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者胡诺特•迪亚斯

　　问：奥斯卡•瓦奥和奥斯卡•王尔德有外型之上的联系吗？你在小说中只是提到人们给他起这个绰号是因为他的外型。
　　迪亚斯：和奥斯卡•王尔德一样，奥斯卡•瓦奥在爱情面前总是遭遇悲剧性的命运。他们甚至因此而死，不是说因为爱情本身，而是他们和当时的社会法则的格格不入而受到摧残。这是生错时间和地点的两个人，王尔德的问题在现代没有那么严重，但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就给他招致了侮辱和损害，奥斯卡•瓦奥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爱情把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现实中变得盲目。

　　问：你很强调奥斯卡的偏黑肤色，你让他至死都保持处子之身，不知道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文化中，这样的安排究竟意味着什么？ 
　　迪亚斯：奥斯卡•瓦奥是个倒霉孩子，我承认我对他很残酷，直到最后也不给他一个姑娘。但在现实中，他的命运比起那些从来没有机会爱过的人还不算太坏。我觉得我只是诚实地把我知道的那个世界反映出来。加勒比沿海地区在性的方面，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所耳闻，在历史上犯下了可怕的罪行——曾经有步骤地强暴当地妇女和对非洲奴隶进行性掠夺，这也是长期受到谴责的一个话题。而对我们来说，从长达500年的强暴史所带来的精神折磨中逃离的一个办法，就是让性开放成为一种“美德”。我们在性方面的超然，是要隐藏在我们的人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很久以前发生的事，至今仍在折磨着我们。

　　问：这样写，你听到过来自祖国的批评之声吗？
　　迪亚斯：我已经听到了一些评论，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有时就是要打破沉默，并且说出一些人不想听到的真相。当然我用的也是把虚的写实，把实的写虚的作家的那一套。在多米尼加，一些当权者认为我是局外人，因为我已经移民美国这么些年，我的多米尼加人的身份总是受到置疑，我不得不忍受，并将其视作一个长期的斗争。对我们来说，身份认同的困惑，不仅来自祖国还有你现在的居住地。许多在国外长大的多米尼加人更是厌倦了来自祖国的歧视，最后都懒得理它了。但我不，我拒绝让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来告诉我，我是多米尼加人还是不是。

　　问：你现在和祖国保持怎样一种关系？
　　迪亚斯：多米尼加始终在我心中，流淌在我的血液里，但同样我也有颗美国心。每年我至少回去三趟，我在美国的朋友最多的也是多米尼加裔的。刚刚的新年假期，我回圣多明各了，我从小长大的房子还在那儿。和家人呆上几天后，我通常会租辆车环着岛开，去接触一些陌生人，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岛上很漂亮，人也厚道，我喜欢和卡车司机和那些卖螃蟹的人聊天，我始终对他们的故事好奇。不过另一方面，我也明白，在多米尼加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整个岛上几乎没什么书店，连盗版都没人看。作家要想出书除非自个掏腰包，你要说想当作家，跟你说想去要饭差不多。在美国要想成为作家要面临对你能力的考验，也可能无法成功，但起码有出版机会。

　　问：奥斯卡的妈妈常常叹息和中国人断了联系，这在你生活中有什么典故吗？
　　迪亚斯：我是“万隆原则”（注：1955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会议，提出了“亚非拉人民团结起来……”的说法）坚定的支持者。我最好的朋友是个华裔，我和他的家庭也走的很近。他的父亲在70年代带着30美元来到美国，最初在餐馆打工，他工作的方式在我听来不可思议，似乎从来不睡觉，从来不给自己花一分钱。而到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住在新泽西高档社区的成功商人。无论是作为新移民，还是作为艺术家，我都从他身上得到激励。他非常有自己的原则，拒绝美国人用种族主义的视角来定义他。从这家人那里，我还学会了吃中餐和看中国电影，也了解到了一些关于中国的历史和复杂性。

　　问：从拉美文学传统中，你继承或者说刻意避免了什么吗？
　　迪亚斯：我阅读的范围很广，从马尔克斯到罗伯托•波拉诺都有涉及。但同时，美国文学传统对我的影响和拉美的文学一样深，所以很难说清楚这个问题。有一点我比较明确的是，我避免参与到“对关于魔幻现实主义传统扬还是弃”的那些教条式的争论中。我觉得没必要以抽象的文学运动的名义而放弃使用某种文学技巧，我觉得用的着的，我就拿来为我所用。写作已经够苦的了。每当我被问到到底在那个阵营时，我就想说，我属于两个阵营不行么？世界很多作家给了我影响，拉尔夫•埃里森，桑德拉•希斯内罗斯，汤亭亭以及阿兰达蒂•洛伊等等。我的小说是每个我读过的作家的蒸馏物，而且我从反面的例子中学到的和正面的例子一样多。一些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的作家，比如厄普代克和契弗，我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摘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