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在歌唱》的译者署名
《野草在歌唱》的译者署名
王理行
《野草在歌唱》是当代英国最具独创精神的杰出出作家之一多丽丝·莱辛(1919—)的处女作,也是本人供职的译林出版社近年买下中文本独家出版权的一大批现当代世界文学名著之一,不知怎的,在考虑此书的译者时,脑子中隐约有个印象,著名翻译家王科一先生曾译过此书。碰巧,王先生的女儿王蕾来信说,愿把她父亲翻译并早已出版过的本子提供给译林,因为诸多因素,她将对父亲的译本作些修改。这自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我马上去信表示同意。不过,后来在查阅有关资料时,却惊讶地发现,国内1956年版的《野草在歌唱》的译者署名竟然是王蕾!我赶紧打电话问王蕾。原来,这是王科一先生不得已而为之的。此书之前,王先生已译出包括《傲慢与偏见》在内的多种外国文学作品,但《野草在歌唱》并非他本人选中想译的作品,而是上面压下来的政治任务。当年正值解放初期,有关部门很想出点最新的外国文学作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选中了当身为共产党员的多丽丝·莱辛1950年出版的这部直接反映南部非洲种族隔离问题的小说。王先生当时在很短的时间内草草赶译了这部16万字的作品。这样的急就章中难免草率粗陋之处,连他自己也不满意,因而他不愿署 上自己的真名实姓,而代之以当时不满两岁的女儿王蕾的名字。
王先生译作颇丰且总体上质量上乘,在译界堪称不可多得的人才,只可惜因社会的历史的家庭的各种因素,他在过了不惑之年后反而越活越困惑越痛苦,到44岁(1968年)便再也不愿在这个世界上呆下去了。自幼患有哮喘病、文革一开始便被送到远亲家里的少女王蕾两三个月内接连遭受父母离异和父亲离世之灾,开始了身心上更为痛苦的岁月。好不容易熬到1979年父亲平反,自幼受父亲书香熏陶的王蕾进入了父亲生前供职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准确地说,王科一曾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一员),从此边工作边上夜大学英语专业直至获学士学位。她先当了一年中文校对,因中英文基础皆佳,随即调到了外国文学编辑的岗位上。这样总算立业了,接着,30岁的王蕾才成了家。
王蕾认真、细致的编辑工作作风皮颇得社领导及经验丰富的前辈们的好评。80年代初重版《傲慢与偏见》时,王蕾便出色地完成了修订父亲的译文的任务。她克服疾病的困扰,在兢兢业业地做好编辑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翻译了《例慢与偏见》的续集《专横》、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中短篇小说等不少外国文学作品。这次修订《野草在歌唱》,她开始时是对照原版书把修改的文句符号直接写在父亲的中译本上的,结果发现需要改的地方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定,因为她父亲50年代急就的此书译文中,理解上的差错、译文处理不到位,以及文字陈旧等问题,都需要修改。她从头到尾认真仔细地改完后,发现许多地方改得密密麻麻了,很担心编辑因看不清而生出麻烦,便抓家里先生的苦力重抄一遍,抄好后她自己又在稿纸上校改一遍才放心。我去上海出差,她来我住的宾馆交稿时、我还特意请她把她修改过的那本旧书带来看了看。
自沪返宁后不久,接到王蕾的电话,她要求本社出版《野草在歌唱》时,译者署名为“一蕾”。从出版发行的角度看,有王科一这样的名家作为译者,书自然对读者更有吸引力。于是我在电话上和她商量,没想到这个署名竟是她颇费了一番脑筋的结果。
王蕾说,此书原先的版本上仅署王蕾,现在却要加上王科一,难免给人以她这个女儿想沾父亲的光借父亲的名之嫌,她不想因此引起纷纷议论。如果维持原状继续署名王蕾,则全盘抹杀了她父亲的劳动,不说以前的译本是她父亲一人的译作,就说现在的修订本也是在她父亲原有劳动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署名王科一,那么,尽管有父女这层特殊关系,她仍担心她所作的大量修改是符合她父亲的意思,她父亲的在天之灵是否会首肯她的全部修改。思考再三,她便取了父亲和自己姓名的最后一个字,合二为一成“一蕾”,这样既可避免不必要的猜疑,又做到了尊重父亲反映此书前后翻译过程中的实情,至少在她心里认为是做到了。
听了这一番话,谁还忍心否决“一蕾”这个署名呢?
唉,一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