有虚荣心，悄悄地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一个贵族标志的“德”，但他的一生始终对政治没多大兴趣，出身于富裕资产阶级的母亲教导他“财产如今就是一切”。他确实秉承慈训，牢记心中，一生孜孜〖FJF〗筞筞〖FJJ〗为金钱所累，至死不渝，别无他想。

巴尔扎克早年贫困，起初有志于文学创作，没有成功，于是开办印刷厂，铸造铅字，结果负债累累，创办报纸又告失败，才回到创作上来。他住在简陋的阁楼上，过着清贫生活，接触到下层社会，开始了《人间喜剧》的创作。值得一提的是，成名后的巴尔扎克一方面出入上流社会，追求巴黎奢糜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四处躲避债主催逼，常常隐居，还曾到撒丁岛企图开采废置的银矿以求发财。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劳苦大众的形象时有出现，上流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也了如指掌，而对债主的嘴脸更是刻画得入木三分了。

他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写道：“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因此，他喜爱用辛辣的笔调去刻意描绘，甚至夸张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烘托出法国社会的风俗人情，社会本质确实被他揭露出来了，即：金钱主宰一切。巴尔扎克看透了这一点，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拚命敛财聚富以便“主宰一切”。他把人间喜剧一场场暴露出来，自己也在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

他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满脑子金钱思想的利已主义者，在他死后一百年的新中国却大大地走红，他被戴上“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桂冠，有力地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服务；他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方法被举为圭臬；他的作品哪怕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要政治关头也通行无阻，一本本照出不误，其时，世界上可没有几个作家能得此宠幸啊!

我所敬佩他的，倒不是他那旺盛的创作生命力，说实话，后有债主们“围攻”，前有丰厚的稿酬，许多人都会为此拚命的；也不是他那林林总总的《人间喜剧》，那里面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而他那粗糙的语言，从来就不受世人恭维。

我所佩服他的，倒是他总结和确立了典型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方法，调动了小说里的所有因素为刻画人物形象服务，其效果是强烈而鲜明的，因此高老头、葛朗台得以流传到民间，成了某一类人的代名词了。扩而言之，凡作品中的人物为社会所接受认同，演变成民间俗语中特指的某一类人时，这个人物必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这部作品也必然不朽，如《唐·吉珂德》中的吉珂德，《红与黑》中的于连，《吝啬人》中的阿巴贡等等。至于巴尔扎克身后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展示出另一个崭新的创作天地，那是另一码事，并不有损于巴尔扎克在文学史上的功绩和地位。

我非常喜爱大仲马，因此看到雨果得悉大仲马的噩耗后对他的概括，就特别心领神会。

雨果说：“他(指大仲马)就像夏天的雷阵雨那样爽快，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他是浓云，是雷鸣，是闪电，但他从未伤害过任何人。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像大旱中的甘露那般温和，为人宽。”

大仲马为人确实豪爽仗义，按时兴的说法，是标准的“潇洒”。他一生决斗过十余次，视生命如儿戏，新仇宿怨，几句好话一听，也就烟消雾散了。他在45岁上，因连载小说成名，发了大财，便盖起一座“基督山宫”，在里面成天大宴宾客，对寄食人来者不拒，有福同享。据说他为布施穷人，特意在口袋里捅了一个洞，每次出门往口袋里揣满金币，一路走一路洒；他在俄罗斯旅行时，有一个当地人久仰其名，想做他的仆役，顺便到法国去玩玩。他不需要仆人，又想成全其美，于是为他自撰了一张通行证，对他说：“这是我给你签发的护照。一路上的开销均挂在我的帐号上。”果然那人如愿以偿了。

