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与苏联文学

朱 侠

　　回望60年来的国民阅读生活，寻找几代人的阅读记忆，或许可以打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中几代人的心灵档案和情感密码，触摸到60年来国民文化精神生活的变迁轨迹。为此，本刊推出“阅读记忆回望系列报道”，分享60年来那些曾经让我们难忘、让我们激动、让我们热爱的书，那些足以代表一个个时代精神的书。

　　红色经典：挥之不去的记忆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伴随着尚未散尽的战争硝烟，以反映战争为主要内容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形成新中国文学创作的第一股热潮。就长篇小说而论，1949年到1959年10年间，创作出版达数百部之多，其中，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是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195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出了一大批长篇小说。当时，在读者中广为流传、有口皆碑的是“三红一创”和“山青保林”8部，前四部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后四部则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此外，还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铁道游击队》等。后来的评论家把这些书通称为“红色经典”。所谓“红色经典”，一般意义上是指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反映中国革命年代的优秀文艺作品。正是这些作品的集体诞生，使新中国的阅读史出现了第一次热潮。
　　为什么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快就出现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热潮？其实，先于开国大典两个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就已经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开局定好了调。这次大会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确立的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积极响应号召并与这种文学观相一致的作家主要来自解放区，或者是在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正是他们成了新中国文坛的主角，用他们熟悉并习惯的方式讴歌新中国和革命战争。
　　确实，并不是任何人都有条件、有资格来讲述革命历史，涉足这一题材的创作领域。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红色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作者大多是所讲述事件的亲身体验者，小说原型大多来源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比如，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杜鹏程写出了《保卫延安》，当过军区文化部长的吴强写出了《红日》，亲身经历战斗、当过武工队长的峻青写出了《黎明的河边》，部队指挥员曲波则创作了《林海雪原》，“中美合作所”的幸存者罗广彬、杨益言写出了《红岩》，有着地下党斗争经验的李英儒写出了《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在上世纪50年代，风华正茂的作家大都从解放区走来，有过战争生活经历。像孙犁、刘白羽、梁斌、吴强等都到过前线，像杜鹏程、峻青、茹志鹃、曲波、王愿坚等都有过军旅生活的经验。正是时代的给予和生活的馈赠使他们成为上世纪50年代小说创作的“中心作家”，并写出形态各异、多种多样的革命颂歌，形成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热潮。
　　相比之下，那些从国统区来的作家满怀希望拥抱一个新时代，但有的却没被新时代所接受。在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上，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根本就没有被提及，甚至沈从文、朱光潜等人连会都没有参加。因此，那些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在进入新中国后面临着几个共同的出路：有的调整自己的文学观，与党保持一致；有的就脱离作家队伍，另寻他途。
　　可是，创作风格的改造并不容易。有些作家由于习惯了黑暗中唱歌，习惯采用暴露讽刺的手法抨击时政，一时无法适应新生活，没有找到面对新生活的文学表达方式。有些作家，为了不被时代抛弃开始了自身改造。像巴金、老舍、曹禺等，应该说都是发自内心地去歌颂党和新中国，用习惯于揭露黑暗的笔写出人民的快乐。巴金在抗美援朝期间，在前线生活了7个月，并于1959年和此后的1961年分别出版以此为题材的两本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和《李大海》。而老舍放弃了擅长的小说创作写起话剧，但是，即使是《茶馆》也是以过去城市生活为背景展开的。1951年，曹禺主动要求编写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但由于主题先行，放弃了创作个性，虽经多次修改，剧本仍不成功。也有一批作家自找出路。如沈从文专注于文物和古代服饰的研究；现代“通俗小说之父”张恨水转而改编中国戏曲和民间传说；以《围城》而闻名的钱钟书专注于文学研究。而部分经过解放区文艺洗礼的作家，如丁玲、萧军、路翎等，在上世纪50年代的文艺斗争中受挫，创作没有能延续。

　　苏联文学：扬起理想之风帆
　　上个世纪50年代，进入中国读者阅读视野的除去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经典，再有就是苏联文学作品。据一份不完整资料的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17年间，特别是中苏热烈友好的5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中仅仅中长篇小说就在700种以上。
　　苏联文学的出版盛况与当时时代大背景相吻合。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和苏联的“蜜月期”。中国掀起一股苏联热，称苏联为“老大哥”，当时全国许多城市都有苏联援建项目，并建起了中苏友好大厦。简单说来，意识形态的认同加上权力“助推”，在中国形成了苏联文学热现象。
　　但是，对新中国的阅读者来说，苏联文学有什么地方吸引着他们呢？王蒙谈苏联文学的价值的一段话可以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王蒙说：“我个人以为，苏联文学的影响比苏联这个国家的影响更长远。前者毕竟是艺术，是理想，艺术与理想更多地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感受，更多地是满足人们的精神的需求。”王蒙把苏联文学与同期中国革命文学歌颂文学相比较，认为苏联文学有六大优点。一、苏联文学承认人道主义，承认人性、人情，乃至强调人的重要、人的价值。二、苏联文学承认爱情的美丽，乃至一定程度上承认性的地位。三、苏联文学喜欢表现人的内心。四、 苏联文学喜欢大自然和风景描写以及静态的细节描写。五、苏联文学有一种强大的抒情性。六、50年代的苏联文学界似乎已有一定的自由度。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阅读视野狭窄的情况下，苏联文学提供了革命战争历史题材难以提供的东西。因此，苏联文学热起来是一种必然。
　　其实，苏联文学的影响和价值，并不仅是反映在一代读者的身上，许多人至今都还有“苏联文学后遗症”。一位老人说，在学生时代，他对苏联文学简直是喜欢得不得了，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保尔的关于人生的沉思的名言被恭恭敬敬地抄在笔记本上，至今还能背诵下来。苏联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是表现人们高尚的品格和理想追求，对于教育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以及树立怎么样的理想信念，都是最好的教科书。所以，至今一提起苏联文学，很多人都会激起本能的亲切感。许多人都在苏联文学中看到过自己少年时代的梦想和青春时代的理想和信仰。特别是在现在，苏联文学所弘扬的理想主义精神，始终在现实中有着独特的魅力。可以说，上世纪50年代的“苏联文学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精神追求和道德面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那些曾经温暖人心、藏在记忆深处的苏联小说都有哪些呢？借着做60年阅读热点的选题，让我们回过头去，试着穿越历史的迷雾，一本一本地翻开那些泛黄的书卷，回望一下正在消失中的苏联小说。那个年代不再，然而那些“优良”的苏联文学，永远值得怀念。
　　（摘自《中国新闻出版报》）