他挥金如土，或视金钱如粪土，有一些钱就烧得慌，自以为是大财主了，于是大发慈悲，普渡众生；等他钱用光了，借贷无告，四处逃窜时，没有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但他并不怨天尤人，骂爹骂娘，因为他是个既不记仇也不记恩的人。这个性格，倒有点像我国的苏东坡，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得好：苏东坡的诗才不及李杜，却最受历代文人喜爱，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大仲马还有一大优点，就是处世坦然，说话爽直，从不伪诈。他写通俗历史小说，可谓“档次”不高，但他并不介意，只是淡淡地说：“历史是什么?它不过是我用来挂我的小说的一枚钉子。”“在文学上我不承认什么体系，我不属于什么学派，也不树什么旗帜。娱乐和也不树什么旗帜。娱乐和趣味，这就是唯一的准则。”健康的娱乐和趣味作为文艺的一大功能，供人们饭后茶余消遣散心，以便使他们以更饱满的精力投入到实际的工作中去，这已经够有意义的了；让文学担负起更多的使命，闹不好虚假伪劣的东西趁机而入，久而久之，读者就会识破，效果便适得其反。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和《三剑客》，情调健康，笔触恢谐，情节曲折离奇，人物生动鲜明，为世人喜爱，经久不衰，成为空前绝后的通俗历史小说的扛鼎之作，其在世界上的影响，至少不在我国四大名著之下，难道还不够伟大么?“伟大”究竟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界定?为什么莎剧、《浮士德》、《红与黑》，乃至《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就一定比那两本书伟大呢?人们爱看，能使他们从中感受到“真善美”的艺术，即使通俗亦高雅，所谓大俗若雅嘛。贝多芬就说过：“除了善良，我不承认世上还有什么更高尚的表现。”反之，人们不爱看、艰涩难懂使人不忍卒读，或是看了不知所云的艺术，即便高雅也该“缓行”。世界需要雨果、巴尔扎克，也同样或更加需要大仲马。后人议论最多的是大仲马生活放荡，对他嗤之以鼻。诚然，他的艳事绯闻屡屡曝光，譬如说他与女裁缝生下了私生子小仲马，戏言之，还多亏他有这段恋情，否则世界就没有《茶花女》了。他到垂暮之年还找了个美国女演员作情妇，再加之他出手奇大，所以尽管收入钜斗，还是入不敷出；纵然他精力过人，拚命写作，仍还不清债，最后只得卖掉“基督山宫”，卖光家具，穷困潦倒，终其一生。他的结局够悲惨的，早已赎补了他行为之不检，对此过多议论也有失公允。对他的非议中，还有就是他那多达五百余卷作品非出自他手。关于这段公案，世说纷纭，莫衷一是，姑且搁下不说。我们至少可以说，他早年那几部成名的戏剧，如《亨利三世与他的宫廷》、《安东尼》、《克丽斯汀》总是他本人的创作吧?他那两部成名作《基督山伯爵》和《三剑客》，也许有个马盖在帮忙，总是他主笔吧?仅这些成就，也足以使大仲马名垂千古了。作品和人品总是紧密关连的。人们喜爱某某作家的作品，更喜爱其人的人品：我喜欢屈原的不屈不挠，李煜的纤细怯懦，普希金的倜傥风流，雪莱的狂放不羁，也喜欢大仲马的大大咧咧、乐施好善、不拘小节的性格。

以上，我泛泛谈了这三位大作家，显然，我偏爱大仲马，其次是巴尔扎克，不大喜欢雨果。再说，世人对雨果也过于推崇，使他的声誉上出现“赤字”，也该为他降降温。不知怎么，我总觉得雨果与歌德属同一类作家，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安富尊荣当伟人。人们可以赞誉独立特行、桀傲不驯的贝多芬“代表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但这顶桂冠却怎么也按不到这两位头上。从文学成就上说，我们即使可以承认雨果在法国作家中是全能冠军，但他哪一个单项都不能成为霸主：写小说不及巴尔扎克、大仲马；戏剧不及莫里哀、拉辛；诗歌呢，我想不及马拉美、波德莱尔、魏尔仑，他们的东西才是唯美的精品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